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禮》是體，也就是基礎與核心，《周禮》說的是什麼呢——官制，也就是等級制度，就是規矩；《儀禮》是履，是在規矩下的儀式化的行為規範，它就是秩序。通過恪守這些儀禮，就能固守規矩，就能讓社會處於秩序和穩定之下。這就是“禮”的真實內涵，我們今天所認知的是“禮”之履，就是儀禮的部分，而探究它“體”的部分才能對我們的文化核心有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的“禮”時代為什麼起始於周，而不是夏或者商呢？這後面原來是由比文化更為宏大的概念來做決定的，就是文明，是農耕文明決定了這個時點。

第三編 玉撐起禮儀之邦

第一章 “禮”時代的來臨

• 第一節、“禮”從何來

一、“禮”為何物

中國有一張名片。

歷來介紹中國的文字裡，一定會有“禮儀之邦”四個字，位置還必然跑不出整篇文字的前兩段，禮儀之邦就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名片。從來我們就以講禮儀著稱於世，任何一個國家都未曾像我們這樣，有傳承有序、精細繁縟的整套儀禮。不過，對於現代的很多人來說，一提到“禮”就等同於禮儀和禮節，甚至一提到“禮”腦海裡就條件反射般地出現面帶微笑、身穿旗袍的禮儀小姐，這些印象就不免流於表面而失其本意了。

其實，在本書的前兩編裡已經零星地說過“禮”是什麼，對中國社會的意義是什麼。孔子曰：“夫禮，先王以乘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在這裡，夫子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思想：一個是天道與人情。“天人合一”是中國古老而核心的文化觀，天與人關係是歷代大儒都要進行詮釋的。在王陽明的“心學”裡認為天理入於人心即為道，這是儒家關於天人關係發展到頂峰的一個理論，看來它的源頭就是孔子的這個認識。讓天理得以入人心的橋樑就是“禮”，“禮”是儒學之“道”的承載者；另一個是正。“正”是不偏不倚，落在實處就是公正，公正是所有健康、和諧社會的基礎。其實“法治”也好、“人治”也罷，都是手段和形態，只要公正就都能帶來和諧的社會，只不過人類歷史證明，合理的法治更容易保證公正的長期性。

《中庸》是《四書》之一，屬於儒家最核心的理論基礎，“中庸”是中國兩千年來最高的社會法則，朱熹注之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以“中庸”的本質是永久的“正”。而《中庸》正是由《禮記》中的一篇拆出來而獨立成書的，是以“正”是“禮”之果，守禮則社會必正。

山東曲阜孔子墓

孔子被歷代尊為“文宣王”，其後裔封為“衍聖公”。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孔家的這兩個封號不受朝代更替的影響，就是因為孔子倡導的“禮”制，是農耕文明下各朝各代都必須尊奉的意識形態路線。

為什麼守禮社會就能正呢？這就是我們在前兩章裡論述過的：“禮”之本質是規矩與秩序。國家象一個整棟的建築，所有人都是這個建築的構件，構件有大有小，要按一種規矩來安排這些構件，讓它們該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然後緊緊咬合住，那麼整個建築就異常牢固。實際上中國古代建築全部採用榫卯結構，從而極為堅固就是這個思想的具體物化。那種安排構件的規矩就是“禮”，按這個規矩把構件都入了位就形成了秩序，這個秩序就是構件組合起來的建築骨架。骨架有了，再進行裝飾和點綴，建築最終就在堅固穩定中呈現出宏偉而壯麗的氣象，這個建築就叫做國家。

中國傳統建築的巔峰：北京紫禁城三大殿

宋代建築斗拱圖

斗拱分拱圖

二、何謂周公之“禮”

用禮來構築國家這座大型建築的手藝據說創始於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朝建立和穩固下來的大功臣，他受封於魯，是魯國的先祖。《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最重要的功績一共有四個：

1、輔佐武王得了天下，史記裡說“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他是武王伐紂祭天時把大鉞者，也就是武王弟弟中排名第一的親信。因此他在建立周朝中的功勞僅次於太公望。

2、武王生病時，他“戴璧秉圭”登壇求告天和祖先，願意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這一番禱告後武王的病居然好了，而周公則“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就是不讓別人知道自己做了捨己救主這麼大的好事。

3、武王死，成王幼年繼位，周公攝政。管叔與蔡叔帶著商朝遺民造反，周公帶兵討伐平叛，有再造社稷之功。

4、成王成年，他立刻歸政絕不戀棧，“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山東宋山漢代畫像石“周公輔成王”

因為有這四大功績，他死後“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不敢以其為臣下，所以“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事實上給了周公一個準周王的歷史地位。可以說，雖然在後來的東周列國裡，魯國的國力一直不強，但卻執文化之牛耳，以致最後能出孔子和儒學。根源都在於它的始祖是周公，在於魯國完整地保存了一套天子禮樂的拷貝。

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和城垣遺址

《史記·魯周公世家》裡還有一句話：“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悅）”。這句話對於中國歷史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它昭示著“禮”時代的正式來臨。《周官》是一部書，準確地說是一部制度，中國的第一部官制，這部書在後世有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周禮》。當然我們知道，現存的《周禮》大部分是西漢劉歆偽託周公而作，但《史記》成書於劉歆之前，看來當年周公確實是作了一部《周官》。而且做這部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有效管理社會，劉歆應該還是在周公的遺蹟上進行的再創作。

