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達說

家國兩愁絕，人天一粲然。

只餘心獨在，看汝更千年。

世界幾痕夢，微塵萬座蓮。

此詩的作者，就是戊戌變法中慷慨就義的“維新六君子”之一譚嗣同。

今年是戊戌維新變法一百二十一週年。

一百二十一年前的6月1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曆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是為百日維新變法的開始。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運動，“不甘作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是這場運動的直接發動者與實際決策人。

從光緒帝“詔定國是”，決定變法，到慈禧太后以訓政的名義發動“政變”，即公元1898年9月2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曆八月初六日），維新變法只有短短的103天，變法即歸於失敗。<strong>

但就在這短短的103天裡，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系列除舊佈新的“上諭”，這些以更張舊制，棄弱圖強為訴求的“新政”，不僅讓國人惶惑不安，也震驚了世界，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將改變積貧積弱現狀，實現國富兵強的新的可能性。

光緒皇帝的老師、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草擬了這道“定國是詔”。

據說，他在草此詔時參考了之前監察御史，也是“維新六君子” 之一楊深秀的《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與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請明定國是折》，而他們二人的這兩道奏摺，都是一直積極推動變法的康有為代擬的。

那麼，今天的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政變中的作用？

康有為是戊戌維新變法最直接的推手，稱他為“戊戌維新運動的核心與靈魂”，一點都不過分，而作為康有為最有名的弟子梁啟超，在這場變法運動中充當了第二推手的角色。

戊戌維新變法前，康有為在創辦於廣東萬木草堂中，講授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國家歷史、政治，宣傳維新思想，影響了梁啟超在內的一大批學人，成為戊戌變法最重要的策源地。

1895年康有為又發動“公車上書”，此舉使得使維新派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臺。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了《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請求光緒帝決定發起戊戌變法，並且具體提出一整套資產階級特色的施政綱領。<strong>

《應詔統籌全局折》主要內容如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呈請代奏事。

竊自馬江敗後，法人據越，職於此時，隱憂時事，妄有條陳，發日本之陰謀，指朝鮮之蓄患，以為若不及時變法，數年之後，不能立國。已而東師大辱，遂有割臺補款之事，於是外邦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請及時變法，圖保疆圉。

…………

職竊考大地百年來，守舊諸國，削滅殆盡。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利權，而一旦一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遍據其海陸形勝，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

…………

今分地已訖，無地可圖，故聚謀以分中國為事，剖割之圖，傳遍大地，擘畫詳明，絕無隱諱。

…………<strong>

二萬萬華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耽耽，朵頤已久，慢藏海盜，陳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慕羶，聞風並至，失鹿共逐，撫掌歡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鹹來，並思一胬。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東事，割臺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中間東三省龍州之鐵路、滇粵之礦、土司野山之邊疆，尚不計矣。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

…………

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且夕，而不可得矣。

…………

夫以二萬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皇上撫而用之，何求不得，誰為束縛其手足耶?

…………

此固中國四千年來之變局，亦祖宗二百年來所未遇也。以吾閉關之俗，忽當競長之時，絺絡宜於夏日，雨雪既至，不能不易重裘；車馬宜於陸行，大河前橫，不能不易舟楫。外之所感既異，內之備禦因之。

…………<strong>

故當今日而思圖存，舍變法外更無他巧，此固萬國謀自強者，所殊途而一轍，亦中外談經濟者，所異口而同詞。臣民想望，有不可不變之心；外國逼迫，有不能不變之勢。然則今日之國是，莫有出於盡革舊習，變法維新者矣

…………

然皇上雖赫然發憤，思變圖存，職竊慮數千年之舊說，易為所牽；數百年之積習，易為所滯。

…………

以地方二萬萬方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眾，物產二十六萬種之繁，加以先聖義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澤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國之所無，而諸國之所羨絕者也。

…………

伏願皇上採而用之，因日食之警，震動修德，除舊佈新，擇吉日大誓百司庶僚於太廟，或御乾清門，下詔申警，宣佈天下以維新更始，上下一心，盡革舊弊，採天下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

…………康有為在奏摺中提出：

“其新政推行，內外皆立 專局以任其事，建議設立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武備局十二個新機構。”

另外設立學校會、農桑會、商學會、防病會、天文會、地輿會、大道會、大工會、醫學會、各國文字會、律法會、剖解會、植物會、動物會、要術會、書畫會、雕刻會、博覽會、親睦會、佈施會等等。

