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少年不懂谭嗣同，待到懂时已中年（公号：老会计学新知识）

1 苦闷的少年时期

谭嗣同在多年以后，还记得他七岁时的一次分别。

那年，他母亲徐夫人带他大哥回湖南浏阳完婚，把谭嗣同却留在北京，还对他说，一定不要太过思念。

谭嗣同点头答应。

当徐夫人上车，准备远去时，看着车子开动，谭嗣同还是目泪盈眶，但想到对母亲的承诺，还是强忍着没有掉下来（强抑不令出）。

别人问他，也始终一言不发。实际却是思念成灾，一天天身体消瘦了起来。

过了一年，他母亲回京，见他瘦得厉害，问他是不是因为思念的原故，他却又坚决不承认。

徐夫人心知肚明，深感欣慰，笑着对左右的人说：

这孩子倔强得很，自立自主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死了，也不用担心啊。

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徐夫人提到死。

三年后，谭嗣同二姐到北京治白喉病。很快，徐夫人，谭嗣同大哥，谭嗣同都传染上了白喉病。

谭嗣同也因此奄奄一息，昏迷了三天。当他苏醒过来时，才发现母亲、大哥和二姐都已经去世。对谭府来说，堪称人间惨剧。

谭嗣同字“复生”，即由此而来。

事后，谭嗣同回想起七岁时母亲说过的话，尤觉悲痛，仿佛冥冥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主宰着人世间的事情：

“嗣同初不辨语之重轻，乌知其后之果然耶？哀哉！”（《先妣徐夫人逸事状》）

母亲去世后，谭府姨太太当家，对谭嗣同二哥和他兄弟二人情近虐待，北京浏阳会馆里经常可以听到呵斥打骂声。

然而，母亲勉励他倔强自立的话，犹在耳边，谭嗣同唯以沉默忍受。

一个人，如果童年、少年时环境优裕，生活平静，会特别喜欢一种典雅的美，如普希金的诗，莫扎特的曲；但如果童年少年时生活苦闷，则没有心情接受那种典雅，倒是暴烈、粗犷的美，容易引起他的共鸣，如莱蒙托夫的诗歌，贝多芬的音乐。

谭嗣同童年少年时随父在任上，生活之地累迁，离别之苦常有，加上家庭遭遇纲伦惨剧，“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仁学-自叙》）。

因此，他的内心深处，会经常渴望一种冲破一切的暴力，会特别欣赏这种暴力的美感。

这大概就是他选择慷慨赴死的最初心理根源吧。

2 在浏阳的温情时光

1877年，光绪三年。

由谭钟麟推荐给左宗棠，谭继洵以京官外任，转甘肃秦巩阶道道台。时左宗棠任甘陕总督，已平定回民之乱，准备进军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

谭继洵以安葬妻子为名，请假几个月，率全家返回湖南浏阳。

回浏阳后，谭嗣同就读于涂启先私塾，与唐才常同学。

当时，谭嗣同13岁，唐才常11岁。两人后来并称“浏阳双杰”。

两人是否一见如故，没有史料记载，但谭嗣同称唐才常为“二十年刎颈之交”。

从十三岁到菜市口就义三十三岁，正好二十年。

在浏阳的日子，对于谭嗣同来说，是一段平淡而温情的时光。

谭嗣同渐渐平复了受伤的心，开始展现他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趣：

读书，与唐才常畅谈理想，学剑，跟唐才常父亲学古琴，学诗，练习书法篆刻，学兵法，学湖湘经世致用之学，接触算学、格致等西学——

3 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1878年，光绪四年春，谭嗣同随父亲赴甘肃。

年纪不小了，开始专心学习八股文备考，由父亲教他制艺文章。

谭嗣同涉猎广泛，思维跳脱，性格桀骜，要他像老学究一样，在规定的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按什么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收结的规定范式来写文章，简直要了他的命。

