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40年代，是一個才子佳人浪漫故事四處瀰漫的時代。不管是美國商業電影《魂斷藍橋》還是《卡薩布蘭卡》火爆寰宇的傳奇，抑或是徐志摩與林徽因、胡蘭成和張愛玲的千古奇緣，都在詮釋著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次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兒女情愛。

但相較而言，來自法國的兩個青年“你儂我儂”的誓言，似乎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他們的情感早已擺脫了花前月下的個人恩怨，而是擴展到了整個時代的文化轉向。

這對青年，一個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一個叫做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薩特（左）與波伏娃（右）

獨一無二的愛情

1929年的一個夏天，波伏娃和薩特邂逅於巴黎。他們都在參加一個重要的考試——法國哲學教授資格測試。考試結果很快便出來了，薩特第一，波伏娃第二，這一對年輕人冥冥之中找到了彼此的交集。

“那年夏天，我好像被閃電擊中一樣，“一見鍾情”這四個字，突然對我有了一種特別羅曼蒂克的意義。”正處於少女時期的21歲的波伏娃，對他生命中的這個男人，產生了一種奇幻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像被什麼擊打了一樣，別有滋味，卻難以言說。

名噪一時的薩特，被波伏娃稱為“小男人”

幸運的的，波伏娃對薩特的依戀並非是“一廂情願”。薩特對波伏娃亦是滿眼愛戀，他回憶道，“我一直認為波伏娃美貌迷人，她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存在——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但和眾多才子佳人均不同的是，這一對被人們所青睞的“金童玉女”卻沒有像大眾想象的那般“走到一起”，而是開創了人類現代愛情史上的一個先河：“開放性關係”。

在薩特、波伏娃墜入愛河的“熱戀期”，兩人漫步在巴黎市中心的靜謐花園。他們突發奇想，腦洞大開，將彼此的情感定性為“不被束縛的情侶關係”，並簽訂了被後人耳熟能詳的“愛情協議”。在這一協議中規定，兩人終生保持戀愛而非婚姻關係，不同居，亦可偶爾和別人談戀愛。但是，雙方要在“精神上”對彼此足夠坦誠和忠實，不能夠存在任何欺騙行為。協議為期兩年，可以續約。其實，這段“奇怪的關係”上演著“不間斷續約”的傳奇。

巴黎最大公園：盧森堡公園

才子佳人之間的“開放性關係”雖然一拍即合，卻遭到很多的非議。有人覺得這是為“濫情關係”找藉口，有人認為這其實是女性主義的勝利。在奉行女性主義的波伏娃看來，這種協議表面上是為男性“尋花訪柳”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卻更是女性不被傳統男女家庭所拖累的另外一種嘗試。女性沒有了家庭，照樣可以享受戀愛之甜美，相夫教子的女性可以極大地解放自己，為自己的後半生開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很快地，波伏娃的學生奧爾加介入了她和薩特之間的“開放戀愛”關係之中。開朗甜美而又離經叛道的奧爾加可謂在“三人關係”中左右逢源，她一邊瘋狂地吸引著一臉正經的“悶騷大叔”薩特，一邊賺夠了波伏娃的嫉妒和冷漠。這個看似具有穩定性的“三角之戀”終因波伏娃精神上的幾近崩潰而難逃解體之宿命。

除了奧爾加，還有一位年輕男士也“陰差陽錯”地闖入了這對“開放性關係”之中。他就是願意和波伏娃結婚成家卻被其立馬拒絕的芝加哥青年尼爾森艾格林。二戰之後，波伏娃作為法國文化界名流去到芝加哥做演講，坐在臺下的22歲的青年才俊尼爾森艾格林一下子愛上了這位“御姐範”滿滿的法蘭斯女郎。

他第一時間和波伏娃表白，他們真的開始交往了3年，300多封跨洋信札是他們熱烈情愛的見證。在你來我往的精神戀愛過後，高大威猛的尼爾森終於耐不住性子，向波伏娃求婚，渴望她留在美國，享受一份專屬母親的幸福時光。令人不解的是，這樣一個在眾多傳統女性看來“歲月靜好”的提議，竟被波伏娃當眾否定。因為在波伏娃看來，她還有一個和薩特之間的“君子協定”。更為關鍵的是，波伏娃要過不一樣的生活，她才不想做某個男人所寄望的“附庸”。

“文化人”的控訴

無論是美國大片中的男女主角，還是中國民國時期的善男信女，他們都和法國這對“伉儷”不一樣。薩特和波伏娃並不看好“天長地久”的愛情，反倒更希望擁有戀愛本身特有的關係，這種關係純潔到不為婚姻所驚擾，不為家庭所羈絆。

波伏娃

在很多人對這對男女自創的“開放性關係”迷惑不解的時候，我們不妨走進法國這個獨一無二的國度，其所特有的文化土壤是滋生人類情感史上另類概念的源頭。和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相比，法國的文化基因更具深遠的影響力。那些得到其他國家拍案不絕的商界人物或是政治精英，在法國的地位很難與文化人士，等量齊觀。

法國人崇尚文化，也將“文化人”推至一個絕對的高度。1898年，法國一代文豪左拉就一個叫做“德雷福斯”的案件，向時任法國總統克雷孟梭提出控訴。那句“我控訴”（J’accuse！）成為法國“文化精英”向社會施壓表達自由觀點之濫觴。克雷孟梭藉此亦將“知識分子”現象（intellectual）寫入到他的專欄文章之中。“知識分子”這一“新提法”亦被法國人第一次置於人們的視野之中。以文化人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開始擺脫既有的“文弱書生”的歷史框架，脫胎換骨，蛻變為一種可以傳達多元聲音的群體。