最後康有為強調：

“時乎時乎，豈容再誤?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圖存與否，在於此時。職之疏逖，豈敢妄陳大計，變亂典章，誠以上為君國，下為身家，心所謂危，急何能擇，用敢冒越，竭盡其愚，伏惟皇上少採其言，乾健獨斷，發憤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康有為在這份奏摺中將古今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變法或者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改變本國面貌，使得西方各國日新月異，技術上一日千里，與亞非各個古老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鐵的事實，一再強調如不實行變法自強，則中華面對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將會被歷史所淘汰，面臨亡國滅種的最嚴重後果，並且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變法措施。

此奏摺據估計對年輕的光緒皇帝影響不小，兩個月後光緒帝發動變法。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之後康有為著文，聲稱自己在變法中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時過境遷，對於康有為當年的作為和他實際發揮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在那個時代對歷史的貢獻是無法抹殺的，但是康梁二人畢竟官職卑微，雖說在學術界影響非常大，但在大清王朝軍政兩界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維新派人士沒有一人進入過軍機處及六部，或者是擔任過總督巡撫一類的封疆大吏。

一句話，維新派沒有絲毫實際權力，不曾對大清王朝中樞決策機構產生過重要影響，無法控制政局走向，註定不會成功。

據當代歷史學家考證，戊戌變法數月之間，可以確認為康有為手撰上達的的奏摺，便有七十四篇，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通過陳其璋、楊深秀、徐致靖、宋伯魯、文悌、李盛鐸、王照、麥孟華等維新派官員呈遞的。

顯而易見的是，維新變法運動從興起、發展，到受挫、失敗，始終都貫穿著康有為的影響與作用，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

同為戊戌變法主將之一的張元濟，政變後曾寫信給與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

張元濟說得不錯，康有為確是個開風氣的人物，戊戌維新變法亦是一場開風氣的思想解放運動。

狹義的戊戌維新變法固然專指戊戌年6月至9月這103天，而廣義的戊戌維新變法則應該包括1895年“公車上書”以來廣泛開展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運動。

在這個意義上，戊戌變法在政治上雖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說失敗得很慘，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大批支持變法的官員或被罷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啟蒙的閘門一旦打開，則如江河橫溢，不可阻擋，其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儘管戊戌變法最終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廢除了“新政”，恢復舊制，但事實上，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中國走上變革之路，“窮則變，變則通”成為當時朝野上下，四海之內所有中國人的共識。

思想的風暴一直延續到了十三年後的辛亥革命，其影響力則在繼續不斷的變化中成為了改天換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來源之一。

“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

毛主席在許多場合一再重複這句話，就是在倡導一種不懼風險，不顧個人安危，打破成規，奮起改革的精神。<strong>

戊戌變法至今一百二十一年了，從那以後，無論是康梁二人在世還是去世後，圍繞康、梁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作用，可以說是眾聲喧譁，意見紛呈。

一種意見認為，康、梁在變法中的作用本來沒這麼大，由於事後他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將其作用不適當地誇大了，主要是康有為的肆意誇大。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後不久，就與自己的老師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最終分道揚鑣，康有為最終墮落成為了死硬保皇派，而梁啟超成為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傑出宣傳家和吹鼓手，他參加了辛亥革命之後的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直至逝世。

很長時間以來，戊戌維新變法的研究者們多以康有為留下的提供的這些材料為依據，高估了他們的作用。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康有為應該為戊戌變法的最終失敗負責，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進，是戊戌變法沒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其實戊戌變法的失敗從根本上說輪不到康有為以及梁啟超承擔責任，他們在變法運動中更多的是起到了宣傳鼓動作用，並沒有實際參與到具體的變法中，所以沒有責任可以承擔。<strong>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因為康有為人品的卑劣，他的狂妄、自負，造成了與其他有意參與改革的清朝地方實力派離心離德，像張之洞為主要代表的地方督撫很多人其實有意實施變革，以維持清王朝的統治，拯救國家的民族的危機。這個群體不僅不能與康有為合作，甚至給他拆臺，不願意看到他的成功。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說法、看法在一百多年來流傳甚廣，影響極大。

這也恰恰說明了，在中國，歷朝歷代以來只要是改革、變法，一般都很難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歷代改革者們大多數沒有好下場。不僅當初如此，百餘年後，亦復如此。

事實上，在清末那樣一個萬馬齊喑，萬喙息響的年代，康有為、梁啟超的舉動的確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

清王朝對讀書人的管控是極嚴的，不能隨意談論政治，更不許隨意上書。康有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許問政的禁令，上書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時危，是冒著殺頭乃至誅滅九族風險的。由此可見他的氣概和膽識，確有過人之處。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開篇就寫道：

“自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併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當時舉京師之人，鹹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曾憶起康的這段經歷：