有一次，谭继洵看了他写的八股文，在日记中记道：七儿好弄，观其近作制艺文，不合式。

也就是说，不符合规范。

就像我们现在毕业写论文，一定要有什么概要，英文简述，参考资料之类的，一板一眼，马虎不得。如果不合符规范，老师连内容都不会看，任你惊才艳艳，没有一点用。

但谭嗣同也知道，科举是正途，耐着性子学习八股文。实在受不了，就提笔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字，令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谭嗣同认真地写着八股文，突然抓起宣纸，一撕两半，奋然出门。——太压抑了。

1879年，光绪五年夏，谭嗣同启程归湖南，秋天回到浏阳。从师涂启先学习八股文，进步很快，经常写信给谭继洵，夸奖谭嗣同学业有成。

1881年，光绪七年秋，谭嗣同到长沙参加院试，谁料出师不利，不中。

谭嗣同一度非常苦闷。如果他只是平庸之辈，或许能够接受，但他偏偏不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乃世之奇才，也可能会接受，偏偏他自视颇高。

十八岁的一天，他照了一张照片，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把玩，诗兴大发，填词一首：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首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孤独，峻峭，桀骜，自恋，就是我读这首词的第一印象。当时他才十八岁，感觉就有一种壮志难酬的失落感，应该是第一次参加科举失利留下的阴影。

在甘肃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必说，还是在父亲的督导下，勤习八股文，他深恶痛绝的八股文。但他坚决不去参加院试，如果再次不中，一个“老童生”的称号，太丢人了。谭继洵随即帮他捐了个“贡生”，之后就可以直接参加湖南省的乡试，中了就是举人，也算是正途。

4 策马扬鞭谭嗣同

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谭嗣同回湖南参加乡试，又是不中。

第二年，谭嗣同到甘肃，累试不第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甚至无法理解科场中的一些现象，说“闱中现象光怪陆离”，不可理喻。从此，他“决计不读一文，不立一义，我行我法，成功则天”。（《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写文章的天赋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是科举考试不能以才华论，甚至是不可知，完全靠天。这种想法也是对的，曾国藩当时也有“场中莫论文”的感慨。所以他决定就按自己的方式写八股文，不再压抑自己的天性，成功与否，交给老天吧。

于是谭嗣同开始放飞自己。

他有时会到他父亲所属的军队里去。当然也是湘军。我们知道，湘军有点类似于私人部队，只认长官，不认其他。

谭嗣同来到军中，军队以军礼见他，还设酒馔军乐，陈百戏来招待他，官二代啊。他却不屑一顾，喜欢与他父亲的亲兵刘云田骑马到山谷里驰骋。

有时候兴致一来，就带领一彪人马，私自出去：

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嘎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

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刘云田传》）

——这才是他喜欢的生活。

还有一次，他在《与沈小沂书》中写道：

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

这就是生活的暴烈、粗犷之美。我如今读来，依然心旌摇荡，神往不已。

5 人生最后一次科举，不中犹中

1894年，谭嗣同已年近三十，回长沙第六次参加乡试。这次考试有一点戏剧性。

当时，湖南省乡试的正副考官为编修柏锦林、御史蒋式芬，考题为“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谭嗣同起讲曰：“以生人者杀人，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

正副主考官对谭嗣同的文卷十分赞赏，正主考又认为他文章虽好，却锋芒太露，打算把他取为第二名，乃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

而副主考却不同意，还说：要取的话就取第一名解元，否则干脆不取。他俩争执不一，最后竟然未予录取。

真是“岂有此理”！

等到揭晓，才知是谭嗣同，两人都有懊悔之意。此事当时传遍长沙，成为人们的笑谈，遂有“不中犹中”的说法。

这事在中国政协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1961年版）和长沙及浏阳政协编的《嗣同公生平事迹补遗》（1988年版）中都有记载。

