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輩子
——一個老公安的自述
左連友
一、美麗的家鄉馬鬃嶺
我的老家在納雍縣馬鬃嶺鎮的隴臥寨。站在寨子裡望去，前邊是吳王大坪箐口，左邊是鬥箐浪風臺，右邊是沙家大箐小丫口，背靠著的便是海拔2448米的雞場大巖頭——馬鬃嶺。
高高的馬鬃嶺，就像天馬行空，獨來此地，用厚厚的鬃毛化作屏障。夏天一片青灰，冬天一色雪白，擋住了天上的雲，堵塞了地上的路。隴臥還有一個古名叫歸中。這兒的官寨裡面有口大塘，月亮出來時，照在沙家大箐左邊的一堵巖上，巖中間長著一棵桫欏樹。岩石反射的月光映照在大塘裡，所以稱這堵巖叫“月亮巖”。傳說每當月亮出來的時候，就有犀牛來塘裡洗澡，採食桫欏樹葉，拜望月亮。因而有這樣一首歌:大田大南是納雍，犀牛望月是歸中，有田無水汪家壩，有水無田打角衝。
實際上，歸中具體指的是月亮巖腳。這裡不僅有山有水有塘有河，而且有樹有草有鳥有獸，很多很多，萬物歸來其中，因而得名歸中。歸中對人們是慷慨的，它有一個很大的杉木箐水庫，引出兩道水，一道輸到納雍，供全城居民飲用;另一道流到杓窩田壩巖上後，形成兩道百米高的瀑布。春夏秋冬，巖上都有各種各樣的花開放，特別是杜鵑花開的季節，來這裡欣賞，只見一朵紅雲，拽出兩條銀色的飄帶，讓人疑似九天仙女下凡塵。曾經有人寫過一幅對聯: 巖吊水，水吊巖，巖中出水; 豔山紅，紅豔山，山裡透紅。山水如畫卷，人在景中行，這就是我美麗的家鄉——馬鬃嶺。
1949年納雍解放了,勞苦大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政治上當家作主,經濟上徹底翻身.勤勞勇敢的馬騌嶺人民,擺脫壓迫,擺脫了剝削，自給自足一步一步地富裕起來，衣食住行全面鉅變。現在草房、土房天點燈風掃地的房子已經絕跡。交通過去是羊腸小道、泥爛路，一切都是人背馬駝；現在是公路鄉鄉通，村村通，四面八方通，而且是柏油公路。出門就坐汽車，坐上火車、坐上飛機，1950年冬，我去畢節進幹校，走路要三天半即住龍場區，維新區，畢節的朱昌區，三個晚上的店子，第四天才到達畢節等於走了三天半。現在坐車只要一個半兩個小時。
文化方面，過去是小學生少，識字的少，文盲多，現在辦學普及中學生、中專生、碩士生、博士生、留學生越來越多。僅我的家上輩九個只有一個識字。我的這輩只有一個親堂弟和我讀過書，下一輩就有大學生十餘名。還有一個孩子在國外經商發展得很好。
真是：
昔日此地一片荒，一年辛苦半年糧；
喜看今日此地景，衣食住行進小康；
今日此地盛繁昌，建地人間化日忙；
煤礦百餘微波站，遍地烏金是寶藏。
二、童年的生活
1931冬月，我出生在馬鬃嶺下的隴臥寨。家有兄弟三個，我排行老大。雖然住在物產富有的山區，我的家境卻十分貧寒。住的是土牆房，穿的麻布褲，打光腳板走路，十冬臘月，一雙腳要開好多裂口。晚上用滑竹點亮來照明，床上蓋的是秧被。一年四季吃雜糧，洋芋、糠蕎或者是野菜摻迸少量的苞谷面，過年時才能吃得上一頓油肉和大米飯。
我只讀過國民小學一年級和四年的私學。七歲便開始幫助家庭勞動，打豬草，割牛草，種莊稼，上山放牛羊，下洞挖燒火煤，出門背沙鍋買，什麼活路都幹過。日子苦得很。我們這樣一個五口之家，當時每年要用燒火煤近萬斤，煤炭有的是，就是難得挖。記得十四歲時，我和大一點的孩子去挖煤。他們體力好負責挖，我因年小體弱就負責運。從煤洞裡面運煤出來，是用一種船形的竹筐，每次拉一二百斤。有一次，我裝滿滿的一筐煤，使勁往外拉，拉著拉著，繩子“啪”的一聲斷了，我一下摔倒在地，雙腳重重磕在地上，膝蓋鮮血長流。由於沒有醫院也沒有錢去醫治，至今煤渣還嵌在膝蓋內。