“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

這是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時的情形，“舉國目為怪”，“鹹以康為病狂”。

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又稱之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呈》，撰寫於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戰福建水師戰敗的刺激，借出遊北方之機，“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

在此次上書中，康有為“罔知忌諱”，“幹冒宸嚴”，大膽揭露了清政府內政不修，國事敗壞，耽於安樂，兵弱財窮的現狀，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並建議仿照漢朝議郎，設立訓政之官。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閒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

如果說這是康有為為清王朝敲響的警鐘，很顯然，清王朝的統治者並未因此從昏睡中醒來。

僅僅時隔六年，中國就遭遇了更加慘重的失敗，中日甲午之戰竟然敗給了自己的鄰居，蕞爾小國日本。<strong>

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並割讓臺灣及遼東半島，賠償白銀二萬萬兩。

這件事給中國讀書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馬關條約》簽訂之日，恰逢各省舉子云集北京，大約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來參加國家會考的青年才俊，康、梁一直活躍在他們中間，藉機鼓動“公車上書”，不遺餘力；力陳變法圖存，痛下哀聲，在眾多舉子中，康、梁二人脫穎而出，一鳴驚人。

康、梁歷來被人們說成是“公車上書”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們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

<strong>歷史事實是，1895年《點石齋畫報》上刊登的“公車上書”的情景，並未出現康有為這位所謂“領導者”的名字。

有學者指出，當時，各省公車多侷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內活動，康、梁很難去發動和領導他們。而且，在康、梁的背後，也還有了解內幕的京官，向他們透露情報，策動他們上書；甚至還有更高層的官員在背後操縱他們。

其實康有為、梁啟超很可能只是所謂“帝黨”的棋子，由他們出面，鼓動學子，干涉政府決策，從而將宮廷內部帝后兩黨的鬥爭公開化、社會化，以社會輿論，即所謂“公論”，向李鴻章乃至整個“後黨”施加壓力，奪回政權。

這些所謂歷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誇大自己作用，修改歷史敘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時也可能遮蔽歷史真相的“另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將康、梁虛無化的過程中，將維新變法運動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明史的巨大價值和意義也被消解了。

事實上，在“公車上書”這場運動中，康、梁從未置身於事外。

公元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夏季，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在其所作《公車上書記序》中亦寫道：

“中日和約十一款，全權大臣既畫押，電至京師，舉國譁然，內之郎曹，外之疆吏，鹹有爭論。而聲勢最盛、言論最激者，莫如公車上書一事。”

他在這裡所說，即康有為以一晝兩夜撰寫的《上清帝第二書》，後來被稱作《公車上書》。盡然此書最終未曾向都察院呈遞，但經過其弟子梁啟超、麥孟華的謄抄，並在各省舉子中廣為傳閱，使得康有為“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的主張，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據考證，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就是上海居士沈善登，他與康有為並無政治上的關聯，出於對各地舉人愛國熱忱的褒揚及對康有為變法主張的激賞，出面“記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

沈善登雖未親自參加“公車上書”，但消息得自參加過“公車上書”的舉子，並有人向其提供了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的副本並“公車上書”題名錄。因此，沈善登的立場較康有為等人更加客觀，刻意作偽的可能性很小。<strong>

福建舉人邱菽園是“公車上書”的親歷者，康有為發起聯省公車上書，邱菽園亦與其事。邱菽園不僅親眼目睹了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的傳抄稿，且將其大段摘錄於光緒二十三年自刊14卷本《菽園贅談》中，題為“截錄康孝廉安危大計疏”，篇後附有跋語，回憶了自己當年參與“公車上書”的情形：

“右疏為南海康廣廈工部（有為，原名祖詒）為舉人時主稿。時乙未春仲，倭事正急，糾集直省公車若干名聯名所上者也。凡一萬八千言，大意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人，保疆土而延國命。疏未上，而和議已成，事遂寢。工部門人類刊此稿於南海先生四上書中。滬上石印書坊獨摘此稿，為《公車上書記》，而附以公車名單。一時各報館鈔印傳觀，風行海內。聞者亦莫不欷歔太息，若深慨其謀之不果用也。今者事成既往，平心以觀，處當日主憂臣辱之時，懦者緘口，激者沽名，非以規避為能，即以掊擊用事。獨有工部其人，排眾議而直前，責皇躬以修身，其意氣可不謂壯且遠哉！前半遷都、廢約、練兵、籌戰，詞意操切，未策萬全，抑亦思勢值倉皇，間不容髮，彼時結俄之策既不可行（江督電奏二），誰復能忍以須臾，從容而殷前席（予初預聯名，後即取回名單，誠以主戰之不可恃也）？後半則綱舉目張，皆坐言起行之要，洵是有目共賞文字。截錄於此，俾後之談時務者，可以觀焉。丁酉二月十七日跋此。”<strong>

