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后半期书坛，沈尹默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虽然人们无法否认他作为当代书法先驱者的地位和爝火薪传之功，但对其书法却争议颇多。
以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书坛创新思潮涌动之际，批评家率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沈尹默，指斥沈尹默书法媚俗匠气，在现代书法史上算不得一流书家。
言词激烈，批评势头甚猛，似乎只有清除掉沈尹默的现代影响，当代书法才能走上创新之路。
事实上，一个书家的历史地位，首先来自他对书史的现实影响。而这种现实影响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法本身。
一个一流的书家如果没有历史提供的机遇，他也无法产生一流的书史影响；而一个非一流的书家如果把握住了历史的契机，则可能产生一流的书史影响。
如赵孟頫在书史上，算不得一流书家，但他承南宋书法之陋，于元代力倡书法复古主义，力矫南宋流弊，蔚成一代宗师；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豪，书法只是他的余事，将其视之为“墨戏”，作为书家也算不得一流，但他对北宋尚意理论的倡导却开北宋尚意书风的先河，苏东坡书法尚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即渊源于欧阳修———从而对宋尚意书风产生了一流的书史影响。
而与之相反，一流的书家如果不能主动地把握历史，就可能会被历史埋没。
客观公正地评价沈尹默，不能脱离他在现代书法转型中复兴帖学的历史贡献。清代中期以来，碑学的兴起全面抑制了帖学的发展，以致碑学后期，帖学已经形成断层。
而碑学发展到后期，食古不化的弊端也全面显示出来。因而，后期碑学家，如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都相继放弃了纯碑学立场，而走向碑帖兼融之路。
但虽然如此，碑学的主流地位仍然牢不可破，帖学只是作为一种书法因素得到潜在的认可，帖学体系还是处于被碑学全面抑制的状态。
沈尹默在20世纪30年代书坛的崛起，打破了碑学的语话霸权，推动帖学走向复兴，并由此奠定了现代书坛碑帖并峙的基本格局。
沈尹默也由此成为现代帖学的开派人物。帖学在现代的发展和重新获得书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沈尹默登高一呼的独力倡导。
如果没有沈尹默这位帖学先知的启蒙，现代帖学尚不知要用多久才能走出碑学阴影的笼罩。而即使从现当代书法的基本格局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沈尹默的有力与焉，也无法形成现代书坛的多元化局面。
因而，就对现代书史的影响而言，沈尹默无疑是一位第一流的领袖人物。
毋庸讳言，与沈尹默同时代的不少书家比之沈氏毫不逊色，且有过之，如李叔同、谢无量、徐生翁、来楚生、王蘧常。但问题是较之沈尹默，他们只关注书艺本身，或以书为隐，或以书为文，或汲汲向古，远离书法现实关怀。
而沈尹默则将自身的书法实践与对现代书法的整体历史进程的把握紧密结合在一起，干预书法的生存状态与历史走向，在碑学全面笼罩中，力倡帖学，开创了现代帖学独立发展的新的历史。
依我陋见，沈氏对现代书史的贡献和书史地位，颇近似于赵孟頫、而且审美趣味、旨尚也几近趋同。此虽姑妄言之，但亦绝非无根之论。沈尹默书法早年取法唐人，书格不高，曾被陈独秀讥为“其俗在骨”。
遭此当头棒喝，沈氏幡然顿悟，转习北碑。后上溯魏晋，下逮宋元，奠定了一生取法“二王”的路子。沈氏于“二王”孜孜矻矻，穷心研悟，多有心得。如对“势”的体认和对书法疾涩之道的阐发，都不啻为三昧之论，嘉惠后学，厥功甚伟。
但从帖学立场来看，沈尹默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异化倾向。他一生以“二王”高自标置，但却不仅没有直入“二王”三昧地，反而离“二王”真境愈来愈远。
关于这一点，沈尹默自身也许终其一生也没有理解认识到，这对一生于“二王”念兹在兹的沈尹默来说，倒真是有些悲剧意味。
依现在的眼光来看，沈尹默书法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晋唐一体化取向，他在不知不觉中仍延续了元明人走过的路子。
这种来自“法”的内在阻力和牵制，使沈尹默对“二王”的取法受到极大干扰。受此影响，沈尹默书法流露出太多的理解，论功夫、技巧堪称一流，论性情，却过于贫瘠。
因而，“二王”书法所体现出的散淡、玄远、虚和冲冥的意境在沈氏腕下很少得到反映。
“二王”书有锋棱、有色泽，虽冲和虚澹，但内含骨力。所谓魏晋风骨，有风无骨则风流扫地，有骨无风则徒成鸡肋。更有甚者，“二王”书于玄远中尚自蕴一种狂狷不平之气。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称唐太宗《温泉铭》最得“二王”乱头粗服之真趣。
可见，如下笔不到狂狷也未尝3梦到“二王”矣。“二王”书妙处都不在书，非力学可致。其法非法，于无法处求之或可有近焉。沈尹默书法病在为法所缚，功力厚，性情薄，实笔多，虚笔少，以斯求“二王”玄旨，所去愈远。这也是沈尹默以其帖学先行者的一生艰苦求索为代价，所提供给当代书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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