小時候，我的右手有6個指頭。對比別人多一個的六指頭，我十分珍愛，常常用它掏耳朵，撓癢癢，小夥伴都十分羨慕這六指頭。記得那是五月間,父母帶我去王家衝薅苞谷。我邊薅邊往後退，一不留神，摔下坎去，打壞右手，六指頭腫了起來。也是沒有錢醫治，受傷的地萬化膿腐爛，六指頭掉了下來。我心疼的放聲大哭，母親看我這樣難受，就說這是命根子的一部分，用清水洗淨，刷上菜油，又用羊毛把它包好，放在櫃子裡。後來，家裡遭匪，六指頭連同財物一道被搶去。現在，我的石手上，六指頭只剩下一個硬硬的小包，許多人以為是瘊子，問我為什麼不割掉?我只能慘然一笑。
三、讀私學啟蒙
我的父輩有九弟兄，只有八叔左金銀讀過私墊，其餘的叔伯都是文盲。到了我這一輩，我和一個親堂弟左連方讀過私學和國民小學。
我10歲時，在中嶺街上讀私學啟蒙。先讀的是《勸世人》，後來在大土砦、海雍、車家巖的私學讀《四書》。那時讀書艱苦，要走10多里路，遲到了先生打屁股;回到家裡，還要邊勞動邊背書，背不了書，第二天先生要罰站。
當然讀書很有趣，儘管早出晚歸，風來雨往，我背得許多唐詩宋詞，明白了好些做人的道理。記得一個夏天放學後，年紀已有40多歲的先生，帶著我們七八個學生下河洗澡，嬉水遊戲，玩得很開心。先生說，這就是孔夫子志趣: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詠而歸。” 先生的話，我記住了，只是當時不明白，如今到了遲暮之年，方才恍然大悟:人生是志趣，是要回歸大自然啊!
也有憋氣的時候，班裡的有錢人家的學生，老愛欺負窮人家的學生。有一次，一個有錢人家的學生，諷刺一個窮人家的學生，說他飯都吃不飽，還要讀書。窮學生委屈地哭了。先生來問是誰“逗”的?誰都不敢講是有錢的學生逗他的，結果每個人被先生打了三個手心。
憋著這口氣，我和幾個窮同學設計，在有錢人家學生上學的路上，挖了個“陷馬坑”，坑裡灌滿水，上面用樹枝蓋好，再撒上土。有錢人家的學生，落進“陷馬坑”，衣服褲子全是泥漿，哭著去告先生。先生只是笑了笑，沒有追查，我們幾個小夥伴，為此高興了好兒天。
四、拉兵遺恨
舊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拉兵派款是家常便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是拉兵的口號。我的父輩有九弟兄，每年拉兵都躲不過去，弄得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擔驚受怕。
1945年5月的一天，天還不亮，就有三四十個鄉保丁，把我家團團圍住，抓我的九叔左金友去當兵。他們把我九叔的石手打傷，綁起繩子帶去鄉公所。看著九叔被綁走，我哭著要九叔。我母親張秀生把一家人叫到一起說: “被拉兵去打仗，是死路一條，一定要把小金友救回來。”全家老幼拿的拿扁擔，拿的拿竹竿，追到小衝口時，把鄉保丁追跑了，九叔得救了，可是闖大禍了，金家老幼白天不敢出門做活，晚上不敢在家睡覺，多數時間都是在山上巖腳躲著。一個晚上在巖腳睡覺時，九叔對我說:“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呀!你要好好讀書，將來才有出路，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在心裡就立志要有真本領來保護家人，（但遺憾的是後來我有了工作做了官也沒有惠及家人）。”過了幾天，鄉自衛隊長率領10餘個鄉保丁來，說我母親組織人把他們的人打傷了，要捉拿我母親去鄉公所。當時我母親到新房子去了，這些人便追去新房子，等他們到新房子時，我母親又轉回家中。就這樣錯過時間，錯過了路徑，我的母親才躲過了一場災難。其實母親是有智會的人，她總是躲得開災難，後來鄉公所派人帶話，你家人打得兇，拉兵去又跑回來，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由你家出錢，我們另找人去當兵。沒得辦法，只得將一頭耕牛趕去安順，賣得小洋300元，全部交給鄉公所。可過不多久，又來抓兵。家裡年輕一點的人全部跑上山。我60多歲的祖父左國全一人看家。鄉保丁抓不到年輕人，就把我祖父捆去納雍，送進大牢，日夜捆綁吊打，還上了“灌馬桶”等刑罰。一個多月後，家裡湊了500餘元小洋交上去，才把祖父放回來。
