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徐魯海戰友傳來老首長王裕光逝世的消息，心中非常悲痛。
我是1969年1月認識王裕光的。當時我從339團炮二連調至是113師政治部宣傳科報道組當報道員，王裕光是師政治部副主任。王副主任常來宣傳科，特別是具體指導報道組的工作，給我的直接印象是水平高，威嚴幹練。
1969年底，王裕光給師組織科幹事孫建材介紹個對象，是他姐姐給介紹的海軍一個領導幹部的女兒。老孫是339團組織股幹事調師裡的，歲數偏大，沒有對象，是師機關的老大難。老孫與我同是339團來的，自然就有親切感，很快成了好朋友。他本來是同意這個親事的，但架不住人們開玩笑，說他攀高結貴等等，弄得他猶豫不決，最後不同意了。
他給王裕光回話說是“我媽不同意”。到了約定見面時間，王裕光副主任派我去北京她姐姐家送信。他給我寫了地址，交代的很詳細。我到京後，按圖索驥，到正義路找到了他姐姐家。
我一看這不是團中央的地方嗎？進了他姐姐家一片狼藉，像是我家文革中被抄家後的景象。他姐姐是個非常慈祥的老幹部，讓我坐下，又給我倒水。我一看就直覺這是一個正在受難的老幹部家庭，心裡非常難受。王阿姨和我攀談起來，問我哪裡人，什麼時候參軍，家裡情況。
我如實一一道來，說到父親是三七年參加革命，正在挨批鬥。阿姨很同情，說就在部隊好好幹吧，家裡的事眼不見心不煩。後來海軍那家母女也來了，看過信後也不好說什麼。我回部隊好長時間後，王裕光副主任見到我說，我姐姐對你印象特別好，見了我就問你的情況。後來我才知道他姐夫是大名鼎鼎的團中央三胡一王的那個王，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照華。
1970年春天，師政治部在337團舉辦了一次全師報道員培訓班，全師每個連隊都派了一個報道員來參加。師報道組的幾個幹事韓巨志、孫秉華、馬秉堂、宋永佳、丁廣師都講了課，各團的新聞幹事袁萬貴、李樹斌、黃憲臣、趙玉銘等也講了課，大家感到收穫很大。已經是師政治部主任的王裕光也來講了一課。他講的課顯然高人一籌，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幾十年過去了仍然難以忘懷。
他通過講解毛主席的《中原我軍佔領南陽》一文，深入剖析了新聞寫作中的五個W（新聞五要素）的運用。毛
主席的這篇文章是新聞寫作的經典教材，我第一次被毛主席的範文所吸引，被王裕光的講解所陶醉。以後我從事新聞工作幾十年，聽過多少名家講這篇文章，總覺得不如第一次聽老首長的講解酣暢淋漓痛快解渴。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言詞精粹，文思飛揚。直至如今，我經常看這篇文章，總是想起聽王裕光講課的情景。徐魯海也參加了這次培訓班，我們常談起聽王裕光講課的情景，感慨不已。
1970年4月間，113師政治部黨支部要討論通過我的入黨問題。我是1968年入伍的，是同年兵中入黨較晚的。原因是在連隊快入黨時扯出了父親文革中被衝擊的問題。調師機關後組織上非常關心我的入黨問題，鼓勵我正確對待，努力工作。
1970年3月父親在中央學習班恢復了黨組織生活，我把這個情況彙報後，領導上說只要是共產黨員就是先進分子，至於是不是恢復廳局級職務無所謂，共產黨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嘛。政治部主任王裕光參加了這次支部大會。會議進行完預定程序，就要表決時有個同志提出我說過革命現代京劇《海港》唱腔尖聲尖調不如其他的好聽，是不是對文革的認識還不深刻，是不是受家庭情況影響，建議再考驗一段。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大家都不好說什麼，就放下了。會後我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是不是還有私心雜念？林副主席說的文化大革命收穫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是否真正的理解了？我努力的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真誠認真的寫了思想彙報。七月一日，再次召開支部大會，我談了自己的感受，作了思想彙報。
