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那一年，大唐著作郎顾况正在官署里不停地批阅公文。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走进来，向他施了礼，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自己的诗稿。
顾大人看了看少年，又看了看诗稿的封皮。封皮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三个字——白居易。
他撇撇嘴，冷着脸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这话语里的戏谑成分，白居易听得明明白白，但他没有说话，只是规矩地站在一旁。
顾况捧着白居易的诗稿，漫不经心地翻开了第一页。随即，他的眼睛里亮了一下，刚才疲惫和不耐烦的神情也一扫而光，走到白居易面前用极慈祥的语气对他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之后，顾况逢人便大赞白居易的诗，很快，少年白居易便名震京城了。
然而，这一切没有让白居易膨胀，他深知自己该做什么。在一次文人咸集的聚会上，他宣布他将暂别大唐诗坛，回到家乡继续读书深造。
在众人的不解与疑惑中，白居易离开京城，十二年后，他再次回到这个地方，一举拿下了新科进士。
而当年那首让顾况眼前一亮的诗，也是让白居易一夜成名的诗，便是那首我们熟悉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公元803年，三十二岁的白居易正式踏入朝廷，走进了政治。
国家剧烈震荡的时刻，文学也绝不甘示弱。于是白居易高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新乐府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他要用最高贵的灵魂，写最通俗的诗。
当白居易听说皇帝也是一位“文艺青年”，因为喜爱他的诗而提拔他时，他想到了那个“高山流水”的故事。他以为宪宗皇帝是他的“子期”，为了报答他，白居易决定尽自己言官之责，同时也完成少年时的理想：为山河高呼，为苍生呐喊。
《观刈麦》后又写《卖炭翁》，白居易手里的一把刀，划破大唐表象的繁荣，割破所有虚幻的美梦，露出血淋淋的现实。
从秘书省校书郎到盩庢县尉，再到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在京城的十年，写下无数针砭时弊、谏喻朝政、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
“或许做梦时误会了自己，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白居易这一生误会的不是自己，而是当时的宪宗皇帝。
他以为皇帝从他的诗里读懂了他的抱负与理想，殊不知，皇帝只是欣赏他能作诗作文章的才华，希望他为大唐的繁荣气息锦上添花，而这些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诗歌却扯疼了唐宪宗那根脆弱的神经。
于是，宪宗皇帝向大臣李绛抱怨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尽管因为李绛的劝解，宪宗没有对白居易动手，但白居易这个人在宪宗的心里从此不再美好。
被罢官，被贬黜，是迟早的事情。
几乎是一夜之间，白居易从中央监察部官员，沦为江州司马。
他离开京城的那天，大街小巷单曲循环着一首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是他的《长恨歌》，是他留给长安城的不朽，也是不休。
只身来到江州，白居易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举目无亲的羁旅之愁，也不是走下神坛的萧条黯淡，而是一种理想破灭的绝望。
一个人的时候，他思考人生：领导“新乐府运动”，提倡诗歌反映现实，拓宽诗歌领域，发展文化。诤谏政事是尽他言官的职责，作讽喻诗歌更是他作为具有话语权的公众人物的使命。
这一切，都没什么不对。
然而，无错又为何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到江州的第二年，京城已不怎么谈论他的名字了，因为大唐从来不缺诗人。
但有一个朋友没有忘记他，不远千里来江州看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暖意。朋友停留数日，将起身回程。
在送别友人的深秋的夜晚，白居易结识了一个琵琶女。仅仅两曲作罢，琵琶女对白居易敞开了心扉，一番话让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沉思当中。
一个是过气的歌女，一个是被贬的官员；一个当年在乐团风生水起，一个曾经在诗坛叱咤风云；一个现在被丈夫冷落，一个如今遭朝廷遗弃。
两个人是那样的不似，又是那样的相像。
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吗？不然，怎会在这茫茫的江边遇着另一个自己呢？
白居易再饮一杯酒，写了一首《琵琶行》。
在场的人都哭了，眼泪交织在一起，汇成那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人生总是出其不意。
白居易青年意气想要作为时，摆在他面前的总是坎坷；而到了晚年，官运却又不请自来了。
朝廷重用他，太子也关照他，可面对官场上那些相争的朋党、专权的宦官、所有的乌烟瘴气，白居易那颗高贵的心已无力和他们周旋了。辞官，归隐，独善其身，洛阳的香山寺里有他的灵魂与他的诗。
回顾这一生，有十六岁名满京城的辉煌，也有被莫名其妙贬谪江州的无奈；有被世人冷落的孤独，也有与琵琶女一见如故的惺惺相惜；有“诗魔”与“诗王”的成就、新乐府运动的伟大，也有被世人诟病肤浅的灰暗。
每每想起这个撑起中唐诗坛的巨人，我的脑海里总回荡起两句话：一句是在他十六岁时，留在著作局的“春风吹又生”；一句是在他经历世事沧桑后，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备下火炉温酒，问他的老朋友刘十九“能饮一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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