我們這個家庭最終還是沒擺脫被拉兵的厄運。第二年的秋天，我的小花叔左金花去鬃嶺趕場，又被鄉丁們抓住，捆進了鄉公所。同時被抓的還有一個叫吳正志的，他是獨兒子，鄉公所為了詐錢，也把他抓了。關在鄉公所裡，吳正志見我小花叔老在哭泣，就來給他壯膽子。吳正志說:“老哥不要怕，叫他們把房子曬乾點。回來再給他們算賬!”可是他們再也沒有回來了，我的小花叔死於安徽省蚌埠市，吳正志至今下落不明。兵荒馬亂時期，客死他鄉的又豈止是我的親人。
五、農場魚水情
1949年農曆冬月，納雍解放了。當時在農村，我算是有文化的，明白只有共產黨才能幫助勞苦大眾擺脫剝削壓迫的道理，人民當家做主了。我成為了積極分子，參加清匪反霸，查田平產，減租減押等工作。
1950年12月，組織上派我去畢節進幹校，一路上住龍場、宿維新、過朱昌，走了三天半才到畢節。（現在去畢節只需要一個半鐘點）
在幹校一年多的時間，我學習了毛澤東主席《中國社會各階段分析》等著作，學習了中央的《土地法大綱》，聆聽過許多老革命、老領導作的報告，深深地懂得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堅定了跟共產黨走，建美好家園，過幸福日子的信念。
幹校畢業後，縣裡直接把我分配到龍場區公所工作，先任文教幹事，1952年任區公安特派員，1956年任區委委員，1958年任區委常委，主要負責全區的公安保衛工作。在這裡，我整整工作了十年。
龍場是當時納雍縣的一個大區，有12個小鄉，面積290·21平方公里，人口28000多人。我的職責是保障黨的中心工作順利開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是基層公安保衛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採取的工作方法是，以中心帶業務，以業務保中心，下去一把抓，回來才分家。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農村工作十分艱苦，要深入基層邊遠鄉村去，走的全是泥濘小路，沒有旅社，沒有飯館，沒有出差費，也沒有星期天，特別是從事公安工作的人，基本上沒有節假日。下去就是在群眾家吃住，每頓給糧票半斤， 人民幣5分到8角不等。同群眾是真正的魚水關係，同吃同住同勞動。與鄉村幹部是同志兄弟關係，沒有上下級之分。
就憑著一雙腳，我遍了龍場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知道12個鄉的大大小小地名，瞭解各個寨子裡成年人的姓名、面貌、特徵、歷史、職業和現狀，對公安工作重點對象的基本情況，做到了如指掌。
1960年，我調縣公安局工作時，龍場區的幹部對我依依不捨。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甚至是將來，我都十分懷念那段兄弟般的同志感情、魚水般的幹群關係。
六 在刑偵第一線
調納雍縣公安局後，我擔任副局長，分工抓刑偵和治安。後任局長，任縣政法委副書記十年，併兼公安局第一政委， 隨後任人大副主任一屆。
公安工作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就是看抓治安大面積防範工作和抓好現刑案件的偵破工作。就要與各科所、隊搞好團結，同廣大幹警深入到邊遠山區，深入到第一線，深入到基層，依靠基層、依靠組織、依靠群眾，走好群眾路線，才能做好大面積的防範工作，才能及時偵破各種案件。