此後，邱菽園對康有為一直念念不忘，不僅於光緒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將康有為所撰《上清帝第二書》收入其所著《菽園贅談》，附跋紀念，更於二十四年與好友林文慶創辦《天南新報》，自任社長，從側面呼應康有為等人的變法舉動。

一場聲勢浩大的“公車上書”像狂飆一樣橫掃北京上空，但很快也就歸於沉寂了。王公大臣們好像任何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著醉生夢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復了往日歌舞昇平的景象。

康氏弟子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中就曾寫道：

“和議既定，肉食袞袞，舉若無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積弱至此，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太息而已。”

但康有為沒有因此而氣餒，他選擇了繼續向皇帝和樞臣申述變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公車上書”之後的閏五月初，他便將《上清帝第三書》，又稱《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呈》遞交到都察院。此書中康有為將前書中拒和、遷都、再戰的內容刪去，增加了富國、養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舉，興辦教育，廣聚人才等內容，尤為重要的，是提出了設立“議郎”的建議：

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並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三佔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聖聰，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strong>

在《上清帝第三書》裡，康有為明確表達了興民權，抑君權的意願和要求，以及他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對理解。

康有為、梁啟超他們這一代學者，所處恰逢新舊交替的時代，他們對西方的認識，首先基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在他們看來，未來中國無非是傳統中國的延續罷了。

所以，康有為要借漢制“議郎”來表達他變法改制的意圖，在晚清那樣一個年代也只能這樣做，恐怕也只有這樣光緒皇帝才能理解康有為想要說什麼。

幸運的是，自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到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康有為屢屢上書，只有這次，經都察院代為呈遞，很快呈現在光緒皇帝面前。

據歷史記載表明，在甲午戰敗之後，光緒皇帝憤於國勢危迫，民生日艱，急於博採眾論，變法更張，這一念頭就是看了康有為這篇充滿改革新思想的條陳產生的。

於是，就在當月，光緒便頒佈了著名的自強諭旨，發出了明確的改革信號。

據梁啟超記述：

“其年六月，翁（同龢）與皇上決議擬下詔敕十二道，布維新之令。”

同時，朝廷罷免了保守派孫毓汶、徐用儀的官。

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時都很有發憤為雄，力圖自強的表現。

康有為的改革變法思想最“猛烈的宣傳運動者”，非梁啟超莫屬。

對梁啟超來說，公元1895年的“公車上書”是一個轉折點。此前，他是萬木草堂的學長，康有為的大弟子，此後，他追隨康有為，辦報辦學，鼓吹變法維新，名重一時，甚至超過他的老師康有為。

梁啟超作《變法通議》在《時務報》連載，“每一冊出，風行海內，自是談變法自強者，成為風氣”。

隨後梁啟超受聘於湖南長沙時務學堂，為總教習，專門闡發康氏一家之學，直到戊戌政變，亡命日本，思想為之一變，才逐漸擺脫康氏思想的羈絆。

康有為是個頗為自負的人，他曾說過，其思想三十歲前已經完成。這種說法亦可看作康有為好為大言的證據。

康有為生於公元1858年（咸豐八年），三十歲應為公元1888年（光緒十四年）。這一年，康有為以《上清帝第一書》而博得大名。

離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將《今古學考》送給他，本意是勸他勿談國事，把興趣轉移到訓詁考據上來。

沒有想到的是，《今古學考》這樣一部書反而成全了康有為，居然讓他從這裡找到了支持變法改革的歷史依據。

大約兩三年後，康有為在《今古學考》的基礎上，先後完成了轟動朝野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這兩部書是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從樸素的哀民生之艱，悼國事之危，向理論建構提升的一種標誌。所以說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論依據的，這個理論就是經他改造的經今文學，其中包括孔子託古改制，尊孔子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學的三世說，強調歷史經據亂世、昇平世、大同世而向前發展，破除了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厚古薄今、古勝於今的觀念，取消了古人對於今人的典範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如果說康有為激進的話，那麼，其政改方案的激進恰恰就來自其學術理念的激進。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質疑兩漢以來的經學主流，將兩千年來所奉行的“六經”皆稱為“新學偽經”，實際上是對整個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現為更加激進的思想面貌。

