在20世紀後半期書壇，沈尹默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雖然人們無法否認他作為當代書法先驅者的地位和爝火薪傳之功，但對其書法卻爭議頗多。
以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書壇創新思潮湧動之際，批評家率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沈尹默，指斥沈尹默書法媚俗匠氣，在現代書法史上算不得一流書家。
言詞激烈，批評勢頭甚猛，似乎只有清除掉沈尹默的現代影響，當代書法才能走上創新之路。
事實上，一個書家的歷史地位，首先來自他對書史的現實影響。而這種現實影響是由多方面因素構成的，並不僅僅侷限於書法本身。
一個一流的書家如果沒有歷史提供的機遇，他也無法產生一流的書史影響；而一個非一流的書家如果把握住了歷史的契機，則可能產生一流的書史影響。
如趙孟頫在書史上，算不得一流書家，但他承南宋書法之陋，於元代力倡書法復古主義，力矯南宋流弊，蔚成一代宗師；
歐陽修作為一代文豪，書法只是他的餘事，將其視之為“墨戲”，作為書家也算不得一流，但他對北宋尚意理論的倡導卻開北宋尚意書風的先河，蘇東坡書法尚意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即淵源於歐陽修———從而對宋尚意書風產生了一流的書史影響。
而與之相反，一流的書家如果不能主動地把握歷史，就可能會被歷史埋沒。
客觀公正地評價沈尹默，不能脫離他在現代書法轉型中復興帖學的歷史貢獻。清代中期以來，碑學的興起全面抑制了帖學的發展，以致碑學後期，帖學已經形成斷層。
而碑學發展到後期，食古不化的弊端也全面顯示出來。因而，後期碑學家，如何紹基、趙之謙、沈曾植、康有為都相繼放棄了純碑學立場，而走向碑帖兼融之路。
但雖然如此，碑學的主流地位仍然牢不可破，帖學只是作為一種書法因素得到潛在的認可，帖學體系還是處於被碑學全面抑制的狀態。
沈尹默在20世紀30年代書壇的崛起，打破了碑學的語話霸權，推動帖學走向復興，並由此奠定了現代書壇碑帖並峙的基本格局。
沈尹默也由此成為現代帖學的開派人物。帖學在現代的發展和重新獲得書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沈尹默登高一呼的獨力倡導。
如果沒有沈尹默這位帖學先知的啟蒙，現代帖學尚不知要用多久才能走出碑學陰影的籠罩。而即使從現當代書法的基本格局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沒有沈尹默的有力與焉，也無法形成現代書壇的多元化局面。
因而，就對現代書史的影響而言，沈尹默無疑是一位第一流的領袖人物。
毋庸諱言，與沈尹默同時代的不少書家比之沈氏毫不遜色，且有過之，如李叔同、謝無量、徐生翁、來楚生、王蘧常。但問題是較之沈尹默，他們只關注書藝本身，或以書為隱，或以書為文，或汲汲向古，遠離書法現實關懷。
而沈尹默則將自身的書法實踐與對現代書法的整體歷史進程的把握緊密結合在一起，干預書法的生存狀態與歷史走向，在碑學全面籠罩中，力倡帖學，開創了現代帖學獨立發展的新的歷史。
依我陋見，沈氏對現代書史的貢獻和書史地位，頗近似於趙孟頫、而且審美趣味、旨尚也幾近趨同。此雖姑妄言之，但亦絕非無根之論。沈尹默書法早年取法唐人，書格不高，曾被陳獨秀譏為“其俗在骨”。
遭此當頭棒喝，沈氏幡然頓悟，轉習北碑。後上溯魏晉，下逮宋元，奠定了一生取法“二王”的路子。沈氏於“二王”孜孜矻矻，窮心研悟，多有心得。如對“勢”的體認和對書法疾澀之道的闡發，都不啻為三昧之論，嘉惠後學，厥功甚偉。
但從帖學立場來看，沈尹默顯然存在著明顯的異化傾向。他一生以“二王”高自標置，但卻不僅沒有直入“二王”三昧地，反而離“二王”真境愈來愈遠。
關於這一點，沈尹默自身也許終其一生也沒有理解認識到，這對一生於“二王”念茲在茲的沈尹默來說，倒真是有些悲劇意味。
依現在的眼光來看，沈尹默書法的異化，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他的晉唐一體化取向，他在不知不覺中仍延續了元明人走過的路子。
這種來自“法”的內在阻力和牽制，使沈尹默對“二王”的取法受到極大干擾。受此影響，沈尹默書法流露出太多的理解，論功夫、技巧堪稱一流，論性情，卻過於貧瘠。
因而，“二王”書法所體現出的散淡、玄遠、虛和衝冥的意境在沈氏腕下很少得到反映。
“二王”書有鋒稜、有色澤，雖沖和虛澹，但內含骨力。所謂魏晉風骨，有風無骨則風流掃地，有骨無風則徒成雞肋。更有甚者，“二王”書於玄遠中尚自蘊一種狂狷不平之氣。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稱唐太宗《溫泉銘》最得“二王”亂頭粗服之真趣。
可見，如下筆不到狂狷也未嘗3夢到“二王”矣。“二王”書妙處都不在書，非力學可致。其法非法，於無法處求之或可有近焉。沈尹默書法病在為法所縛，功力厚，性情薄，實筆多，虛筆少，以斯求“二王”玄旨，所去愈遠。這也是沈尹默以其帖學先行者的一生艱苦求索為代價，所提供給當代書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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