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才子佳人浪漫故事四处弥漫的时代。不管是美国商业电影《魂断蓝桥》还是《卡萨布兰卡》火爆寰宇的传奇，抑或是徐志摩与林徽因、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千古奇缘，都在诠释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次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儿女情爱。

但相较而言，来自法国的两个青年“你侬我侬”的誓言，似乎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他们的情感早已摆脱了花前月下的个人恩怨，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时代的文化转向。

这对青年，一个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一个叫做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萨特（左）与波伏娃（右）

独一无二的爱情

1929年的一个夏天，波伏娃和萨特邂逅于巴黎。他们都在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法国哲学教授资格测试。考试结果很快便出来了，萨特第一，波伏娃第二，这一对年轻人冥冥之中找到了彼此的交集。

“那年夏天，我好像被闪电击中一样，“一见钟情”这四个字，突然对我有了一种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正处于少女时期的21岁的波伏娃，对他生命中的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奇幻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被什么击打了一样，别有滋味，却难以言说。

名噪一时的萨特，被波伏娃称为“小男人”

幸运的的，波伏娃对萨特的依恋并非是“一厢情愿”。萨特对波伏娃亦是满眼爱恋，他回忆道，“我一直认为波伏娃美貌迷人，她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存在——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但和众多才子佳人均不同的是，这一对被人们所青睐的“金童玉女”却没有像大众想象的那般“走到一起”，而是开创了人类现代爱情史上的一个先河：“开放性关系”。

在萨特、波伏娃坠入爱河的“热恋期”，两人漫步在巴黎市中心的静谧花园。他们突发奇想，脑洞大开，将彼此的情感定性为“不被束缚的情侣关系”，并签订了被后人耳熟能详的“爱情协议”。在这一协议中规定，两人终生保持恋爱而非婚姻关系，不同居，亦可偶尔和别人谈恋爱。但是，双方要在“精神上”对彼此足够坦诚和忠实，不能够存在任何欺骗行为。协议为期两年，可以续约。其实，这段“奇怪的关系”上演着“不间断续约”的传奇。

巴黎最大公园：卢森堡公园

才子佳人之间的“开放性关系”虽然一拍即合，却遭到很多的非议。有人觉得这是为“滥情关系”找借口，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女性主义的胜利。在奉行女性主义的波伏娃看来，这种协议表面上是为男性“寻花访柳”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却更是女性不被传统男女家庭所拖累的另外一种尝试。女性没有了家庭，照样可以享受恋爱之甜美，相夫教子的女性可以极大地解放自己，为自己的后半生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很快地，波伏娃的学生奥尔加介入了她和萨特之间的“开放恋爱”关系之中。开朗甜美而又离经叛道的奥尔加可谓在“三人关系”中左右逢源，她一边疯狂地吸引着一脸正经的“闷骚大叔”萨特，一边赚够了波伏娃的嫉妒和冷漠。这个看似具有稳定性的“三角之恋”终因波伏娃精神上的几近崩溃而难逃解体之宿命。

除了奥尔加，还有一位年轻男士也“阴差阳错”地闯入了这对“开放性关系”之中。他就是愿意和波伏娃结婚成家却被其立马拒绝的芝加哥青年尼尔森艾格林。二战之后，波伏娃作为法国文化界名流去到芝加哥做演讲，坐在台下的22岁的青年才俊尼尔森艾格林一下子爱上了这位“御姐范”满满的法兰斯女郎。

他第一时间和波伏娃表白，他们真的开始交往了3年，300多封跨洋信札是他们热烈情爱的见证。在你来我往的精神恋爱过后，高大威猛的尼尔森终于耐不住性子，向波伏娃求婚，渴望她留在美国，享受一份专属母亲的幸福时光。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在众多传统女性看来“岁月静好”的提议，竟被波伏娃当众否定。因为在波伏娃看来，她还有一个和萨特之间的“君子协定”。更为关键的是，波伏娃要过不一样的生活，她才不想做某个男人所寄望的“附庸”。

“文化人”的控诉

无论是美国大片中的男女主角，还是中国民国时期的善男信女，他们都和法国这对“伉俪”不一样。萨特和波伏娃并不看好“天长地久”的爱情，反倒更希望拥有恋爱本身特有的关系，这种关系纯洁到不为婚姻所惊扰，不为家庭所羁绊。

波伏娃

在很多人对这对男女自创的“开放性关系”迷惑不解的时候，我们不妨走进法国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度，其所特有的文化土壤是滋生人类情感史上另类概念的源头。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法国的文化基因更具深远的影响力。那些得到其他国家拍案不绝的商界人物或是政治精英，在法国的地位很难与文化人士，等量齐观。