1961年發生的平山鄉商店犯罪分子挖地道潛入的盜竊案，縣公安局接報後，讓鄉政府一保護好現場，並通知黨員積極分子到鄉等待，我親自率領幹警立即趕到，一邊組織勘查現場，一邊進行座談，與群眾共同分析案情排查作案嫌疑人，三天就抓獲犯罪嫌疑人,人贓俱獲。
1960年沙包鄉扯瓜河五保戶被殺案，我帶領偵查人員前往偵破，在一姓陳的群眾家吃住，召開骨幹會、群眾會，五天就破獲此案，抓獲了作案的罪犯，同年姑開區馬擺公社翟姓女孩遇害一案就是通過走群眾路線和政策攻心破獲的，當時掌握的案情是：民辦衛生所有一個醫生去瞿家看病，叫門時沒人應答推門進去，見到地上全是血，躺著一個人，床上還睡著一個人，棉被下有一雙腳露在外面。嚇得他轉身就跑,這位醫生當時一沒有進去看，二沒有報案。瞿的妻子從地裡回來，見到地上一灘血，床上睡的是自己的女兒，已經死亡，這才報的案。由於現場遭到破壞，沒有把好現場關，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只認搶走東西，未行兇殺人，先後四次報上級部門均未批捕。通過在群眾中的瞭解，我們感到這個犯罪嫌疑人絕對不僅僅是隻搶東西未殺人。
我同預審股的同志把犯罪嫌疑人帶回姑開，進行政策攻心，保護他不受受害者打罵,在生活上照顧他，很快他如實交待了整個犯罪過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天他悄悄鑽迸翟家，正在偷瞿家苞谷面時，被受害人發現。遭到阻止，他見事情敗露,便用薅刀挖受害人頭部,將其殺害。犯罪嫌疑人作案後正要逃跑時,突然有人叫門。他出不了門，便睡到床上用被子蓋上自己,等外面叫門人走後，他起來將受害者抱在床上用被子蓋好，背上盜來的苞谷面和鹽逃走了。這個案件主要用政策攻心，在群眾中在瞭解情況，保護犯罪人的權利,才儘快了結此案。
任公安局長期間，記憶猶新的有一件事。都勻有一位姓張的人，以來納雍投資辦廠為名，將自己的女兒帶來納雍，以今後在各萬面支持納雍為條件，要求縣裡安排女兒的工作，並指定安排在納雍公安局看守所。在縣相關領導的同意下，其女如願安排到公安工作。
然而女孩在縣公安局工作近年半多時間裡，工作不好，表現不佳，引起局班子的注意，經瞭解此人確實在警校讀過書，因作風問題被學校開除回家;來納雍工作一無檔案，二無組織行政介紹信，局黨組向縣委彙報了情況提出將其辭退。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由我負責，縣婦聯，縣經委等部門參與來做工作，於是。我們藉故要去找都勻某某人推銷大理石，要她帶路。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好，一路上她十分高興沒有生疑。到都勻後，我們向當地人事部門告知了她的情況，迅速將其送回家中，交給她的母親 (其父不在家)。這件事情的處埋十分順利，既挽回政治影響，又純潔了公安隊伍。我們返回納雍後，縣委對我們的處理做法，大加讚揚，十分滿意。這件事對我們現在是有啟發的，有些部門明明知道有些人不能夠用，但是出於情面和關係的複雜，又沒有策略，也就聽之任之，時間長了就形成的關係網和群帶網。
七 我成了特大“黑牌”人物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提出了橫掃牛鬼蛇神，革過去革過命的人的命，踢開黨委鬧革命，什麼條條都是黑線專政，大搞鬥爭哲學，大批劉鄧路線，大搞全面專政，混我為敵。1967年，上海奪權發生“一月風暴”，隨後從中央各部門到各省市縣區鄉全面奪權，便全國成千上萬的老幹部靠邊，批鬥、關押被迫害致死，造成政治上動亂，經濟上崩潰，思想上混亂，組織上煥散，工作上癱瘓，工人不上班，學生不上課的局面。
