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历朝历代外国的商人、使节、旅行者以及明清两朝的外国传教士带来诸多了有关外部世界的认知，但是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想象，主体上没有变动的，古代中国长期以来都固着于这样一个经典图景：天穹如盖，大地方正，中国居其中，四夷环绕于外。在那些通常题为"禹贡"、"贡职"、" 舆地"的天下地图里，中国不但占据中心位置， 而且占据地图的大部分空间，四夷则散布四周，二者之间位置以及大小，象征文明与野蛮。
禹贡九州图
传统天下观以一个简单的等式关系总结，天下=中华世界=中心+周边=我族+他族=华+夷=中国+诸王国=皇帝+国王=宗主国+藩属国，地位上来说，中国皇帝作为中央之国的皇帝自是至高无上，皇帝命令理藩院或礼部管辖藩属事物，是一种上对下的对外关系。这种天下观，自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近现代的地理学传入中国，遭到了直接挑战。
1602年利玛窦绘成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中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有关五大洲的知识，将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展现给了中国，久居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观念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幅地图在绘制时相较于真实地理，他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他把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转移，在地图左右两端各留下一条边，使中国正化在图的中央。
万国坤舆全图明朝部分
纵然如此，该图仍然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清初魏溶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如此评价此图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感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图，洗洋窄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面鬼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
1773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再次向乾隆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来曾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任阁老、九省任疆臣，被称作一代文宗的大儒阮元在其著作《畴人传》中对此图的评价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来说，在未收到足够大的冲击前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中国在世界上并非中央之国的现实。
改观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后数年，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在这几年间，陆续出现了几本关于介绍世界的书籍，不甚出名的有梁廷将的《海国四说》、 姚莹的《康輶纪行》，影响深远的有魏源的《海国图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一书的作者徐继畲时任福建巡抚，他在这本书中除日本和琉球两国地图之外，其余各国地理均使用西方所绘地图，并且他书中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全球五大洲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经纬度划分，代表了当时中国对世界历史地理最高水平的认知。
此书的地图客观写实，如此一来中国位居世界之中的理论自然无法存在，但徐继畲迫于当时大环境，他虽然对世界地理已经有了这般多的了解，仍然要在书里声明"坤舆大地以中国主"，他最初是把《皇清一统舆地图》放置到亚细亚地图之后，先列各大洲再列具体的国家，此举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的同乡好友张穆见了之后却赶忙提醒他必须要把中国的版图单独放在卷首，即必须把要中国和外夷区分开来，并提醒他当年徐光启就是不甚注意这些以至于"负谤至今"。徐继畲听后确实是害怕了，不但把《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到卷首，又在书中特意加上"此书专详域外"表明没有任何中外对比的意思。而写亚洲又不可能不提中国，他在这部分内容将中国形容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
徐继畲