一代文豪 左拉

從此，法國進入到了一個“文人治國”的時代，從事文藝工作的知識精英放下書本中的詩詞歌賦，走到富庭官邸，走進百姓家居，將他們“各自為政”的知識體系轉化為一種公共常識。美國學者克拉克就此還寫了一本論著，名為《文學法蘭西：一種文化的誕生》。在克拉克看來，法國的“文人階層”可以在社會中凝聚為一股重要的力量，彌合政治格局中的破裂和背叛。法國的文化精英之所以可以發揮效用，“就在於他們善於表達國家觀念，這種觀念既包含了政治，又超越了政治”。

法國濃厚的文化積澱不僅培養了文化人獨立思考的意識，還孕育了他們善於從宏遠的層面思考問題，這便是西方哲學中“胸懷天下”的使命感之絕妙寫照。這樣的文化傳統驅使波伏娃思考女性在未來人類存續演進中的另一種可能性，也讓薩特勇於踐行“將愛進行到底”的存在主義命題。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書中提到一個經典的觀點：“女性的所有特質都是社會造就的，男性亦然。”這本身是一種存在主義之情愛觀，無疑也是受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

波伏娃完全可以做一位傳統社會所“期待”的“淑女”，卻選擇了違背常規擅作“烈女”的角色，這一選擇不能不理解為是一種超越個體宿命，置於時代高度的抉擇。她在堅持自我本位的同時，其實也犧牲了自我的另一種“安全的存在方式”。這一點與薩特保持著高度的統一。薩特在其創辦的《現代》雜誌中發表了一篇題為《爭取傾向性文學》的文章，他頗有見地地提出，文學或是文藝形態“必須具有傾向性，必須干預生活”，這種被後人視為“介入論”的觀點一直成為薩特“嚴於律己”的金科玉律。

“網紅打卡地”花神咖啡館，是薩特和波伏娃經常約會的地方

正如美國學者認為的那樣，儘管每個國家都有“文人獻國”的文化秩序，但全球似乎只有法國才具有“將個人政治抱負轉化為與國家融為一體的身份的傳統”。法國知名“文化學者”朱利安·班達在其《知識分子的背叛》論著的開頭就寫明，“世界因為缺乏對超驗真理的信仰而備受折磨”。法國的文化傳統賦予於薩特和波伏娃以膽量和力量，讓他們在時代的漩渦中以融於大局的視野堅守自我的“良識”，並將其踐行於世。其實，這樣的踐行更是超越了“唯知識論”的文化精英群體的意識本身。

介入與踐行

文化精英的“介入性”治國在理論層面固然具有推動時代進步的一面，但是這種“介入”的“合法性來源”是什麼？“介入”的尺度又該如何界定？這些都成為困擾一代代“文化人”的“考題”。

薩特和波伏娃不僅用他們的理論，還用他們的“踐行”向公眾詮釋了兩性關係中的另一種可能。這種方案也許被冠以“傷風敗俗”，卻至少是“文化人”身體力行的一次嘗試，是文化精英“介入”社會的一種方式。這確實比“紙上談兵”的治國方式更具說服力，也更易被眾人接受。

上世紀法國女人的著裝風格

王小波在其《沉默的大多數》散文集中提到，歷史上的很多知識分子大多“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麼，信到哪種程度，知識精英說了並不算，這是令人遺憾的”。有關這一點，宋代詩人陸游在其《冬夜讀書示子聿》一詩中提出流傳千古的彪炳古訓：“紙上談兵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有關“踐行”的意義，中國先賢竟然和西方文人產生了某些共鳴。西方哲學家巴魯赫·德·斯賓諾莎對“踐行”這一命題，提出了他獨到的看法：“心靈理解到萬物的必然性，理解的範圍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範圍內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後果，而不為它們受苦。”中國道家向來倡議“以理化情”。馮友蘭將道家所獨創的“四字真言”言簡意賅地概括出來，他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中用形象的例子詮釋道，“天下雨了，不能出門，大人能理解，不會生氣，小孩卻往往生氣。原因在於，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氣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惱怒要少得多”。

古代的聖人，現代的文化人由於對自然之“道”有所體察和理解，他自己的內心就不會再受外部世界的干擾和影響。這裡所指的“道”和“理”都萬萬離不開“下雨天出門”那般的踐行活動和意念。踐行讓文化精英成功地“介入”到鮮活的社會生活之中，也讓他們看似前衛而極具爭議的對某些形而上理念的堅守，逐漸地融入社會，被大眾所理解或是接受。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法國女權主義倡導者西蒙娜·薇依在世界戰爭結束之後，並沒有活在猶太人在戰爭中被迫害的歷史泥淖之中，而是勇敢地走出來，充當一名文化使者，為弱勢群體謀取應有的福利並附以持久的鬥爭。踐行往往伴隨著艱辛，更何況知識精英的踐行被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瘋狂執念”，文化人士的踐行從一開始必然充滿著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

1974年，西蒙娜·薇依提出女性墮胎合法化的立法議題，她頂著西方社會中保守派的巨大壓力，頑強地進行著她對眾多弱勢群體所承諾的那般“必要鬥爭”。在薇依的堅持之下，墮胎合法化式的“人權宣言”在西方世界逐漸被認可或接受。2017年7月，去世一年之後的西蒙娜·薇依正式入葬先賢祠，她與一代“文化人”伏爾泰、馬拉、盧梭以及合葬於蒙帕納斯墓地的薩特、波伏娃，共同塑造著文化人的風骨，守衛著人類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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