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申明，本篇文章部分內容轉自羅輯思維，如有不當請指正。

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全球資本市場正站在一個從資本充裕到資本不再充裕的轉折點上。

2008年的金融危機，促使主要國家的央行採用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具體的做法是，通過降低利率和增發貨幣的方式，為市場提供更多的錢，更多的流動性。

這種貨幣政策，包括配套的財政政策，效果其實不錯。但是，後來由於歐債危機以及主要國家內部的經濟壓力，導致寬鬆的貨幣政策一直延續了下來。

這就帶來一個後果：市場上的錢太多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M2的總量為63.98萬億美元，比起2000年已經增長了一倍。到2018年，全球M2的總量突破了100萬億美元。

所以前幾年市場上一直有一種說法：市場並不缺錢，缺的是好的投資標的。

而科技創業公司，恰好成了受益者。

我們都知道，科技創業公司一直以能帶來高增長著稱，在錢多的時候自然成了吸收資金的海綿。

本來，科技創業主要是由風投機構支撐的。可後來其他類型的資本也湧了進來，比如說大型的養老基金。在WeWork的C輪和F輪投資中，就分別有養老基金通過摩根大通進行了投資。

在中國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兩三年前，曾經就有理財基金號稱自己能夠拿到滴滴、美團這些明星公司的投資份額，要把這些份額賣給個人投資者。

這麼一來，大量資本湧入了頭部創業公司，於是就把估值，推高到了讓人咋舌的程度。

Uber和WeWork之所以會出現管理混亂，其實也跟資本過剩有關。WeWork提交上市申請之後，有人提出了質疑，說公司有這麼多管理問題，早期投資人難道看不見嗎？其實，不是看不見。而是當資本過剩時，優秀的企業家，他的才能和他構建的商業模式是稀缺的、是受追捧的資產，所以資本會處於弱勢地位，創業者反而在絕對強勢地位。

但是，當週期變化時，問題就會出現。當資本稀缺時，情況會反過來。

現在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信號，顯示資本可能正在變得更稀缺。這些信號包括：美聯儲的加息、中國政府的去槓桿以及給金融機構出資設定更高的門檻，等等。這樣的變化會讓資本對於創業公司變得更為挑剔和謹慎。

這是第一個變化。

而跟資本週期變化相關的，還有第二個變化。

傳統來說，一個公司的成長價值，更多是在二級市場釋放出來的，也就是股市。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這部分價值反而是在一級市場就已經被釋放了，也就是風險投資和私募投資。

比如今天全世界股價表現最好的科技公司，像亞馬遜、微軟等，開始上市時，市場價值也就是幾億美元或者十幾億美元，今天市值都在萬億美元左右。它們的大部分價值增長，是在公開市場中釋放出來的。分享到這些價值增長收益的，都是二級市場的投資者。

但在2018年和2019年上市的科技公司，上市的時候，估值就已經很高了，市場價值從數十億美元到數百億美元不等。但上市之後，大部分股價表現都不好。曾經被非常看好的公司，比如Snap、Uber都是如此。中國公司裡的搜狗、小米等也不例外。

為什麼會這樣呢？出現這個變化的原因，跟私募市場的發達有關，也跟全球資本充裕有關。以孫正義的軟銀願景基金為例。軟銀願景基金一期基金可以拿來投資的錢，高達1000億美元。這在過去投資科技公司的風險投資基金看來根本不可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基金也開始進行軍備競賽，投出去的錢越來越多，這讓科技公司可以在保持私有化的狀態下持續擴張。等到最後上市時，體量已經非常巨大。

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就出現明星公司在公開市場上股價表現不好的情況。因為二級市場投資者很可能認為，公司的價值增長空間在上市之前就已經釋放出來了，或者說已經絕大部分釋放出來了。

總結一下，在今天的《邵恆頭條》中，我跟你分享了WeWork和Uber這些明星創業公司為什麼會在上市時遇冷。原因不僅僅有這些公司自身的問題，還有全球資本週期的變化。

這種變化體現在：一方面，資本市場處在一個從資本過度充裕到資本相對稀缺的轉折點；另一方面，在過去十年，科技公司的成長價值在上市之前就已經大部分釋放出來了，這個變化讓股市的投資者會對明星公司保持理性乃至質疑態度。

李翔分享的觀點讓我聯想到，前兩天我看到凱豐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高濱對於投資趨勢的評論。他說我們最喜歡的投資模式肯定是躺著賺錢，但現在躺贏模式的時代正在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