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有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貿易戰是國家之間政治經濟鬥爭的表現形式之一，是某一國家憑藉較優越的資源稟賦或綜合國力，對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封鎖或設置關稅壁壘，以達到迫使對方屈服妥協的目的。與軍事手段解決問題不同，貿易戰方式更加平和，耗費財富更加少，往往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當今美國特朗普總統當政，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利用綜合國力的優勢，大打貿易戰，迫使處於劣勢的國家讓步。但是，貿易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我國春秋時期，齊國相國管仲就多次採取貿易戰手段迫使周邊的魯國和梁國臣服。

時間轉移到北宋前期，宋朝承襲後周政權的政治遺產，在先後剿滅南唐、吳越、北漢等各個割據政權，宋王朝邊疆最大威脅來自據有燕雲十六州的遼國。在開國之初，宋朝多次與遼國發生戰爭，在公元1004年的“澶淵之盟”簽訂後，宋遼兩國進入百餘年相對和平的時期。但在同一時期，在李繼遷、李德明、李元昊等君王的苦心經營下，偏居河西地區的党項族人勢力開始做大，開始不斷與宋朝發生衝突，公元1038年，李元昊稱帝，與宋、遼形成鼎足三分的格局，並在與宋朝戰爭中屢屢取勝，對宋廷震撼極大。面對戰場上的不利局面，崇尚“以文馭武”國策的宋朝難以短期內在戰場上挽回頹勢，只得另闢蹊徑。經濟富庶、自給自足程度較高的宋朝便拿起了貿易戰這一武器，對對外依存度較高、生產結構單一的西夏實施經濟封鎖，以自身可承受的有限代價，在經濟上重創西夏，迫使西夏不得主動要求坐回談判桌前議和，最終在公元1044年，宋夏雙方達成“慶曆和議”。

宋仁宗之前北宋對党項人貿易戰的教訓

從史料看，自北宋建立後，宋朝長期與黨項人保持一定的互市貿易往來。這些貿易往來通常是通過榷場進行。榷場是古代時期，中原王朝在邊境所設的同鄰國互市即雙方貿易的固定官方市場。榷場主要是由兩國的專門官吏主持，除了官方交易以外，兩國私人客商也必須到榷場開展交易，但先到榷場登記造冊，並按照貨物等級和買賣數額繳納稅賦和手續費。

北宋建立以後，在名義上臣服宋朝的李德明執政時期，宋朝與黨項人之間的邊境貿易相當繁榮。史稱：“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宋夏兩國邊境交易的貨物種類繁多。《宋史•食貨志下互市舶法》記載：宋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原羚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宋會要輯稿》亦提及宋朝民眾曾用生絹等物交易西夏青鹽及乳香。由於党項人生活在銀夏之北，土地貧瘠，“無耕農之業，無蠶織之工”，唯有池鹽資源豐富，而且物美價廉，深受宋朝西北邊境地區人民喜愛，也是西夏出口創收的主要來源，據史料記載，僅西夏對北宋出口青鹽的收益就足以支撐數州的財政開支。可以說，党項人對北宋的出口依賴性很強，因此，宋人寵籍說道：“夏人仰吾和市，如嬰兒之望乳”。這就為宋朝對西夏採取貿易戰提供了現實依據。

在宋太宗在位期間，党項族領袖李繼遷不滿堂兄李繼捧對宋朝臣服的政策，於公元985年攻下銀州，自稱定難軍留後，又採取聯遼攻宋的聯盟策略，使得北宋屢屢敗北，不得已之下，宋朝君臣決意採取經濟手段反制党項人，以迫使其就範。

陝西路轉運使鄭文寶建議朝廷禁止青鹽輸人陝西銷售，其理由是：“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為命，請禁之以困戎人，保吉（即李繼遷）可不戰屈也”。因此，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採納鄭文寶的建議，禁西夏青鹽入邊，令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自陝以西敢有私市者，皆抵死。”但是，由於宋朝實行嚴格的食鹽專賣制度，再加上政治上的腐敗，商人販賣兩池鹽到陝西邊境利潤微薄，因此商人多通過其他途徑販賣食鹽到鄧州和襄州，期間獲取高價，官吏不能禁止。由此使得“關隴民無以鹽食，境上騷擾 ”，原本依靠邊境貿易特別是青鹽交易為生的少數民族熟戶生計得不到保障，“熟戶之人，形同叛渙”，“邊境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這種“一刀切”式禁止交易青鹽的貿易戰很快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原來在邊境地區依附於宋朝的南山党項部落，因為宋朝禁鹽利益受到損害，乾脆下定決心投於李繼遷一方，使李繼遷的實力大大加強。再加上由於禁止販賣西夏青鹽，使得當時宋朝和西夏激烈爭奪的靈州周邊逐漸被支持李繼遷的勢力所控制，直到到宋真宗鹹平五年（1002年）徹底落入李繼遷之手，這都是後話了。面對內外交困的境地，宋太宗不得不承認失敗，派遣錢若水放開了青鹽禁令，並安撫邊境子民。