《通典卷四十一·禮一》裡說：“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為后王法。禮序雲，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為履”。《儀禮》也是一部書，裡面記載的是各類典禮和重要事務的禮儀規範。《通典》的這段話就把我們對於禮的概念論述得非常清楚了：《周禮》是體，也就是基礎與核心，《周禮》說的是什麼呢——官制，也就是等級制度，就是規矩；《儀禮》是履，是在規矩下的儀式化的行為規範，它就是秩序。通過恪守這些儀禮，就能固守規矩，就能讓社會處於秩序和穩定之下。這就是“禮”的真實內涵，我們今天所認知的是“禮”之履，就是儀禮的部分，而探究它“體”的部分才能對我們的文化核心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禮”從何而來

這一探究，我們就先遇到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的“禮”時代為什麼起始於周，而不是夏或者商呢？這後面原來是由比文化更為宏大的概念來做決定的，就是文明，是農耕文明決定了這個時點。原始農耕出現很早，至少在新石器晚期，也就是三皇五帝那個時候就廣泛存在。但真正的農耕文明肇始於夏代之初，準確地說是大禹治水之後。為什麼是在這個時候呢，兩個因素造就的：一個是人的因素；一個是物質的因素。農耕需要有技術和土地，這兩點在此之前都不完備。

《史記·五帝本紀》裡說：“帝舜曰：‘棄，黎民始飢’。而後稷播時百穀”。黎民的食物不足，帝舜命姬棄來教大家播種各種穀物。也就是說，在周人祖先後稷出現之前，人民確實是不具備播種穀物的技能的。后稷的出現，是農耕形成規模和常態的決定因素之一，即人的因素。那麼為什麼教民農耕這個歷史使命會落在後稷身上呢？《史記》說他：“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這裡透露出來兩個信息：一個是姬棄天生就喜歡研究種植，他是一個農業天才；再一個他在農業上最了不起的一項技術是“相地之宜”，也就是善於辨識土壤。知道哪些土壤適合於農業生產，然後“宜穀者稼穡焉”，他教給人民的主要技術也是這個。總結來說，后稷的出現讓人民具備了兩種重要的農業生產能力：一是掌握了可耕種的作物；一是掌握了選擇土壤的技術。這樣，使農耕之為文明的人的因素就具備了。

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出土鋸齒刃石鐮（距近約八千年前）

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出土石磨盤石磨棒（距近約八千年前）

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出土骨耜

但人雖然懂得了何種土地適合耕作，奈何水災頻仍，可耕之地不多，農耕依然無法成氣候。這就牽扯到了物質的因素，就是大面積耕地的不足，而這個問題也正好在後稷出現的同時解決了，背景就是大禹治水。《史記·夏本紀》記載，舜命禹治水：“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在大禹受命治水後，他給身邊的兩個主要助手分了工：益負責跟著他戰天鬥地；而負責在他倆後方管理後勤、調配口糧、安定人心的是稷。此時的分工就已經露出了日後的端倪，治水成功後：“九川歸於海，水退地平。於是浚畎澮（田間之溝渠叫做畎澮）”。這兩句加在一起就說明，大禹從事的治水事業同時還是一項農田水利工程。所以，治水的成功就意味著農耕的物質條件成熟了——大批的可耕地出現。

於是，治水成功後，禹受禪成為王，而他如此安排兩個助手的工作：“益主虞，山澤闢。棄主稷，百穀時茂”。虞是管理山川也就是負責基礎建設的官員，稷是管理農業的官員——用現在話說就是：益當了建設部長；而棄當了農業部長。棄從此開始變成后稷，成為中國農耕之祖，正式的農耕開始了。不過好景不長，益沒能順利受禪，禹的兒子啟接過了天下，夏朝建立。而後稷的兒子不窋繼承了他的職位，不久“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去稷不務就是后稷的農耕事業不被夏王重視了，不窋丟了官，為了不再丟命他只好帶領族人逃到了野蠻民族出沒的地區，中國的農耕進程在中原王權地區劃上了休止符。

不窋的孫子公劉，雖然身在戎地，但堅持恢復了本族農耕的傳統，並帶領族人南下，渡過漆水、沮水、渭水三條河流，最後來到了陝西境內找到了適於農耕的地方豳定居下來，從而奠定了周人繁衍的根基。這個“豳”就是現在陝西彬縣一帶，從此周人成為中國最早、最徹底的農耕民族。到幾百年後，武王伐紂，周人打敗了商業文明的殷人，農耕文明正式入主中原得以確立，成為嗣後三千年的大一統文明。

一種文明就會塑造一種理念和一套制度，正是周人的農耕文明使得周朝一經建立，不旋踵就確立了“禮”的體系；也因為從此中國就一直處於農耕文明中，我們也就一直忠實地沿襲著“禮”的體系。農耕的生產方式要求穩定、權威和服從。農業生產不同於商業，只要天氣不突變，通常一切都是可以預料的。春種、夏耨、秋收，只要按照定好的規矩，在某一時間用心盡力地把該乾的幹了，就基本可以得到想要的結果，這是一種有秩序的穩定。

甘肅嘉峪關魏晉墓畫磚·牛耕圖

而某一時間該幹什麼是由誰來規定的呢？是一種經驗的傳承，老一代人說啥時該幹嘛就應該幹嘛。因為老一代是從再老一代那裡接受的經驗，這些經驗可能可以上溯到后稷。中國的俗話“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就是在告誡：傳承下來的經驗是多麼的重要，在這些經驗上形成的規矩是不可違的，違了就可能得不到穩定，進一步就可能得不到收成。因此規矩就是權威，就要服從權威。在這種邏輯下，大家自然應該自覺地在自己應該在的位置上，聽從權威的經驗，按照規矩耕作，最後穩定地獲得收成，得到穩定的生活。這是農耕文明下必然形成的模式，這個模式基本已經囊括了“禮”的全部內涵。因此，最早和最長時間從事農耕的周人，很自然地“進化”出了禮的思想，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迅速將其確立為國家意識形態。也因此，“禮”的時代必然產生在周朝建立的這個歷史時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