文革也使公檢法機關遭到徹底破壞，大批公檢法幹部遭到誣陷迫害，被批鬥幹警無數，迫害致死的不少。特別是1968後提出的“反右傾翻案風”和“三反一粉碎”，各種報刊發表文章，耍砸爛公檢法，說舊公檢法十七年來，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從中央到各省市層層召開徹底砸爛公檢法的誓師大會，號召群眾立即行動起來，向反動公檢法大舉進攻。
納雍縣在縣電影院門口召開誓師大會後，七月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政法幹警，集中去畢節地區倒天河麻紡廠，砸爛公檢法學習班。一批幹警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分開關押，遊鬥批鬥，限制了一切人身自由。
納雍縣的我、蔡以根以及其他縣的一些“現行反革命”，在畢節軍分區大操場和畢節大街丁字路口接受“萬人”批鬥。在畢節大禮堂和麻紡廠批鬥時，有千人以上。白天勞動和接受批鬥，晚上寫檢查。當中，我的黑牌最大最重,四尺多寬，一尺多長;我的大字報最多，納雍所有街道房子上廁所內都有，甚至貼到貴陽大十字。在畢節倒天河住地和我睡覺的地萬，蚊帳上全部掛滿，當時我成了省地縣的特大“黑牌”人物。
為什麼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呢?因一次我在公檢法全體會議上，動員廣大幹警時說過，毛主席講保衛工作十分重要，必須盡力加強之，周總理講國家安危公安繫於一半，我們納雍的政法工作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保衛了各個時期黨的中心工作，保衛了全縣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全縣人民是公認的，我們的政法隊伍是純潔的。現在提出公檢法十七年來是執行資產階級專政，必須徹底砸爛舊公檢法，我當時表態我是想不通的，這種提法和口號是十分錯誤的。所以造反派們在批鬥時說，我是對抗砸爛舊公檢法，對抗文化大革俞，對抗黨中央毛主席。
在關押期間，不準寫信，不準接見親友，不準私自外出等，打開水、解大小便要排隊，一切都耍報告看守人員。我弟弟左連義從大方趕來看我，他們不準探望。我的母親擔心我把身體拖垮，省吃儉用每月給我寄來人民幣伍元，補助我的生活。老同學趙文木、好友周後榮等給我送來香皂、肥皂、牙膏等用具，也不敢講自己的真名。這份友情真的讓我永生難忘，1967年納雍縣先後三次奪權，我受到批判鬥爭。68年全國性砸爛“反動公檢法”和“三反一粉碎”，我就被關押畢節倒天河半年多，限制了一切自由。在當時我又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勉勵自己：
水前石阻起浪花，
全國內戰亂如麻 ；
真理光輝擋不住 ，
冬天草木春開花。
八 打拐救人 還人公道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貴州婦女兒童被拐被賣的事情經常發生，引起了公憤。1987年，我已任縣政法委專職副書記、縣公安局第一政委。當時全縣十個區的範圍內發生的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許多家屬到縣政法部門，要求政府給他們撐腰，找回被拐賣的親人。
針對群眾的呼聲，我們組織人員對各區鄉普遍開展了調查，收集了被拐賣婦女的姓名、時間、去向地址、嫌疑對象等，向縣委作了全面彙報。縣委、政府決定在縣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撥款4萬元，由我組織帶領公檢法司、婦聯等有關部門10餘人，由納雍出發到山東、福建、浙江、河北、河南、江蘇、山西、 安徽等地進行取證，找到被拐賣的婦女、人販子以及買主。