雖然戊戌變法的失敗後來有些人認為是康有為的激進造成的，但戊戌政變之後的中國並沒有吸取激進的教訓，反而變得更加激進了。其中的原因也是耐人尋味的。

康有為的變法理論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質疑，乃至扼殺。<strong>

清末著名經學家朱一新就曾寫信給他，逐條糾正他的錯誤。

比如：“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

朱一新的意思是想告訴康有為，漢代所說的改制，是指禮儀方面的改革，所依據的《王制》，也是漢儒後來得到的，應該說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

至於《論語》、“六經”，以及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來解釋，朱一新說得很肯定：

“近儒乃推此義以說群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為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

朱一新獨具慧眼，是看得很準的，在他以為是很危險的事，正是康有為將要進行的偉大事業！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便肯定了康有為作為歷史開創者的貢獻，他說：

“康有為採用了這些觀點，是為了改革儒學，使儒學與近代的改革實踐相結合，並付諸行動，從而為權威的儒學提供了最後一次服務於近代中國政治的機會。”

但是，在維新變法運動中以捍衛學術正統，維護現有體制自任的人，就是朝野內外的頑固派，絕不可能像朱一新這樣，書生氣十足地與他討論問題，客氣的如翁同龢，會稱他“說經家一野狐”，表示“驚詫不已”。

在那些頑固守舊的人看來，康有為這樣做就是欺師滅祖，大逆不道，非聖無法，惑世誣民，不除之不足以穩定人心，統一思想。<strong>

就在《新學偽經考》問世不久，一個叫餘聯沅的人就上了彈劾康有為的奏章，要求將此書立即銷燬，並警告各地書院生徒及所屬士子，不要被康有為所迷惑。至於康有為這個人如何處置，則請皇帝自己拿主意。

光緒皇帝當日就給兩廣總督李瀚章發出一份措辭嚴厲的諭旨，讓他查明情況，如果該書確係離經叛道，就當即銷燬，對康有為，則放了一馬。

實際上，從甲午到戊戌，康、梁在為變法維新四處奔走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勢力的圍攻、詆譭、誣陷、謾罵，可謂數不勝數，從未斷絕。

清末洋務派主要代表人物張之洞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圍繞他身邊的梁鼎芬等人，都對康、梁採取極端敵視的態度，其中有學術上的分歧。

張之洞對康有為的獨尊公羊，託古改制，以孔子為文明教主，用孔子紀年，都是難以認同的；但他很少做學術上辯難、商榷，而是直接對康有為的學說做政治理念的解讀和政治企圖的判斷，上綱上線，認為康有謀反之嫌，保中國不保大清。

這是一種誅心之論，欲陷康、梁於險境。欲置康、梁於死地的，還有湖南的葉德輝之流，他要捍衛綱常名教，自然視康、梁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直到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梁，等於是拉開了戊戌政變的序幕。<strong>

應當看到，戊戌變法前後，無論是仇視康、梁，反對康、梁，還是支持康、梁，擁護康、梁的人，沒有不把他們視為戊戌維新變法主謀的，沒有他們的努力，戊戌變法的歷史或當改寫，中國人思想解放的進程也當別論。

由於戊戌變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敗，今天有些人責備康有為，以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魯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執、激進、固執造成的；也有人藉口康、梁曾說了一些假話，或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進而懷疑他們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做其實是把歷史看得太簡單了。

近代以來，有些學者在貶低康、梁的同時，為張之洞張目，認為在康、梁變法之外，另有一變法的穩健派在，並以張之洞為代表。

國學大師陳寅恪稱戊戌變法在當時“蓋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緒皇帝受了康有為的蠱惑，未能採納如張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張，戊戌變法也許不會失敗。

這段話寫於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陳寅恪在這裡既劃清了與康有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學淵源是在郭嵩燾這一脈，與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觀念自然不同。

戊戌政變發生的第二天，即公元1898年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歸政的消息後，馬上致電大學士孫家鼐：“梁乃康死黨，為害尤烈。”落井下石如此，也算少見了。

多年來，人們對康、梁的曲解、誤解是根深蒂固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有待於新的史料的發現，更有賴於歷史觀的改變。

公正地對待一個歷史人物，有時真的很不容易。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況且康有為自身並沒有那麼大的學識，他很難在學術上服人。

康有為從嶺南出來，嶺南學術在全國本來就現已算是支流了，而康有為乃至還不是嶺南學術的幹流代表人物，假如連支流中的幹流都談不上，沒有讓當世學術界服氣他的理由。

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這一套東西，變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動這一套東西。

