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历史遗忘的老人歷史頭條網

2019-10-29 17:58:44 京南綠洲

———追忆外祖父魏美鸿黄埔教官的生涯

历史总是有那么多令人遗憾的人和事。母亲生前的讲述与近日查阅的《魏氏族谱》，使我认知一位了不起的老人，一位曾经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的老人，他不应该被历史的烟尘淹没而被人们遗忘。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外祖父魏美鸿（1890—1943）。外祖父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为清末拔贡，曾做过地方税官。外祖父兄弟排行居长，因是“美”字辈分，取名“美鸿”（也叫魏鸿），望其长大有鸿鹄之志。据母亲生前讲述，外祖父生的额阔目明，幼年读私塾，聪明勤学，在邳睢两县学子毕业考试中取得第一名。其后又是邳县唯一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佼佼者。时值光绪末年（1908年），县衙为外祖父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游行以示显耀。县衙并派人将其送到军校入学。

外祖父胸怀强国之志，在保定军校步兵科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及战略战术。毕业后追随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7年参加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24年受中山先生派遣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蒋中正时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母亲早年听外祖父讲述在黄埔军校时，两次参加东征陈炯明叛变的战斗经历。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为主力，取得重大胜利。陈炯明逃到惠州，勾结盘踞粤南的邓本殷部企图夺回广州，同年9月国民政府军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一师党代表。10月1日，东征军开始出发，13日对惠州城发动总攻，经过两天激战，攻克陈炯明的老巢，并乘胜追击，全歼其残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反动势力，统一了广州全境，为出师北伐奠定巩固的后方基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外祖父又以黄埔军校教官身份参加北伐战争，身经大小百余战。

听母亲说，外祖父平时文质彬彬，在打仗时却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毫不惧怕，将生死置之度外。

外祖父为人忠厚善良，待学生如同弟兄，生活上总是克己为人。他虽未受过重伤，但长期艰苦的生活与作战，南方的湿热瘴气，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损伤。只有在老家时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夭折，次女就是我的母亲，后来外祖父再无其他子女。

母亲晚年犹记幼时跟随外祖母，由亲戚护送长途跋涉来到广州，与外祖父一家三口团聚，在黄埔军校度过的峥嵘岁月。听母亲说，那时她只有四五岁，初到陌生的地方，清晨被军号声惊醒，睁眼一看，屋内外一片漆黑。待天色微微有点亮，便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径自走出家门，好奇地跑到军校教练场，看到许多队列在训练。她看得眼花缭乱，终于认出了外祖父，骑在高头大马上，一身戎装，武装带下配有军刀，正在为学员整队训话。等散了操，她便向外祖父跑去，外祖父高兴地把母亲抱上马，搂着她，在教练场上兜一圈，然后把她送回家。在母亲的心目中，外祖父好威武啊！母亲对此情景记忆深刻，不止一次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

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奉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革命如火如荼。但好景不长，中山先生病逝后不久，蒋介石便背叛“三民主义”，背叛革命，开始排挤和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1927年4月，白色恐怖笼罩黄埔校园。一天傍晚，军校里的国民党要员邀集包括外祖父在内的教官，在办公室秘密会议，在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共产党人是国民党身边的定时炸弹，企图夺权的危险分子，一定要把共党铲除干净……”于是，当晚午夜时分，各自所辖部下中的共产党员及工农骨干分子便被秘密逮捕枪杀。

风云突变，黑云压城，外祖父心中惊恐不安。他从小熟读圣贤书，一贯与人为善，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想想手下那些共产党员学生平日表现都很优秀，学习刻苦，团结同志，作战勇敢，应是国家栋梁之材；他们不是我的敌人，是和我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学生和战友。我怎能接受“上司”的命令，充当祸国殃民的刽子手去枪杀他们呢？他们何罪之有？我于心何忍？外祖父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煎熬着，权衡利害与得失，终于做出一个正义的决定：救共产党人于危难之中，宁可冒一人一家性命之险，也要全力拯救他们！情势紧急，刻不容缓，在得到外祖母的支持下倾其家中积蓄，秘密召集属下，每人发给四块银元，催促他们连夜各自逃出虎口，保住性命，再做计议。年幼的母亲不知大祸临头，被家中来人吵醒，只见有人手捧银元给外祖父鞠躬，有的下跪磕头，外祖父躬身摆手，连连低声说：“快走！快走！”听得出来，声音有些颤抖.他们匆匆出门离去。母亲不知家中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夜里来了这么多人？