在近兩個月時間裡，我們跑遍了8個省36個縣市，81個鄉鎮，找到受害人249人、買主和中介人500人，涉及此案初步掌握案犯92名，6月開展行動至10月底收捕180人、批捕93人、起訴22件53人，追回贓款5.4萬餘元。
1992年，我又帶領工作組去安徽、江蘇、河南、河北等省，開展調查取證工作，初步確定收捕80餘人。回縣後製定行動方案，由政法委牽頭組織力量統一行動，抓獲70餘人，收贓款4萬餘元，公開捕判一批，遏制了拐賣人口的勢頭，穩定了社會治安，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兩次外出打拐，為了節約開支，節省時間，我們沒有坐過火車臥鋪，沒住過一個像樣的旅館，沒有遊山玩水，特別是在被受害婦女向我們哭訴她們在路上和被賣去的家庭中被打罵、被汙辱，逃出來被抓回，長期軟禁，失去自由，要求我們解救時，我們每個人都十分同情，也受到教育，增強了工作責任心和打拐的決心，盡力把材料搞紮實、細緻、完整、全面。有的地方山區公路不通。交通不便，就靠步行去收集材料，不達目的決不回來。我在途中生病發燒十天，有一天燒得我心裡真是難受，我太想吃一個水果涼涼心，但是這麼多人在一起我又怎麼好意思搞特殊呢？
令人欣慰的是，解救工作歷來都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如九區被拐賣的19歲彝族少女王某，解救回來後，我們到其家中時，其父對我們說: 自從女兒被拐走後，我們全家天天想念，天天流淚，不知她的死活，生產不安心，晚上也睡不好，時時刻刻都掛在心頭。王某回來後，我們全家團圓，全家高興，感謝你們解救了她。他要我們在他家住一天一晚，殺一隻羊招待感謝我們，我們謝絕了。中嶺區杓窩鄉壓落箐（當時的地名）陳某的女兒和一個侄女被六枝的拐犯肖某拐賣到河南省某縣，我們將兩個少女解救到當地招待所時，兩姊妹一見面就抱頭大哭，陳某萬分高興，當面給兩個孩於說：不要哭，要好好感謝政法部門的幹部們，回去要好好聽大人的話。陽長區（當時地名）的張某被拐賣去浙江的蘭溪，我們解救回來後，親手做襪底送給我們政法幹部以表示感謝。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政法系統開始了撥亂反正工作。我是畢節地區九個縣的公安局長中第一個去中央政法幹校學習的。回來後，我大膽地、積極主動地做好自已本職工作，同時對我們過去錯誤處埋的幹警和社會上處理擴大化的案件，實事求是地落實政策，進行平反糾正。如原龍場區營業所的主任王某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開除工作。平反後他說：“我20多年抬不起頭，哪個曉得會有今天，我會成為好人，還是共產黨偉大英明。三中全會的路線萬針政策正確，我要教育好我的子孫，永遠跟共產黨走，不做違反政策的事情，我也要安穩過好我的晚年生活了。”
九 忠孝不能兩全
我工作43年，其中政法工作近40年，40年中沒有虛度年華，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政法工作搞好。但在家庭責任上，我卻是個不合格的“頂樑柱”。我的工資低，除自己的父母親外，有十口人吃飯，我和愛人全力以赴工作，沒有時間照顧老人和孩子。六個孩子全是岳父、岳母扶持長大的，二位老人的功勞是第一。
另外是我的妻子鄒佑倫付出的很多，文革中，我被批鬥關押，她一個人既要堅持搞好自已的工作，又要操勞一家人的生活，三個孩子一齊出麻疹，全是她一個一個的背去醫院治療；六個孩子考取學校都是她親自送去學校的。在當時來說，各方面壓力特別大，作為女同志已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極限。