最佳的方法是找到初始儒學，然後直接往裡面加東西，初始儒學本來就具有較大的開放性，能夠添設很多新的理論思維，靠這種方法來支撐變法是能夠的。

如今康有為跳出來說這些經文滿是假的，沒人能信，所以他的變法維新理論從根上已經輸了。

在變法開端之前，光緒皇帝見了康有為一面，史書記載也僅此一次。

最終，康有為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也即是在總理衙門跑腿的，這仍是兼職，他的本職仍是主事，梁啟超則依舊去編書。

所以，咱們很難說他們兩人在朝廷中有什麼影響力，或者是對變法有啥決定性的影響。後世常將“戊戌變法”又稱為“康梁變法”，都是被康梁二人誤導了，這個變法即是戊戌維新，但康梁卻自認為這是他們掌管的變法。實際上不是這麼的，他們在變法中能起多大效果，能說多少話是清楚明瞭的。

梁啟超在談到他的老師康有為時就曾指出，世界上有“應時之人物”，亦有“先時之人物”，“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之人物，造時勢之英雄也”。

梁啟超還說，康有為就是一位“先時之人物”，“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康先生全都具備，“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誠為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觀，歷史都是為了今天為了當世服務的，難免每個時代有不同的解釋，但千萬不可謬傳，乃至假傳、篡改，因為列祖列宗在上，千秋史冊在後，後人應該將真實的歷史一代代傳下去。

憂時曾上萬言書，十死殘生億劫餘。

海雨離居讀君作，淒涼舊恨集公車。

平生浪有迴天志，憂患空餘避地身。

最恨邱遲傷故國，題名記上少斯人。<strong>

落日蒼茫風才定

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維新運動中的作用，這還用問嗎？沒有這師徒倆上下鬧騰，維新運動能這麼轟轟烈烈的開展嗎？當然，維新運動的主角，光緒皇帝當之無愧，沒有他的頒佈改革措施，一切為零。而康梁的領頭羊作用也不可替代。

維新運動的發端即從康有為於1888年赴京應試，向光緒上書"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開始。雖未遞到光緒手中，卻在社會上產生積極影響。繼而康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維新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用於指導實踐，作用大了去了。再就是"公車上書"，這是康梁在戊戌變法中的"傑作"，是維新運動的標誌性事件，彪炳千秋，功不可沒。一千三百多位學子，慷慨激昂上書光緒，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四大政見，達到富國救民之目的。康梁認為前三項為"權宜應敵之策"，變法才是"立國自強之策"。上書內容廣為傳播，維新變法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康梁也因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不可替代的領袖地位。

這樣還不夠，還必須全國動員，上下聯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維新派，與李鴻章等頑固派(含洋務派)，進行了殊死搏鬥。首先，佔領輿論陣地。1895年，康梁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成立強國會，1896年又在上海辦《時務報》。1897年嚴復在天津辦《國聞報》。1898年譚嗣同在湖南成立南學會，辦《湘學報》。至此，全國學會.學報.學館達三百多個，變法氛圍基本形成。其次，兩派展開了大論戰，就三大主題一一第一，要不要變法。第二，要不要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第三，要不要廢除科舉和提倡西學。在論戰中，維新派逐漸佔據上風，終於受到光緒召見，可面呈意見了。再次。康有為再呈第六書《應招統籌全局折》，這是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幾經波折，幾經奮鬥，隨著光緒"明定國是"詔書的頒佈，百日維新正式開始。其過程，其章義，其失敗原因，我巳在頭條回答過，也不在本議題之內，不說了。

補充一點，康梁譚的維新建議並非完全正確，錯誤主張不少。其中為籌集變法經費，竟主張出賣國土，將新彊.西蕆.蒙古等出賣紿俄英日等帝國，實在是大大的餿主意，與李鴻章丟新彊的主張如出一轍，對得起左宗棠嗎？對得起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嗎？簡直忙改良忙昏了頭，連保家衛國，寸土不讓都不知道，大大的罪過！

老大73708

我是秋草獨尋，有幸回答此問。

我覺得第一個要理解戊戌政變是在甲午後的維新運動的基礎上出現的一個變奏曲。

需要說明的是甲午戰後的維新運動是一個持續性的救亡運動。

戊戌政變是甲午戰後維新變法的背景下開啟

維新變法從甲午戰敗的1895年就開始了，當年光緒帝甲午戰敗當年就已詔告天下，已經進行了很多變法。

• 如大修鐵路，1898年津唐鐵路已建成，蘆漢鐵路、關東鐵路都在籌建中。

  
  