以常理而论，本不应该如此荒唐，但记录又言之凿凿，姑且信之吧。

这或许就是谭嗣同讲的“闱中现象光怪陆离”的原因吧。

自此以后，谭嗣同拒绝参加科举。

谭继洵没有办法，替他捐了一个知府。先到新疆帮湘军刘锦棠襄办军务，有功，保举，分派到浙江，后又改派江苏候补知府。

时间已到了1895年。

6 南京的官场生活

谭嗣同终于摆脱了梦魇一般的科举。这次到浙江、江苏候补知府，虽说是走的异途，非正规科举出身，但谭嗣同从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谁差，准备进入官场，一番作为。他在一首诗里写道：莫嫌南宋小京都，勾践钱镠有霸图。

谁知道，到了江苏南京之后，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把谭嗣同心中的火灭得无影无踪，他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

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

到此半月，日日参谒，虽首府首县，拜之数次，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又何论上官？

及上官赐以一见，仅问一两语，而同寅早已疑之忌之矣。

尤奇者，本地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而人闻其候补官也，辄屏之不见，並不答拜。

凡此诸般苦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

独至自思我为何事而来，则终不能得其解。

为君乎？

为民乎？

为友乎？

故官场所以不可來者，非有他也，不知其何所为而已矣。（《与欧阳中鹄书》）

谭嗣同完全陷入了迷惘之中，之前，是科举这个拦路虎，一直让他壮志难酬，如今好不容易可以一展拳脚，不料却是这样一个现状。

我仿佛看到一个青年，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去到衙门，陪着笑脸给门子递名刺，小心翼翼地给门子塞散碎银子，然后在衙门的门房里枯坐一天。

再想想谭嗣同在西北边陲，塞上风寒，朔雪纷飞，策马扬鞭，千里驰骋的英姿；

再想想他率百十健儿，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的洒脱。

为之一哭！

当时谭嗣同写《刘云田传》。刘云田是他父亲亲兵，与他们兄弟子侄都很亲近。

在最后结语时，说到仲兄，从子传简，刘云田都已去世，慨叹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规规然绳墨中腐儒矣”。

更是不忍卒读，令人弦然而泣。

只有人到中年，才知道此种悲哀，是何等扎心之痛。

7 那个跃马扬鞭的年轻人回来了

然而，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区区江苏官场还不能妄自菲薄，自此消沉。

很快，谭嗣同就交上了一位好朋友，杨文会。杨文会，字仁山，曾以参赞身份跟随曾纪泽游历欧洲。精通佛学和西学。近代著名的女学者杨步伟，就是他的孙女。

通过杨文会，谭嗣同迅速结识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维新人士，彼此相见恨晚。谭嗣同在上海见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新奇设备。

比如，在给欧阳中鹄的一封信里，就详细描述了他见到X射线扫描仪的情景，还猜想多年以后，肯定会有机器直接描绘人脑内的梦境，遗憾自己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这个有点晕，估计我也活不到那个时候。

自此，谭嗣同彻底与江苏官场断了往来，潜心跟随杨文会学佛，并试图将中国的儒家学说（他称孔教），基督教教义，佛教理论，以及西方科学等所有知识全部打通，形成一个统一的学说。

一年后，《仁学》写成。

《仁学》一书，足以让谭嗣同名列清末思想家之列，其中不少观点，直接影响了杨昌济，进而又影响到了他的女婿，那位著名的湘潭青年。

略举几例：

君主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由民众选出来为大家服务的。

爱新觉罗是异种贱类。

人人生而平等。

还有如何对待西方各国，如何发展工商业等等，一整套自洽的思想体系。

有趣的是，他在论述人人平等的时候，竟然是用代数方程的方法来论证的，一系列加减乘除的组合拳，然后是左边等于右边，等式成立，因此人人平等。我看后只有一个大写的“服”。

