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鵬
一、《資治通鑑》的編撰
《宋史·司馬光傳》裡面記載過司馬光兩個童年故事，除了婦孺皆知的“司馬光砸缸”之外，還有一個不太受人注意的故事。然而正是這個不為一般人重視的童年故事，和司馬光的終身成就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繫。司馬光六歲就學，七歲開始就迷戀上了《左傳》這部書，“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與幼年嗜讀《左傳》，應該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從《資治通鑑》的體裁選擇和時代斷限上，都能得到佐證。首先，在體裁上，《資治通鑑》選擇的是和《左傳》一致的編年體；其次，在斷限上，《資治通鑑》始於“三家分晉”，是接著《左傳》往下寫的。
《左傳》敘事結束於魯悼公四年（BC.464）知伯荀瑤帥晉師伐鄭，及悼公十四年（BC.454）晉國趙、魏、韓三家滅知伯。關於三家滅知伯，《左傳》只簡單地交代了下結果，並未就整個過程展開具體敘述。《資治通鑑》開篇第一句話：“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這是“三家分晉”的正式完成，發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司馬光根據書中的紀年標識，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這部書囊括了1362年的歷史（《資治通鑑》結束於公元959年，陳橋兵變的前一年）。後人一般也沿用這一說法。事實上，從敘事角度看，《資治通鑑》涵蓋的歷史跨度，並不止1362年。司馬光把“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放在全書第一句，是為了突出批判意識（誠如胡三省所謂：“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詳參拙著《帝王教科書》第二講《意蘊深遠的開篇》），並非《資治通鑑》敘事的起始年限。在這句話之後，司馬光用倒敘手法，詳細追述了三家滅知伯的全過程，體現了既接續《左傳》，又彌補《左傳》的特點。故《資治通鑑》真正的敘事年限應超過了1400年。
司馬光很早就開始著手這部書的編撰。最初編成了《歷年圖》五卷，起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於宋朝建立前，是1362年間歷朝大事記，提綱挈領。於治平元年（1064）進呈給宋英宗。很多學者把這份《歷年圖》看作司馬光創作《資治通鑑》的提綱。
之後不久，這項龐大的編年史寫作計劃，完成了前八卷內容，司馬光將之命名為《通志》，於治平三年（1066）進呈給宋英宗，內容包括從三家分晉到秦二世三年（BC.207）。宋英宗在看了之後，決定將司馬光編修史籍的工作轉變為官方行為，由政府出資募員，司馬光領銜，來完成一部講述“歷代君臣事蹟”的史書。經司馬光和宋英宗溝通後，決定將這項工作放在編撰《通志》的原計劃基礎上進行。這是這部編年體通史成為官修書之始。很多文獻都說《資治通鑑》的編撰，前後歷經19年（完成於宋神宗元豐七年，即1084年），就是把治平三年（1066）作為編修的起始年來算的。這個算法其實也不確切。如前所述，這一年只能算這部書成為官修書的開端，事實上司馬光的準備工作和早期編寫工作，早就開始了。
司馬光
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後，司馬光開始挑選助手，強化編修程序。司馬光將編修程序分為三步。第一步是將所有史料按年月彙集，稱作“叢目”；第二步是在“叢目”基礎上，將無益於治道的內容予以刪削，也要對一事多說者進行辨析、提煉，稱之為“長編”；第三步是在“長編”基礎上刪定成書。三位助手完成前兩步工作，最終司馬光親自筆削定稿。
治平四年（1067）春，司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這時候宋英宗已經去世了。所以這第一批定稿進呈給了繼任的宋神宗，並由司馬光在經筵中為宋神宗講解相關內容。宋神宗為這部書寫了篇序言（由當時的翰林學士王珪代筆），並正式將該書賜名為《資治通鑑》，取“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之意。
二、《資治通鑑》的讀本
《資治通鑑》最終於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校訂完畢，並於杭州鏤版刊行。同一年，司馬光去世。宋哲宗親政以後，一反司馬光與太皇太后高氏領導的元祐政治，立志紹述乃父熙豐新法。反王安石陣營，以及與司馬光政治意見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擊。宋徽宗時，定下“元祐黨籍”並刻碑。司馬光被目為元祐黨領袖，《資治通鑑》也差點遭毀版之厄運。幸賴刻版前綴有當初宋神宗所賜的“御製序”，這部偉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來。
1086年鏤版於杭州的這個最初版本，已久不見於人間。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比較早、比較流行、質量也比較高的本子，是宋高宗紹興二年至三年（1132-1133）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完成於當時的餘姚。民國時代“四部叢刊”和近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資治通鑑》，就是以這個本子為主的。
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資治通鑑》的最佳讀本，當然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這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個整理本。這次整理，選擇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資治通鑑》作為底本。選擇這個底本最大的好處是，讀者在讀到《資治通鑑》原文外，還能讀到胡三省的註釋。胡三省的註釋，是古人研究《資治通鑑》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此外，中華書局的整理本還將當初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編集的《資治通鑑考異》逐條散佈在相關歷史事件下。《資治通鑑》是編年體，每個歷史事件只能在某一個確定的時間點上出現一次。它不像《史記》這樣的紀傳體史書，同一件事，比如“鴻門宴”，可以在項羽、劉邦的本紀或張良、樊噲的傳記中多次出現，每次出現都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說法。簡單說，編年體對於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只能有一種說法。但問題是，很多歷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說法。