待他们脱险而去，外祖父松了口气，顿时瘫坐在椅子上，等待着天明上司对自己的“审判”。

第二天，果然有卫兵把外祖父传去。外祖父离家时，外祖母抱着年幼的母亲，娘儿俩吓得瑟瑟发抖，哭成一团，不知吉凶如何？母亲每每讲到这里都红着眼睛，声泪俱下。

“好汉做事好汉当！”外祖父神色自若。不由分说被上司劈头盖脸训斥一顿，然后再关禁闭，加给外祖父的罪名是“通共”，违抗军令；有消息传出，要“秘密处决”。外祖父当年保定校友及黄埔军校学生轮番求情，历数他的为人与战功，国民党当局于是不得不网开一面。外祖父的性命得以保全，但是国民党党籍被开除，职务被撤销，并决定从此不得重用。此后外祖父在仕途上一落千丈，只得带着妻儿老小到武汉、南京等地，在朋友和学生的手下谋个闲职，以养家糊口。

听母亲说，外祖父参加北伐时曾与李宗仁结识，且关系甚好，外祖父受排挤后，李宗仁曾邀请外祖父去广西任职。外祖父由于身心俱受重创，去广西路途遥远，家中父母年老，身边又有妻女需要照顾，终未前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土地沦丧。南京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即将迁都重庆之际，外祖父带着妻女回到徐州老家，母亲也从金陵女师转到徐州女师读书。

当时，日军从津浦线南北两端进逼徐州，形成夹攻之势，形势紧急，李宗仁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正在调兵布阵：“要给来犯的日寇一个重创”。外祖父应邀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部军事战略参谋，再次走上了保卫国家民族的战场。

台儿庄战役爆发，李宗仁将指挥部搬到前沿阵地，在邳县北部靠近台儿庄的一个村落安营扎寨。母亲听外祖父说过，在那里，听得到台儿庄大战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现在得知邳州燕子埠镇棠棣埠村的张家大院，就是当年李宗仁将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我的外祖父作为第五战区指挥部军事战略参谋，曾和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一起，在这里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外祖父生前说过，他曾陪同李宗仁到战地考察，协助参战部队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还曾陪同著名记者范长江等在台儿庄战地进行采访活动。台儿庄抗战胜利之时，庄静女士（邳州籍）率战时汉口市各界抗战后援会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向李宗仁将军敬献《指挥若定》锦旗。我想，锦旗之上也应凝聚着外祖父的一份心血与汗水。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失败后调集兵力，夹攻徐州，徐州四面受敌包围。1938年5月，李宗仁命令部队突围撤退。当此之际，外祖父回家安抚好父母及妻子，独自带着女儿去西安，投奔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胡宗南，以继续为抗战奉献自己的军事才干。胡宗南毕业于黄埔军学第一期，时任西北行辕最高司令长官，他把外祖父安排到西安黄埔军校七分校任主任教官，母亲也以徐州女师肄业的青年学子身份，考入本校，被编入女生大队战干四团受训。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位于终南山麓，湘子河畔，一个名叫“王曲”的小镇，因而又被称为“王曲军官学校”。北面远离西安城市闹区，南有蜿蜒起伏的秦岭屏障，东面是连绵数十里的黄土高原，西望则是开阔的一马平川，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母亲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七分校选择这个非常适宜练兵习武的地方作为校址是颇有见地之举。随着抗日战争的急需，军校规模日益壮大。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分校主任。校本部是由城隍庙改建的，营房分散在周围远近不一的村落。数十年后，母亲回忆起在那里接受军训，依然气宇轩昂，热血沸腾。那时候，生活全然军事化，同学们胸怀杀敌报国之志，同仇敌忾，心无旁骛，训练场上杀声震耳，热火朝天。女学生经常到街道、集镇，举着旗子，宣讲抗日救国道理，为抗战将士募捐。那是母亲的一生中最为红火、最有意义的岁月。

母亲在战干团毕业后，被分配到七分校政治部作少尉科员，与当时在政治部作中尉干事的父亲在一个办公室，二人从相识、相知、相爱，于1941年由外祖父证婚喜结良缘。由于外祖父的原因，胡宗南和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别号季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等国民党高级军官及同事都一一送了贺礼。

听母亲说，次年（1942年）冬，便生下我。当时父亲到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一年后被派往黄河堤防与日军作战。我满月后，母亲抱着我到军校看望病中的外祖父。听说外祖父见到我，非常高兴。不久，外祖父就病逝了，享年五十三岁。父亲从前线赶回来，在军校同事的帮助下，把外祖父安葬在终南山脚下，胡宗南亲往吊唁，并为外祖父立了墓碑，给予外祖父的一生很高的评价。

岁月如流，亲悉零落。父亲费蜀超在运河中学教师岗位离休，于2011年离世，终年94岁；母亲魏淑媛在小学教师岗位退休，也于2017年离世，终年96岁。外祖父长眠于终南山下，迄今已经76个年头。人世沧桑，不知陵墓碑石安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