整本书言辞激烈，直指本质。梁启超看过之后说，这样的思想，我写不出来，也不敢写。可见其大胆敢言。

——那个跃马扬鞭的年轻人又回来了。

（题图为谭嗣同在上海，与梁启超等维新人物照片，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瑄、“浙东三杰”之一的维新思想家宋恕。）

8 在长沙的激情岁月

与此同时，他还指挥在湖南的唐才常等好友，倡议成立矿务公司，主张民间商办，但限制利润水平，多余利润则大规模建设公共设施，以造福乡里。

不久，干脆辞官回湖南，与唐才常开设“浏阳算学馆”；倡议成立“妇女不足会”；倡议成立“南学会”；积极参与“时务学堂”的组建，等等。算学馆，不足会谭嗣同都亲自草拟章程。

当时组建时务学堂，湖南巡抚陈宝箴，学督黄遵宪等，都希望能够请到梁启超等维新派著名人士。

当时梁启超年仅二十四岁，为上海《时务报》主笔。由于是舆论界大V，自带流量，《时务报》销量惊人，老板不愿意放人。

谭嗣同亲往上海交涉，并侠心大起，扬言如果不放人，就直接将梁启超绑架到湖南长沙。

最后梁启超带了一位名叫李维格的西学编辑（时务报同事），另有两位康有为的弟子，到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也担任了教习。

时务学堂第一期招四十名学员，近一千人报名，蔡锷是被录取的人中年纪最小的。四十名学员淘汰二十七名，仅剩十三名毕业，除两人病死（包括蔡锷），有八人在1900年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中牺牲。

谭嗣同还把“南学会”办成了一个开启民智，并打算逐渐转化为湖南省议会性质的组织，筹划湖南一省自治，以一省带动全国，实现民主。

谭嗣同还到处演讲，以期开启民智，在《谭嗣同全集》里，记录了一篇演讲稿，纵论世界大势，中国危局，从日本，讲到德国，从土耳其，讲到缅甸。（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文后的附录）

梁启超后来在《谭嗣同传》中说：

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9 参与戊戌变法

总之，自从参与洋务维新以来，谭嗣同一扫三十年来挥之不去的阴霾，仿若拨开云雾，霎时阳光万道，前途一片光明。

然老天仿佛专门与谭嗣同作对。

时务学堂一学期结束，从学员带着讲义，作业回乡度假过年。

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以同化。

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

有的攻击学堂，有的劝诫梁启超、谭嗣同等，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一时舆论大起，全省哗然。

谭嗣同所倡办的《湘报》（报纸），《湘学报》（杂志），南学会，乃至矿务公司，均受到冲击。

谭嗣同因此大病一场。

转眼，时间来到1898年，6月，光绪下《定国是诏》，锐意维新变法。

谭嗣同以内阁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大病不能行，至9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破格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

《谭嗣同全集》中录有一篇代光绪草拟的上谕，可见当时变法措施推行的困难：

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

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

今將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国，朕不胜厚望。

旋即，9月21日，戊戌政变爆发，变法失败。

维新人士四散而逃。

读史到此处，每每掩卷长叹，殊以为恨！

恨谭嗣同大病，晚到京师，不然，变法措施可能不会如此激进。

以废除科举为例。

如果单看谭嗣同科举累试不中的经历，我们会以为谭嗣同举双手赞同完全废除科举，其实不然。

谭嗣同主张循序渐进，考虑周全。

他反复研究科举制度，发现之所以人才凋蔽，并不是完全因为八股文，即所谓制艺文章，而是全国考生大部分除了会写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长，不能做实事。

因此，他建议改革科举，增加西学的考试内容。不精西学，则无论八股文写得多好，概不录取。

而且，他还建议先从岁科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到院试、乡试等。（《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

