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感受到张即之书法的魅力，是当看到张即之写的《金刚经》《度人经》《华严经》时笔者被深深吸引了。后陆续整理图片，发现张即之的大字更值得后人学习，更有研究价值，也更能突出其书法特色。
而张即之的《上问帖》《台慈帖》《从者来归帖》以及部分行草书札等，书风多在苏、米之间，艺术价值与个性化特征不是很突出，对后世的影响不及他的写经楷书及大字榜书。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方洲集》32卷，卷二十一记载“即之作大字如写小楷，而笔意兼行转折作止之，悬如老生作礼，虽骨格强硬，而意度调熟，见之者自当叹重，此卷尤为卓绝非常所见”，可见对张即之的大字评价颇高。
故宫博物院藏张即之《双松图歌卷》，是其大字的代表作之一。此卷又称《杜甫戏为双松图歌》，纸本，高33.8厘米、长1196厘米，款署：“张即之七十二岁写”，系其晚年作品。此卷擘窠大字、神完气足、劲健雄肆，又时见险怪之态。粗细笔画差异甚大，被称为“母子笔法”。
《双松图歌卷》有几处“母子笔法”尤为明显，这也是张即之大字的突出特点。字里行间灵动怡然、奇舞飞扬，但又不失沉稳，雄厚挺拔。行楷骨力劲健、点画精到、结字生动、笔意流动，显得神采焕发，给人以轻松自如之感。
张即之书法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和颜真卿，后转学米芾，并吸收汉隶及晋唐经书特点，又受禅宗哲学思想影响，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张即之的字体吸取了欧体的特点，既欹侧险峻又严谨工整，欹侧中保持稳健，紧凑中不失疏朗。
其大字取颜字之宽博方整，行笔粗壮雄健，笔道时粗时细，时呈波折，流畅跌宕。在帖学盛行的南宋，张即之坚持传承颜体，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这些特点在《双松图歌卷》中都有所体现。
翁方纲也曾称赞张即之道：“提笔之妙烟华霏，游丝制飐纵依希。”张即之的书法笔锋多样、笔势劲峭。之所以形成此种风格特色，原因在于张即之书法是在唐人的基础上糅合了其写经书体风韵而成。
张即之的书法作品具有奇峭风骨，在北宋四大家之外另辟蹊径而自成一家，虽然有中锋，但更多地使用侧锋，用笔十分灵润自然、灵活多样，中锋、侧锋之间不断地顺势而变，其中锋用笔饱满、侧锋用笔劲挺而纤细 。同时，张即之用笔十分灵活自如，在创作书法作品的过程中往往能够按照毛笔的形态灵活地加以变化运用。
张即之善作匾额擘窠大字，丰硕巨刻，散流江左。“方丈”被誉为张即之匾额题字的代表作。老笔纷披，清逸遒健。日本京都禅宗寺院“方丈”悬额，即是依据这幅“方丈”的题字忠实模刻下来的。
张即之尤其擅长大字榜书。张即之的大字榜书气象正大，看似不拘小节，却笔笔又都在法度之中，很多笔画像是扫出来的，不见得都是中锋用笔，然而依然力屈千钧，颇有意趣。
张即之《杜甫诗卷》六十五岁时书（下同）
张即之在书法的笔法上是有重要贡献的，首先他在用笔上突破前人，夸大方圆、粗细的对比，写出了一种笔力强劲而又变化多姿的字体，经常在一个字里面写出粗细对比极大的两个笔画，非常鲜活而有气势。他的这种表现形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以后各个朝代的书法家。
张即之的创作理念没有得到书法家们的一致认同，主要是因为他对于传统书法的全盘否定，反对程式化，主张解脱束缚，追求狂放 。而他的书法显然不是这样的，他看似狂放的书体下却是拘谨，看似无取法的字体下却有米芾和颜真卿的影子。
张即之不仅书艺精绝、功力深厚，独以书法著称，而且在书法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缙在《春雨杂述》 中这样写道：“独吴兴赵文敏孟好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丰坊曰：“张即之书学米元章而变以奇劲，有春花秋木之势。”姜宸英则说：“张即之书法欧阳率更，加之险峭遂自成家。”王澍对其也不吝赞美之词，说：“樗寮书出河南，参用可大(钟绍京)，而能自出新意，不受两公规绳，故卓然克自立家，足为黄米诸公后劲。”
在明清书法家眼中，欧氏结体严谨、褚氏的飘逸遒劲，乃至以钟绍京为代表的笔画妍丽秀媚、而遒劲有法的隋唐写经体一类均在张即之书风中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识了张即之榜书的特点。其真正带给后人的是一种创作精神，继承古人、敢于创新，在后世的众说纷纭中凸显其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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