• 1896年創辦新式學堂山海關鐵路學堂（交通大學前身）、北洋大學堂都已經在辦。1895年光緒帝發佈獎勵工商業的上諭，張謇等企業家開始籌辦紗廠。
  

• 1895年發佈編練新式陸軍，命袁世凱訓練新軍，
  

• 1896年盛宣懷獲光緒帝批創辦通商銀行，
  

• 1896年，康有為創辦強學會等新式媒體。
  

• 在地方改革中，以湖南巡撫陳寶箴、江標在湖南的改革最為全面與迅猛，涉及工商業、教育、新聞、軍事、啟蒙等全方面的改革。當時都已經啟動。
  

在全國性的維新運動中，無疑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聲音最為猛烈，成為一時維新之網紅，但是也要注意到嚴復、黃遵憲、張謇等著名人物在維新運動中的巨大作用，這是一場全國性的改革運動。

康梁由於公車上書、強學會等行動在全國的思想界的影響之高，並通過帝師翁同龢等人的引薦，上達天聽。

開始了極大影響了光緒皇帝的思想，與光緒皇帝急於變革的心態相吻合。所以光緒帝下詔召見康有為。

背景：康梁當時的情勢較為孤立

康梁的為急於變革，以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等書將孔子打扮成改革家，並將千年來的自王莽新朝時孔學推倒說是偽經，遭到大多數儒家教育的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批駁，使得康梁維新派在政治上落於孤立，如恭親王、劉坤一、張之洞、章太炎等開明人士明確反對，最明顯的就是連翁同龢也謂之為“野狐讒也”。

這是康梁變法中的孤立之勢形成。

現在簡述一下康梁二人在百日維新中的主要作用。

1、康梁在戊戌政變前期給皇帝提出三點建議：其中第三條就是開設制度局。

以期架空中央官僚系統。這與當時光緒帝對於傳統官僚的厭倦剛好合拍。變相的引發核心官僚層與皇帝的衝突，使國家大局不穩。

所以在恭親王奕訴在世時就遭到穩重的恭王的反對。後恭親王死後，皇帝后又改為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把握權力的中心，並且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任顧問，很明顯是將中國權力中心外移。這不僅是奪權問題，更是主權問題。（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

這為之後戊戌政變的權力之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2、康梁在百日維新中提出的改革建議中，並沒有涉及到君主立憲的核心思想，沒有多少先進性。

說明其進步性尚存在較大的問題，而在改革科舉中提出廢及八股文，這一條因為驟然變革，朝廷反對者較多。朝中大部分官員也認為科舉教育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方向並不清晰。

當時工部尚書李端棻的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書院，成立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辦法。這對於1900的教育改革及1905年廢除科舉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而其他的軍事、經濟、教育、工商業改革在前面已經說明，大多都已實行。

因此，康梁在戊戌政變其間並沒有多少改革的新意，核心措施反而使皇帝與太后、大臣之間的關係緊張，成為權力之爭，以至發生後來的太后訓政，戊戌政變。

戊戌六君子畫像

3、由於百日維新中光緒帝急風驟雨似的改革，使得改革呈現一團亂局現象。而恭王的去世使得太后與光緒帝之間失去了調和式的人物。改革的分歧越來越大。

看一下百日維新的政策，就會發現到處都是問題。

1）光緒帝在百日維新不到一百天時間，向各地發佈了100多道詔書，

這種急風驟雨似的詔書政令，令各地督撫無所適從。可見此時光緒帝的節奏之激烈，參考今天的改革可以想見是否合理。

2）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閒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

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在沒有妥善安排的情況下如此激烈的改革是不負責任的。

3）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被阻，光緒帝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

而光緒帝之前與慈禧曾有約定，就是讓慈禧為他把好關，三品以上官員的任免，經慈禧商議。而如此草率行事，致中央各官員人心惶惶。慈禧是需要過問的。而反觀之前光緒親自罷翁同龢時，慈禧又並沒有阻攔。（此事參看張鳴《重說中國近代史》）

4）皇帝提拔楊銳、譚嗣同等四軍機章京，企圖架空軍機處，造成朝廷分化影響。而後繼續聽信康有為建議實施開“懋勤殿“，更引起極大的恐慌。

康有為在美國芝加哥遊玩照片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能說慈禧屆入是一種錯誤的行為：

楊崇伊密奏慈禧太后：“用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楊的說法這也是實情。

在出現這麼多問題的情況下，柄國三十多年的慈禧不可能不干預此事。當這種事情連續在幾天內發生，慈禧必然要求垂簾，以把握國之大局。

按道理，此事到此為止就應結束了。

1898年6月11日《明定國是詔》

可是歷史弔詭的事就出現了。康有為又不甘心失敗，又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討論，結果卻是儘快準備武力解決問題。《馬勇：戊戌變法背後——康有為“衣帶詔”真相》