王裕光主任站起來說，認識很深刻，我看可以通過。支部大會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我終於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老首長話不多，很威嚴，具有導向性。事過多年我才知道，老首長很關心我的入黨問題，多次催促有關同志抓緊解決。政治部許多同志都很同情我的處境，給了我很大幫助。
1972年春節剛過，113師在337團營房搞千人幹部學習班。師首長是王裕光副政委邵寶殿參謀長負責，機關抽調了一些參謀幹事去做具體的組織協調工作。我寫了幾期簡報，還寫了向軍裡報告情況的電報，有的被軍裡轉發了。王裕光副政委曾經點評機關工作，幾次對我提出表揚。說李參謀寫的東西精煉乾淨，沒有廢話，標點符號用的準確。我在人生經歷中受表揚不多，老首長的表揚對我鼓舞很大，始終把老首長的話當成終身的追求目標。
1973年春天，王裕光副政委去北京軍區接受審查。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情和大家都一樣，非常沉重，不相信老首長有問題。1974年過了元旦，我調至北京軍區司令部軍務動員部當參謀。剛去時住了一個月辦公室，很快就安排到86樓招待所住宿。去後不幾天就發現王裕光副政委也在這裡，他們是晚上才出來散步。他剛見我，示意我不要和他說話。我們都在院子裡散步，不停的轉圈，假裝碰到一起時，我乘警衛人員不注意，趕緊告訴他我調來軍務部工作了，家裡有什麼需要我辦的事散步時說吧。現在想來就像是地下工作秘密接頭一樣。
這樣，我們隔幾天見一次面。慢慢的我知道他和我上下住的是一個房間，我們約定如果有事敲三下暖氣管子，我們就在院子裡見面。他有什麼事如要個換季衣服什麼的，我就給他家裡打電話，王明慈阿姨有什麼事我就轉告他。有我做二傳手，他與家裡聯繫就方便了許多。我還為他給一些老戰友及他姐姐家打電話聯繫過。過了一段時間，知道這裡還關著兩個首長。一個是我的好朋友戰友汪林寧的父親，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汪易，另一個是28軍政委董立方。
現在看，這完全是北京軍區當時的負責人藉口清查林彪事件，大搞派性弄出來的政治迫害。汪易副司令的警衛員李澤順是我的老鄉，小夥子聰明幹練，秘書已經不頂事兒，警衛員主大事。我和澤順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又引見了軍區保衛部保衛隊的隊長朱新嘉。他是338團8連指導員朱新民的哥哥，原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上將的兒子。三位首長日常生活是由保衛隊具體負責，他給底下人交代，以後軍務部李參謀要見王副政委，讓見就是了。
這樣，我和王副政委見面就更方便了。我除了給首長家裡傳話辦事以外，主要是經常陪著他說話，告訴他外面的情況。如最近傳達過什麼精神，部隊來人說過38軍有些什麼事情。後來越來越松，軍區大院演電影，我就陪著他看電影。軍區體工隊發了一批小馬紮，我找乒乓球隊的朋友要了兩個，看電影就帶著。
記得我對他說，人們對旗手意見很大，他趕快捂我的嘴，安全第一。我理解首長的良苦用心。他那時與外面隔絕，有人說話通風就很重要。有時我下部隊出差，回來後趕緊去看他，他說我覺得你該來了，原來是出差了。到了1975年春天，他的情況有了變化，四月底結束了86樓生活，官復原職回了113師。
從此以後，我這個小參謀和王裕光副政委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75年五一回家結婚，王副政委給我買了被面。返回北京時他讓我一定在保定下車。我到了保定火車站，他和阿姨親往接站，這使我深為感動，深知份量之重。我到地方工作後，我們聯繫一直不斷，經常得到老首長的教導。十多年前，我們又通上了電子郵件，聯繫更方便了。
1997年他和陳生秀副政委來山西遊五臺山，回太原後我們30多個戰友在三橋大廈宴請老首長。席間，大家頻頻給老首長敬酒，感謝部隊和首長的培養教育，共祝老首長健康長壽！其情其景，歷歷在目。
斯人已逝，風範永存。
永遠懷念老首長王裕光！
李銳鋒
2019.10.16於布達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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