法国人崇尚文化，也将“文化人”推至一个绝对的高度。1898年，法国一代文豪左拉就一个叫做“德雷福斯”的案件，向时任法国总统克雷孟梭提出控诉。那句“我控诉”（J’accuse！）成为法国“文化精英”向社会施压表达自由观点之滥觞。克雷孟梭借此亦将“知识分子”现象（intellectual）写入到他的专栏文章之中。“知识分子”这一“新提法”亦被法国人第一次置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以文化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摆脱既有的“文弱书生”的历史框架，脱胎换骨，蜕变为一种可以传达多元声音的群体。

一代文豪 左拉

从此，法国进入到了一个“文人治国”的时代，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精英放下书本中的诗词歌赋，走到富庭官邸，走进百姓家居，将他们“各自为政”的知识体系转化为一种公共常识。美国学者克拉克就此还写了一本论著，名为《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在克拉克看来，法国的“文人阶层”可以在社会中凝聚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弥合政治格局中的破裂和背叛。法国的文化精英之所以可以发挥效用，“就在于他们善于表达国家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了政治，又超越了政治”。

法国浓厚的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文化人独立思考的意识，还孕育了他们善于从宏远的层面思考问题，这便是西方哲学中“胸怀天下”的使命感之绝妙写照。这样的文化传统驱使波伏娃思考女性在未来人类存续演进中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让萨特勇于践行“将爱进行到底”的存在主义命题。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提到一个经典的观点：“女性的所有特质都是社会造就的，男性亦然。”这本身是一种存在主义之情爱观，无疑也是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波伏娃完全可以做一位传统社会所“期待”的“淑女”，却选择了违背常规擅作“烈女”的角色，这一选择不能不理解为是一种超越个体宿命，置于时代高度的抉择。她在坚持自我本位的同时，其实也牺牲了自我的另一种“安全的存在方式”。这一点与萨特保持着高度的统一。萨特在其创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争取倾向性文学》的文章，他颇有见地地提出，文学或是文艺形态“必须具有倾向性，必须干预生活”，这种被后人视为“介入论”的观点一直成为萨特“严于律己”的金科玉律。

“网红打卡地”花神咖啡馆，是萨特和波伏娃经常约会的地方

正如美国学者认为的那样，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文人献国”的文化秩序，但全球似乎只有法国才具有“将个人政治抱负转化为与国家融为一体的身份的传统”。法国知名“文化学者”朱利安·班达在其《知识分子的背叛》论著的开头就写明，“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法国的文化传统赋予于萨特和波伏娃以胆量和力量，让他们在时代的漩涡中以融于大局的视野坚守自我的“良识”，并将其践行于世。其实，这样的践行更是超越了“唯知识论”的文化精英群体的意识本身。

介入与践行

文化精英的“介入性”治国在理论层面固然具有推动时代进步的一面，但是这种“介入”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介入”的尺度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都成为困扰一代代“文化人”的“考题”。

萨特和波伏娃不仅用他们的理论，还用他们的“践行”向公众诠释了两性关系中的另一种可能。这种方案也许被冠以“伤风败俗”，却至少是“文化人”身体力行的一次尝试，是文化精英“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这确实比“纸上谈兵”的治国方式更具说服力，也更易被众人接受。

上世纪法国女人的着装风格

王小波在其《沉默的大多数》散文集中提到，历史上的很多知识分子大多“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知识精英说了并不算，这是令人遗憾的”。有关这一点，宋代诗人陆游在其《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提出流传千古的彪炳古训：“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有关“践行”的意义，中国先贤竟然和西方文人产生了某些共鸣。西方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对“践行”这一命题，提出了他独到的看法：“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们受苦。”中国道家向来倡议“以理化情”。冯友兰将道家所独创的“四字真言”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来，他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用形象的例子诠释道，“天下雨了，不能出门，大人能理解，不会生气，小孩却往往生气。原因在于，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气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恼怒要少得多”。

古代的圣人，现代的文化人由于对自然之“道”有所体察和理解，他自己的内心就不会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影响。这里所指的“道”和“理”都万万离不开“下雨天出门”那般的践行活动和意念。践行让文化精英成功地“介入”到鲜活的社会生活之中，也让他们看似前卫而极具争议的对某些形而上理念的坚守，逐渐地融入社会，被大众所理解或是接受。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法国女权主义倡导者西蒙娜·薇依在世界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活在犹太人在战争中被迫害的历史泥淖之中，而是勇敢地走出来，充当一名文化使者，为弱势群体谋取应有的福利并附以持久的斗争。践行往往伴随着艰辛，更何况知识精英的践行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疯狂执念”，文化人士的践行从一开始必然充满着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1974年，西蒙娜·薇依提出女性堕胎合法化的立法议题，她顶着西方社会中保守派的巨大压力，顽强地进行着她对众多弱势群体所承诺的那般“必要斗争”。在薇依的坚持之下，堕胎合法化式的“人权宣言”在西方世界逐渐被认可或接受。2017年7月，去世一年之后的西蒙娜·薇依正式入葬先贤祠，她与一代“文化人”伏尔泰、马拉、卢梭以及合葬于蒙帕纳斯墓地的萨特、波伏娃，共同塑造着文化人的风骨，守卫着人类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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