康有為偽造與光緒皇帝合影

康梁戊戌政變的後續效應

康有為後來的造假造謠行為。

造假奉聖命成立“大清保皇公司”，並偽造與光緒的關係，包括照片，騙取錢財，很多海外華人信以為真，為此，康有為籌集了很多錢，以至於晚年生活還非常奢靡。

譚嗣同的疑惑證明

其實譚嗣同他本人不贊成武力解決，只是為康有為所激而為，所以他留下的原詩是：“我自毆刀仰天笑，留待功罪後人論？”。但被梁啟超篡改成“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留待功罪後人論？”側面也說明譚嗣同他自已不知道做得對與否。

繼續破裂的原因則是康有為繼續在海外媒體煽風點火的結果就是，光緒百口莫辯，慈禧再也不信任光緒。

所以，在這裡可以總結，康梁在戊戌政變中起的大部分是負作用，耽誤了中國應有的改革進程，帝后之間的矛盾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引起後來的庚子事件。

戊戌政變的另一個影響還是值得肯定的。

六君子赴難等事件，說明必竟是一場中國近代的思想開放運動，雖然其有各種侷限性，但仍然極大了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與改革的熱情，激勵後來者不斷朝此方向改革。

在1900年之後，朝廷的改革如廢科舉、壬卯學制、獎勵工商、君主立憲等也逐一落實。與百日維新有重大的關係。

總結而言：戊戌政變中的康梁更多的是參與了權力的爭奪，與宮廷政變。真正與改革相關的事情不多，反而是六君子之死，對於國人的影響較大。

其實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經濟改革為先導才是正途，沒有任何經濟改革成果，追求政治改革是一種很衝動的行為。

秋草獨尋

甲午中日戰爭，貌似龐大的清帝國在對這次的戰爭中失敗。

隨後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極大的觸動了，當時國內的有識之士。

他們痛定思痛，去反思後起之秀的日。他們看到，日本是經過明治維新，從和清政府幾乎相同的位置，躋身世界列強的行列，

效仿日本，變法維新，變成了這些人的理想。

這其中就有康有為梁啟超而且，康有為和梁啟超是維新變法，主要倡導人之一。

這次行為被歷史稱為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其實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是對滿清僵化和腐敗官僚體制的反思和改革。

戊戌變法的主要提倡人，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當時新舊交界的知識分子。

光緒皇帝戊戌變法的支持者。

光緒帝在對日本作戰失敗之後，痛定思痛，力圖效仿西方，通過維新變法，富國強兵。

這是一次近代中國史上，第一次放下天朝大國，務實的看待世界。

也是一次思想潮流帶動的政治革新，思想的解放。

康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希望通過變法維新這種形式，建立一種近現代國家政體，君主立憲制，開始提及民權。

這在當時，有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一面。

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師生關係，在這次變法維新運動中，他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們主張變革觀念，建立社團，開辦報紙，提倡工業，廢除科舉，建立新軍等等，他們的變法，動搖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倫理基礎。

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維新，得到光緒帝和民間各界的大力支持，原因是多方面的。

這裡面有外因，如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也有內因，如大清官官僚腐敗無能。

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

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順爾難”。

那希望通過自上而下變革，獲得一個滿意的政體架構。

事實上他們是一種對封建皇權的改良。

但即使是這樣，維新變法運動也最終觸動了封建權貴的利益，於是慈禧代表的保守勢力，對變法施行了殘酷的鎮壓。

因這次維新變法，僅僅持續了103天，也被史稱為百日維新。

雖然維新變法被鎮壓了，但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思維，是一把火種，點燃了皇朝下的人民，對大請王朝的反思，對現代文明的追求。

經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思想啟蒙運動，大清王朝鐵桶一樣的桎梏，出現一絲縫隙，思想上的進步，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的誕生。

大清愛新覺羅家族，連同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一起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穀子的地

戊戌政變是一場思想戰線上的政治啟蒙運動，是一部分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必須進行改革，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進行科學，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強大起來，不受外國的欺凌。康有為梁啟超在這場政變中起了組織，領導和推動作用，但由於對舊勢力估計不足，造成很大的犧牲，最終失敗。但她啟蒙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為以後中國的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因為任何變革都要觸動舊勢力的利益，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血的代價。

漫話人生路

戊戌變法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它是由一批愛國人士發起的改革運動，雖說變法在短短的103天就以失敗告終，但它給當時的人們進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禮。

讓許多有志之士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敗，變法對於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變法讓清政府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並激起了很多人的改革熱情，人民由此也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思想開始解放，不再對清政府抱有幻想，戊戌變法直接影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也是十幾年后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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