不光是徐继畲，魏源同样受到当时大环境的限制，他的《海国图志》在最后附加的部分牵强的加上了一部分内容，强行去论证当今的五大洲其实就是坟典中说的四大部洲，亚欧非三大洲实则均为南赡部洲，美洲大陆则为西牛贺洲，而东胜神洲和北俱芦洲现在尚未发现，而关于中国并非世界正中的中央之国，他根据坟典解释，坟典有云，南赡部洲有四主，"东方人主，南方象主，北方马主，西方宝主"，中国既然位居东方，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是"人主"，中国之所以为中央之国，并非地理居中，"谓其天时适中"。
魏源和徐继畲为了能让介绍世界的著作可成功发行做了诸多牵强附会，只是希望在闭塞的大清有更多人能了解真实世界，但他们的著作在当时仍被视作歪理邪论，不曾为人重视，甚至可以说两次鸦片战争中间的二十年间，中国传统天下观依旧无甚变动，甚至不光是深受传统儒学思想教育的清廷高官，就连受西方影响颇深，搞出来拜上帝教的洪秀全也是类似的思想。
洪秀全
洪秀全治下的太平天国对西方人态度十分友善，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外交辞令上长久以来太平天国也和清廷无二，洪秀全对西洋各国仍然视作进贡的番邦，以"天下万国太平真主"自称，还曾经下"御诏"给英国代表，说"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指清廷）""替爷替哥杀妖魔"。最早醒悟过来的是洪仁玕，他总理太平天国朝政之后，所著《资政新篇》中介绍世界大势，认为旧的华夷观念已经过时，当今世界国与国的交往当以信义相示，彼此平等往来，在他的主张下，洪秀全后期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文书中使用"照会""贵国""贵驾"等平等词句。比较讽刺的是，清廷正式有人公开宣称要摒除夷夏观念，视中国为万国之一的，却要到1875年郑观应的《论公法》一书才有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唯有理藩而无外交，1861年，在列强的要求下，清廷总算是设立了总理衙门这一有外交部性质的机构。然而总理衙门的设立从头到尾都显示的清朝的不情不愿，首先这个衙门一切就简，就连选址都是选的一处民宅，又怕列强不高兴，把民宅大门草草改成了衙门的样式，而总理的衙门的大小官员都是兼职，都在暗示着此衙门级别低于正式的衙门。
总理衙门
不论如何不情不愿，总理衙门的设立仍然是初步破除旧有天下观，向世界接轨的重要一步，之后数十年间清朝和外国的接触，也开始以《万国公法》为论据和外国争辩，在庚子事变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成为正式部门，这中间的数十年清廷的态度有时理智有时又抱残守缺。举例来说，1876年郭嵩焘成为了首位驻外大使，在当时看来，无论是外国大使常驻中国还是中国派遣大使驻外都是一件十分耻辱之事，郭嵩焘是湖南人，当时全湖南士绅阶级都以他为耻，扬言要开除他的省籍，此时倒是慈禧太后等人坚决支持了郭嵩焘，使得这次中国首次派遣驻外大使之事得以完成。
然而哪怕是总理衙办理了几十年的对外事务，后来权能越来越大，清廷在庚子事变遭受列强强迫之前一直都不愿意把这个部门转正，足可看出朝野上下对传统天下和与世界接轨的矛盾心理。总理衙门一日是一个临时部门，就说明在清廷官员的心目中，中外就仍有高低之别，上下之分。
理藩院到总理衙门再到外务部，这是对外机构上屈从于国际体系，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变动就是对外的礼仪。最大的争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外国使臣面见中国皇帝该不该下跪？"关于下跪的礼节问题，最出名的自然是乾隆朝的马戛尔尼来华事件，最后马戛尔尼给乾隆皇帝行了单膝下跪的礼节。
马戛尔尼对乾隆单膝行礼
英吉利的"贡使"见到天朝大皇帝竟然没有规规矩矩的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对当年的清朝自是深以为耻。为了面子，"英国人双腿僵硬，倒地后无法起来"这等谣言就这么传开了，可悲的是，纵然是林则徐这等识见高明之士竟然也相信了此等鬼话。同样的事情在同治皇帝亲政之时又发生了，按惯例他国皇帝亲政，外国公使会觐见皇帝递交国书，以表友谊。这本是很寻常的事情，但是关于外国公使是否要对同治皇帝下跪一事，又再次出现了争端。
起初总理衙门自是坚决要求各国公使要对皇帝行跪拜之礼，但遭到了公使们的严词拒绝，为此双方争辩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最终清廷毕竟拗不过列强，同意各国公使以西洋鞠躬礼在紫光阁依次觐见同治皇帝。毫无疑问，此事在当时清廷官员眼里，又是奇耻大辱，为了"天朝上国"的面子他们又编造了外国公使在见到天朝大皇帝时被天威所震慑的种种丑态：
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次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礼节，不肯拜跪。文相国等再三开喻，始肯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不复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以致之也。
同治皇帝接见各国使臣
此种行径虽然可笑可悲，但"天朝大皇帝"在礼节等级上失去了对外国的优越感之后，许多东西总归会慢慢适应，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就在这一步步的和近现代世界的接轨下破灭了。
閱讀更多 吟風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