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年，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之后，很多留在北方的汉人聚族避难于山野的坞堡之中。439年，北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535年，西魏在关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定都关中大兴，位于长安废墟之侧。618年，唐朝同样将大兴作为首都，并恢复古城长安之名。
吐蕃和回鹘都是后突厥时代的得益者，在隋朝早期，突厥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的草原，他们挑动内战，希望中华帝国继续分裂，数次大规模的入侵让他们获利颇丰。李渊试图采用纳贡的方式换取安宁，虽然未能奏效，但却将总矛盾的爆发向后推迟了数年。627年，北方气候突变，突厥分裂东西汗国，内部发生反可汗叛乱，天时、地利、人和齐聚。太宗皇帝一举摧毁东突厥，降伏西突厥，成为在东亚、中亚地区至高无上的天可汗。
集中华帝国之财力，物力，人力，大力推行西进国策，确实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但到了武则天时期，仅凭关中资源很难支撑日益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需要供养的人口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繁荣的丝路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吐蕃和回鹘崛起。为了捍卫帝国的尊严和荣耀，武则天被迫在边疆部署大批军队。717年，大唐开始采用高薪戍边的政策，国家永久免去他们的赋税和劳役，同时授予随军眷属以边疆永久土地，为后来藩镇作乱埋下隐患。
举步维艰，辛苦筹措来的钱粮填了西北的黑洞。虽说迁都洛阳是武则天的一招妙手，但自她之后，玄宗皇帝还都长安，恢复漕运，决定将函谷关以东的资源运回长安。在安史之乱过后，大唐失去了来自河北地区的财政供给，全部依靠江南税赋勉力维持。
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东部的新罗，北部的回鹘，当国家对边疆防御的需求超过了国内平叛，军事职业成为社会地位提升的快速通道，很多经此途径掌权的人比科举当官也是不遑多让，作为地方大员，节度使的地位水涨船高。747年，李林甫脑洞大开，建议所有节度使都由胡人血统的职业军人担任，西北的哥舒翰，河北的安禄山成为这一政策最大的获益者。虽然“安史之乱”的平定，离不开回鹘的鼎力相助，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接受回鹘人的不平等条约，让长安和河西各郡的回鹘人和粟特商人获得了治外法权的特权，对特权的滥用埋下了更严重的危机。
后“安史”时代，肃宗去世后，代宗即位，不仅允许回鹘军队劫掠洛阳，还承认了帝国叛乱者的合法地位。他通过重用宦官来节制藩镇，贿赂监军成为各种腐败滋生的温床。后来，德宗明确反对节度使世袭传承，直接导致朝廷和藩镇之间军事冲突的爆发。宪宗为削藩事业忙活了一辈子的同时，也为皇权中兴画上了句号。频繁的军事行动掏空了国库，虽然河北各藩镇承认朝廷的宗主权，但无法改变独立王国的事实。在宪宗之后的日子里，党争成为核心议题，通过抑制宦权来复兴皇权的故事，彷佛将历史拨回到了几百年前。如果在党争大背景下评价武宗的灭佛运动，借此打击那些热衷于赞助佛寺的宦官们，也算是比较有力的手段。
859年，唐帝国进入了最后的衰落期，江南再也无法承受朝廷的开支，军队也因欠饷而哗变，各地匪盗不断兴起，边患冲突日益加剧，特别是由地方精英和官员联合煽动的叛乱，发生在江南，动摇了国本。因为南方节度使跟北方不同，他们根本无力掌控局势。义军的构成也很有特点，上层是军事化地主、私盐贩子和山林豪强，中层是溃散军官和底层官员，下层是失地农民、地痞流氓和各路乱兵。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暴力的世界上，当国家无力提供保护，使命自然就落在各路大侠们身上。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比一比谁更忠义，谁更能得民心，谁更能提供对安全和财富的保障，就这样军阀化愈演愈烈。907年，最强军阀朱温接受了小皇帝的禅让。至此，大唐帝国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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