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的职业称“行”，如木匠行、铁匠行等，但旧时的行业，也就是“业”，如理发业、梨园业、玉器业、保镖业等，但是从来就没有“匪行”或“匪业”，只有“匪帮”，民间称为“绺业”（绺，读作柳，又叫“绺子”，一般指土匪们居住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称其为“帮”而不称为“业”，是因为土匪从来不直呼自己为“贼”，他们往往称自己为“侠”，称自己的行为是“替天行道”，称入匪帮是“来学忠义”等等。这个行当不能摆在明面上，也不能在社会上公开传播这个行的名称，所以只能用“帮”来组称谓。
土匪表面讲究江湖义气，但这是为着自己，称为义举。比如同伙之间一方遭了难，对方绝不能袖手不管，否则就被骂做“毒草子”（不一心之人）。他们的仗义很少是对老百姓的，别说行侠仗义，劫富济贫了，平时不抢不掠就算是好“胡子”了。
今天要说的这伙绺子，与众不同，总体说来，算是“义匪”，“胡子”中的一股清流。
说起来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只要在吉林的敦化、蛟河、桦甸一带提起“双胜”的绺子，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双胜”本名叫祁永全，山东沂州人，1868年出生。早些年，他参加过义和团。后来，义和团失败后，他就辗转到了东北，为了实现他行侠仗义、铲除世间不平的志向，毅然投入了山东籍的绿林好汉王德林的绺子，后来当上了炮头。再往后，这个绺子被官军给收编了，祁永全就当上了连长，日领双饷。
那个年代，国民党腐败不堪，祁永全看不惯顶头上司的作风，就联络了十几个弟兄，带着枪从军营里跑了出来，重新上山，落草为寇，报号“双胜”。他的“双胜”绺子规矩很严，对穷苦小户从来不抢不掠，并且还会时常接济，所以深受附近老百姓的拥戴。因为“双胜”的年岁比较大，于是老百姓就尊称他的绺子为“双胜大爷队”。
若论长相，“双胜”很不起眼，个头不高，头盖上有一块蚕豆大小的红痣，脑袋后面留着一条小辫子。平时常穿着一件带大襟的袄罩，挺宽的袖口，腰里束一条布带子。他爱抽烟，几乎是旱烟袋不离手。见到老百姓，到谁家就往炕上一蹲，唠得亲密无间。他的绺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威望很高，人也仗义，很快就名扬关东绿林道。
“双胜”行侠仗义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了，认识双胜的那一代人差不多也全都过世了。可是在当地，至今仍有许多关于“双胜”的故事在民间流传。
有一次，“双胜”带着60多人的马队远途奔袭，在常山境内砸了个大红窑。往回“滑”的路上，路过木栏河，一个十五六岁的放羊小孩坐在山坡上大哭。绺子的马队都已经过去挺远了，“双胜”一挥手让大家压住马蹄子，他自己调转马头，折身朝着那个孩子走了过去。
“哭啥？”双胜和气地问。
小孩惊恐地看着这个和蔼的老头和老头腰里的枪，连连向后挪着。后来，当他相信这个“胡子”确实不是要加害自己时，这才呜呜咽咽地将自己的遭遇讲出来。
这个孩子父母双亡，来到这里投靠叔叔。夏天里，叔叔上山滚了坡，摔死了。他只好给当地的大地主刘小个子放羊。进了十月，天凉了，天天光着脚上山实在有点受不了。今天，羊出圈后，他趁着刘小个子心情挺好，小心翼翼地请求赏给一双旧鞋穿。没想到刘小个子勃然大怒，臭骂了他一通，骂他吃了三天饱饭，就撑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以前天天都能上山，现在吃饱了倒不能光脚上山了！
小羊倌不敢多言语，赶紧赶起羊走了，到了山坡上，他越想越憋屈，忍不住哭了起来。
没等听完，双胜“腾”地站了起来，回头吩咐手下的崽子：“撒连子（下马），绺子今天就压这疙瘩，到刘小个子家歇马！”
大半里，绺子砸开了刘家大院，绑走了刘小个子。
留下的“海叶子”上写着：快枪四枝，现大洋500块，牛皮靰靳鞋200双。四天之后，牛心顶子的后山坡上，见物放人，没物撕票。
刘小个子被绑，家里像救火般地忙活开了。枪和钱都还好说，这200双牛皮靰勒鞋去哪儿找啊？没办法，最后只好白天黑夜地到附近的屯子里花高价挨家挨户去收，去买。
四天后，牛心顶子后山坡上，刘家的人带着枪、钱和靰勒鞋来赎人了。
绺子里的“粮台”验收之后，看“秧子”的将刘小个子给放了。
刘小个子向“双胜”道谢后正要往回走，只见家中的小羊倌从胡子中跑了出来，一声不吭，上前就把刘小个子的两只鞋扒了下来，一扬手扔到山沟里去了。又在刘小个子的身后猛踢一脚，大声说：“今天我也叫你尝尝光脚上山是什么滋味！”
刘小个子的脚从来没沾过地，乍脱了鞋，只隔着一层线袜子，如同赤着脚一样。崎岖的山路上，碎石锋利，如踩针毡，可没办法，为了活命，他只好咬着牙，一步一拐地朝着山下走。
这时，又跑出两个胡子，从路旁的柳树上，折下大拇指粗的柳树条子，抽着他快走，一直跑了两里多远。刘小个子白色的袜子被染红了，再也跑不动了，象死猪一样一头扎到地上耍起熊来。
“咋样？”骑马跟来的“双胜”问。
刘小个子呼呼哧哧地说不出话来。
“穷人也是人，有钱也不能心太黑了。下次再让我知道你这样，小心我摘你的‘核头’。”
刘小个子吓得，磕头如捣蒜。
“双胜”绺子也绑票，但他们绑的都是有钱有势又名声很坏的地主或富商，从来不祸害老百姓。他们以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为宗旨，这也是他们和那些以图财享乐为目的的胡子的最大区别。
1928年腊月，“双胜”在喇叭口子劫了吉林督军运往敦化的十四大车给养和军饷。
手下的弟兄们都吵吵着马上年底了，今年多分点“红柜”。
“双胜”抽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说：“这几年，官府封山，这一带的老百姓穷得够呛。依我看，咱把这些东西和钱给这一带的老百姓分一分，让大家伙过个好年吧。”大当家的这么说，底下的崽子也没人敢反对。于是就把这些劫来的被子、军粮、军饷按门按户地分给了那些穷困不堪、过不起年的老百姓。
还有一次，“双胜”路过大汉别，正碰上一个叫“黑手”的小绺子拷打几个“细秧子”（没油水的秧子）。
“双胜”问明情形，上去就给“黑手”两个大嘴巴，让他们赶紧把人放了。
“我们没钱花啊……”黑手辨解道。
“没钱花就涨队（扩大队伍），去砸响窑！要抢，就抢有钱的，他们的钱不是好来的。谁要拿着枪，光知道祸害老百姓，让我知道可饶不了他！”
几个细秧子获救了。
胡子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自己树立起来的权势，帮一些势单力孤的小老百姓做点好事。这就是老百姓说的“仁义胡子”。
当然，在关东绿林中，像“双胜”这样的胡子是极少数。除此之外的一部分人是只杀富，不济贫。杀富也不是真杀，更不是为了一种信仰，而只是为了钱，为了图财享乐。
所以，尽管他们的活动中有除贵抑豪的一面，但和真正的绿林豪杰相比甚远。因此，和这些人比，像”双胜”这样能把杀富济贫作为一种信条来实践的胡子，就显得十分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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