我作為一家之主，對老對小都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六個孩子都是在我們兩個大人勤政廉潔、努力工作的影響下，從小到進校讀書，就養成勤勞的好習慣。下河撈石頭，背石頭賣，割草賣，提小箐溝水賣，背煤燒，守水挑水吃，樣樣都做，學習都是很好的，都是自己考取學校的，自已走上工作崗位。街上的居民們讚揚說，我們教育有方，孩子個個都爭氣。我的母親，解放後任農協會婦女主任，參加查田平產、減租退押，隨後參加工作。先後在中嶺區和楊家營街上、陽長區的海摩、居仁區的王家寨街上孤兒院工作，後任雍熙鎮烈士陵園和福利院院長。母親把全縣無家可歸的數百名孤兒扶持長大成人，工作到1980年病故。一輩子我沒有很好地照顧過母親，感到十分內疚。
四位老人去世時，有三個我都沒有在眼前，特別是我岳父鄒才山於1970年4月去世，晚上過世，第二天中午就安埋，全是我妻子一個人在眾親友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服侍上山的，當時我外出到黔西搞工作。回到家聽妻子講完經過後，我從內心感謝幫我把老人抬去山上的親友和同志們，他們沒有抽一隻香菸，沒有喝上一口水，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十 抗爭病魔 親情如歌
我一生的病比較多，有過肺氣腫、胃下垂、十二指腸潰瘍、甲亢等，但從未讓我倒下來停止工作 。
2001年6月在貴陽醫學院確診患了喉癌，必須立即手術。6月18日上午8時，在親人們焦慮關切的目光下，我走進了省人民醫院手術室，中午一點左右，手術圓滿成功。
檢查中、住院中，沒人告訴我患了癌症，可是我從醫生和親人們的眼神中明白了自己患的是什麼病。我知道醫生的規矩不能告知，親人們也是怕我知道是絕症失去治療的信心和產生悲觀的念頭。可我做了一輩子公安保衛工作，練就的是堅強，所以我想得通，不管什麼病一定要自信、一定要堅強、一定要頂住。
一個重症晚期病人能夠活到今天，在很多程度上是親情友情和組織上的關心在支撐著我。
我有六個非常有責任和孝心的孩子。老大左群在我生病的第一時間把自己的積蓄一萬元先墊上交到醫院，還負責全部後勤工作。她本來也是一個堅強的公安戰士，但是因為我生病，她流了很多的眼淚。老二左勇是我的長子，從開始檢查病到住院的80多天裡，他白天晚上護理我，餵飯喂藥，抽痰、抽血水，抬屎抬尿。當時醫院的醫護人員都為我們的父子之情動容。老三左萍從檢查到住院的全部過程，與各方面的人員溝通聯繫，找最好的醫生給我做手術。老五左敏是一名教師，時間上不太好安排。老三、老五在離省城兩百多公里的地方工作，她們就隔三岔五地來回跑。老四左軍，當時在德國工作，為了我的病專程回國，多次與醫生溝通，徵求意見，尋找最佳方案。我最小的孩子是一個女兒，她專門請了假護理我，幫我擦洗身上。女婿、外孫、孫子們都盡心關心我、照顧我。我的親友們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後，從數百里遠的地方來看望和安慰我，有的為我多次送來雞湯和營養品，有的為我流不少眼淚。
手術時和手術後，許多領導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到醫院看望和安慰我。原地委政法委副書記郭澤貴、縣委政法委副書記趙慶和，手術時都在場。手術後，原縣委書記周榮、副書記譚正兵，縣長宮曉農，地區公安處副處長周兵志、省刑偵總隊隊長陳興餘，離休幹部、原地區公安處政治部副主任王述寶先後到省醫看望和安慰我，對我的治病起到很好的作用。
回望我走過的近80年的人生路，我見證了這片土地的滄桑變化，並與她一起歷經了風雨彩虹，我這一輩子，無悔。
注：摘自《畢節日報》（2008年12月26日-29日連載），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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