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當代作家從維熙今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從維熙1933年出生於河北玉田，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長篇小說《北國草》、長篇紀實文學《走向混沌》等。從維熙屬於“歸來的作家”中的一位——“歸來的作家”一般指1959年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了的作家。
“歸來的作家”從維熙描寫監獄生活的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發表於1979年第2期《收穫》雜誌。他把這部小說寄給了巴金時任主編的《收穫》，巴金在頭條位置將之發表。這部小說在讀者中引發了強烈反響，也為中國新時期文壇增添了一個新的名詞——“大牆文學”。他的另一部小說《遠去的白帆》也從巴金手中發出。當時這部作品曾作為約稿被一家大型刊物取走，後編輯希望他能對文本情節做出修改。從維熙拒絕後將《遠去的白帆》文稿交付巴金，才最終得以發表。
《大牆下的紅玉蘭》描寫了大牆之內各種扭曲的人性與悲劇的遭遇。在發表後，有人以“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立場，從維熙曾經工作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評信，指責小說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文藝報》曾就《大牆下的紅玉蘭》舉行討論會，與會者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並不一致，甚至分歧頗大，部分討論的發言也刊登於《文藝報》第7期“《大牆下的紅玉蘭》（作品討論）專題”下。從維熙在讀到此專題後寫信給《文藝報》編輯劉錫誠，針對討論會上一些“否定性的意見”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在今後的討論中，能從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上去探討，即《文藝報》編者聽說的那些話。哪怕對小說政治上的批評都好，像《收穫》那位讀者的批評那樣，怕就怕不懂生活，而又陷入勞改隊生活的探討，那是公安部門的業務，而不是我們《文藝報》的業務，對嗎？”從維熙又說，“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來，包括‘四人幫 ’以前，文學藝術創作中出現了一種畸形，即：拋棄了對革命浪漫主義的探求，因而許多作品不能動人以情，不能使人為之熱血沸騰，更談不到文學作品中的美學內涵……我們年輕一代是多麼缺乏美的情操的教育呵！”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牆下的紅玉蘭》發表後，作家孫犁也與從維熙進行了通信。他如此評價這部小說：
“你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生活的真實面貌。……但是，你的終篇，確是一個悲劇。我看到最後，心情很沉重。我不反對寫悲劇結局。也許這個寫法，更符合當時的現實和要求。我想，就是當時，也完全可以叫善與美的力量，當場擊敗那邪惡的力量的。戰勝他們，並不減低小說的感染力，而可以使讀者掩卷後，情緒更昂揚。”
（孫犁《關於》《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
早在五十年代從維熙開始創作時，孫犁的作品就對他產生了深厚的影響。從維熙曾回憶說“孫犁晶瑩剔透的作品是誘發我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催生劑”。從維熙、韓映山、劉紹棠等年輕作家在那時也形成了一個與孫犁氣質、風格相近的作家群。
作家楊葵在《過得去》一書中寫道，從維熙與王蒙、鄧友梅、劉紹棠在五十年代的文壇上被並稱為“四才子”，他對從維熙的性格有一段描畫：“性格剛強潑辣，說話辦事果斷”，“老從祖籍河北，身上真有燕趙之地的雄風”。
本文參考：劉錫誠《關於的討論》,《文藝報》2005年1月22日、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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