其实，如果认真阅读谭嗣同亲自起草的各项章程，会发现谭嗣同办事极为稳妥。

以妇女不足会为例。

妇女不足会，是指倡导妇女不缠足。

谭嗣同并不是一纸空文，说大家不要缠小脚。而是又成立一个婚娶协会，让支持不缠足的男女青年自愿入会，然后在会中互相配对。这就解决了妇女不缠足的后顾之忧。（《谭嗣同全集》）

以此足见谭嗣同并非一热血青年，只会喊口号，而是注重办事实效，真正老成持重。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它总是冷冷地看着人世间，一言不发。

10 喋血菜市口

梁启超劝谭嗣同避难逃日本。

谭嗣同拒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长沙时，保守乡绅攻击时务学堂，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已有此说法：

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谭嗣同全集》）

还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从信中的说法来看，谭嗣同去北京就职，似乎早就准备好了杀身以成仁。他早就知道，新旧冲突，绝非温文尔雅，而是刀光剑影。

临行前，谭嗣同取下自己心爱的“残雷”、“崩霆”二古琴，与妻子李闰，对弹一曲，作变徵之声，似有易水悲歌之慨。

尔后作诗一首，赠给结发十五年的妻子：

婆娑世界善贤劫，

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

养亲抚侄赖君贤。

至长沙，赠唐才常诗一首，只遗残句：

三户亡秦缘敌忾，

勋成犁扫两昆仑。

从这两首诗里，感觉他就是奔就义而去，并非单纯为了一展才华。

也许，他早就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改革变法，并不如康梁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

谭嗣同踏着满地的烂菜叶子，在近万麻木群众新奇的目光中，走向刑场。

临刑前，他对监斩官刚毅说，“吾有一言”，刚毅不听。乃转头望向南方，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遂死于钝刀之下。

谭嗣同妻子李闰舟行湘江，闻听消息，冲出船舱，跳入江中。救起后，泣诗一首：

前尘往事不可追，

一寸相思一寸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

与君相逢横塘水。

时唐才常应谭嗣同召唤，准备进京，才到武昌，闻听消息，大哭，致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巨，箫声呜咽；

今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读史至此，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谭嗣同在西北，冰天雪地里策马奔驰。

谁能想象，谭嗣同垂垂老矣，病死床箦的景象。

或许，英勇就义，血洒刑场，就是谭嗣同心中最美的场景。

这就是他热切渴望的——暴烈之美，粗犷之美！

（题图为王西京先生的画作《远去的足音》）

附录：谭嗣同在南学会演讲稿（繁体）

今日所以立學会之故，諸公已講清白。愚再就中國現在情形論之。

溯自道光以後，通商諸事，因應失宜，致釀成今日之衰弱。

日本乃亞細亞之小國，偶一興兵，即割地償款，幾不能國。

而德國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淩，凡有人心，其何以堪？

即如土耳其國，居歐、亞之間，不修政學，不入公法。中國昔日亦輕視之。或以土耳其比中國，中國輒以為恥。

乃自俄、土戰後，略有變法之意，其教宗以戰死為登天堂，民心因而固結，同仇敵愾，頗似聯合學會光景，故前年遂能戰勝希臘，六大國皆為之震動。此其勝於中國者一也。

土耳其陸軍既強，海軍亦具規模，中國乃無一任戰之船。此其勝於中國者二也。

尤可駭者，中國膠案既出之後，六大國皆移師，而各欲因利乘便，冀得土地，土耳其亦攘臂於其間，明目張膽而言曰：「我情願少索希臘賠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國，分一塊土地也。」

夫以素為中國所輕所恥之土耳其，轉而陵駕中國之上，至為分中國之謀，我中國之可恥可危，為何如哉？

暹羅者，亦亞洲弱小之南國也；土地、人民、財賦，遠不及中國，自從翻然變化，國勢居然日盛。

昔薛叔耘《欽使日記》中，已稱為宇內第三等國，今其國君遊曆泰西各國，共倡實學，各國愛之重之，國勢由此更見興盛，且將升為第二等國矣。

我中國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羅，其恥又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