對編年體史書的作者來說，如何判斷、取捨這些相互歧義乃至於矛盾的史料，勢必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前文介紹《資治通鑑》編纂的基本步驟時介紹過，有一個從“叢目”到“長編”的過程。司馬光要求助手們在編寫“長編”的時候，碰到一事多說者，對任何一種不同說法都要詳加考察，或取一種比較合理的記載，或吸收不同說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種比較客觀的陳述。這對於修史者來說，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確保編纂者每次選擇都是正確的。碰到這些情況，司馬光和助手們並不是簡單地將不同說法捨棄，而是另外匯集成一部《資治通鑑考異》，對相關史料進行剖析，說明《資治通鑑》的取捨理由。因此，後人用“長編考異法”來概括《資治通鑑》編纂在學術上的特點。講得簡單點，“長編考異法”也就是儘可能佔有史料、盡全力辨析史料。直到今天，這套方法還是歷史研究的基礎。中華書局整理本將《考異》散在正文之下，有利於讀者深入瞭解《資治通鑑》及相關歷史內容。
對於絕大多數非文史專業讀者來說，要通讀這樣一部皇皇鉅著，恐怕是很有難度的。文言文以及歷史背景知識，都可能成為閱讀的障礙。很多讀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話本《資治通鑑》，以輔助閱讀。市面上有不少品種的白話本《資治通鑑》。在此想略為討論一下市面上比較流行也非常有影響的一種，即柏揚版白話《資治通鑑》。編寫者在這套書上的確費了不少工夫，內容比較完整，出現得也比較早，從臺灣引進後即大受歡迎。但柏揚這套書除了白話翻譯外，還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評論。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柏揚在解讀中國歷史的時候，有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讀他的書，藉助其白話文來幫助理解《資治通鑑》原文，完全可以，但千萬不能被他的個人思想牽著鼻子走。
柏揚是臺灣“自由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評論中國歷史的作品，多數都是以推動臺灣“自由化”為目的的，包括這部白話《資治通鑑》。所以他才會在開卷的地方批評司馬光缺乏民主思想。站在歷史角度來看，柏揚對司馬光的這番批評純屬無理取鬧。每一代精英只能在歷史給予他的條件下努力行事，沒有人能超越歷史。如果生活在將近一千年前的司馬光具有民主思想，那才是咄咄怪事。研究歷史、解讀歷史的前提，是尊重歷史。不應該以今人的尺度譏誚古人，更不應該通過對古人的無理攻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否則，無論其試圖達到的目的有多正當，其手段都是不正確的，其思想深度也是可疑的。而且，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入，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成果的逐步豐富，柏揚這批人所持的批判傳統的立場，其本身也是值得懷疑和批判的。
也有很多讀者，可能只是想對《資治通鑑》的風貌作些瞭解，而並不執著於讀完整部書。針對這樣的讀者，我們可以推薦一些節選本。市面上《資治通鑑》的節選本也有很多。老一輩學者中，瞿蛻園、王仲犖都分別選注過《資治通鑑》。我想重點向大家推薦的，是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仲犖編注的《資治通鑑選》。這是鄭天挺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選”的一種。
這部《資治通鑑選》輯錄的內容雖不多，只涉及“張騫通西域”“黨錮之禍”“黃巾起義”“北魏孝文帝變法”“唐並東突厥”“安祿山之亂”“黃巢起義”“契丹滅後晉”等八個主題。但編選者的眼光，可以從文本中得到充分體現。
舉一個例子。王仲犖對“安祿山之亂”相關內容的節選，是從《資治通鑑》原書第二百十七卷天寶十三載（AD.754，即叛亂的前一年）安祿山入朝唐玄宗於華清宮開始的。之後《資治通鑑》又記載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據說老子姓李，李唐因認為祖宗）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此後在敘述安祿山準備謀反的過程中，司馬光又頻繁插敘唐玄宗往來於長安與華清宮之間。這些看上去很枝蔓，與“安祿山之亂”這個主題沒有太多直接關係的內容，王仲犖在編選時，全部予以保留，沒有作任何刪節。恰是這種看似無所作為的編選方式，體現出了王仲犖這個選本的高明之處。何以見得？
我們來做個對比。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也是史學名著。《通鑑紀事本末》對《資治通鑑》原文做了不少刪節。比如對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關內容的選取，在說完安祿山入朝之後，就介紹安祿山私蓄良馬，緊接著又說他如何收攏人心。把李琪見玄元皇帝、唐玄宗往來於華清宮的內容全都刪除了，看似剔翦了旁枝餘葉，緊鑼密鼓地鋪敘反叛預謀。
《資治通鑑》為什麼要在這裡插敘這些看似與安史之亂無關的內容？看看那條奏報李琪見到“玄元皇帝”的記載，其中說到這位所謂的“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多麼巨大的諷刺啊！鉅奸在側，大難旋至，一朝君臣仍沉緬在自我製造的太平神話中，宣告國祚延昌，未能欺人，卻實實在在欺騙了自己。再看看那些關於上清宮、華清宮的記載，一個荒殆、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祿山順利起事的保障嗎？看明白這一點，我們就能領悟，《資治通鑑》的敘事其實是非常高明的。這些看似與安祿山叛亂無關的枝枝葉葉，都是在幫助讀者建立一個更加全面的歷史圖像。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不僅要關注安祿山幹了些什麼，更要關注唐明皇同時在幹什麼。
《通鑑》這一手法形成的強烈對比，效果絕不亞於“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學性描述。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內容在《通鑑紀事本末》中都不見了，留給讀者的，是一個乾枯而殘缺的文本。而王仲犖的選本，看似很懶散，沒有對原文作修剪。但事實上，這樣不妄做改動的選本，恰恰是參透了《資治通鑑》的三昧。
順便一提，很多老師都非常重視《通鑑紀事本末》。這部書，對於不熟悉歷史事件的初學者來說，的確是入門的好把手。但也誠如很多前輩已經指出的那樣，袁樞的才、學、識都很一般，改寫《資治通鑑》的過程中往往遺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我們還是不能以它來代替《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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