宋太宗對党項人發動禁止青鹽進口的貿易戰，沒有取得意想中的成效，沒有能夠迫使李繼遷妥協，反而因為自身配套政策的不合理，沒有考慮到少數民族的切身利益，壯大了李繼遷的勢力，迫使宋太宗取消禁令，承認李繼遷的合法地位，並造成西北重鎮靈州的局勢更加惡化，最終淪落敵手。其主要原因在於，其沒有針對邊境軍民的實際情況，採取“一刀切”的處理方式，不但造成其他地方的池鹽因成本過高不願意販賣到西北邊境，造成百姓用鹽困難，激化矛盾。而且促使原本在宋夏兩方保持中立甚至傾向於宋朝的少數民族因禁止青鹽交易生計難以為繼，反而堅定決心投入李繼遷一方，可謂是得不償失，教訓深刻，不過這也為宋朝君臣日後的貿易戰提供了前車之鑑，可以更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

宋仁宗時期發動青鹽貿易戰的背景分析

党項領袖李德明在位期間滿足於互市貿易帶來的經濟實惠，再加上考慮到自己“力甚未盛”，不願意與宋朝大動干戈。公元1031年（宋仁宗天聖九年），李德明去世，素來有擴張之意的李元昊即位，甫一上臺，他便擴大勢力範圍。1034年，他率軍進攻宋朝所轄州府。第二年，他連續與吐蕃等勢力交手，攻取瓜州、沙州和肅州。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党項部落首領李元昊自稱皇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疆域東盡黃河，西至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佔地兩萬餘里，和北宋、遼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建國之後，李元昊連續向北宋發動三次大規模進攻，均取得勝利，慶曆二年(1041年)，李元昊在好水川設伏，大敗任福等人率領的宋軍。宋仁宗十分震驚，免去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被貶職調用。同年，李元昊在定川寨之戰中大敗宋軍，屢戰屢勝的李元昊非常得意，口出狂言：“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大宋損失精兵強將數萬，敵寇卻已意指開封，宰相呂夷簡驚呼：“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在戰場上無力剋制對手的情況下，宋朝君臣開始謀求新的手段反制西夏。由於西夏（党項部）進口的青鹽卻“價賤而味甘”，很受百姓的歡迎，紛紛購買西夏（党項部）產的青鹽。青鹽出口對西夏經濟財政至關重要。

北宋、遼和西夏形勢圖

西夏帝王

西夏武士

因此，名臣包拯向宋仁宗進言，“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建議皇帝重拾青鹽貿易戰這一手段，從經濟層面扼住西夏的咽喉，使得其在經濟方面難以為繼，無力再戰，迫使其主動妥協臣服，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宋仁宗採納了包拯的建議，經過廷議，在深刻汲取了宋太宗和宋真宗時期對党項族青鹽禁令措施效果不佳的教訓基礎上，最終祭出了新版的青鹽貿易戰禁令。其主要內容:

宋仁宗

青鹽貿易戰擊中西夏經濟要害，迫使其主動求和簽訂“慶曆和議”

在這樣一套組合拳的打擊下，再加上宋朝政府還關閉了邊境的榷場，禁止向西夏出口糧食、布匹、茶葉等重要物資，使得西夏國內民生凋零，財政收入大幅度下降。據史料記載，西夏方面“國家（西夏）自青白鹽不通互市，膏腴諸壤寖就式微，兵行無百日之糧，倉儲無三年之蓄”。李元昊只好多次派遣使者來到宋朝，請求宋朝解除針對西夏青鹽的貿易禁售政策。但是，嚐到貿易戰甜頭的北宋君臣在達成目標之前顯然不會理睬這一請求。歐陽修對宋仁宗說，貿易禁令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西夏請求解除青鹽禁令， “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

隨著西夏國內財政日益困難，物價飛漲，甚至出現民眾逃亡，部落首領不斷施加壓力的不利局面，西夏國內有識之士也發出了“豈所以裕國計乎？”的呼聲，在這種無錢無糧的情況下，繼續把戰爭進行下去顯然不是明智選擇。一度叫囂要打到長安甚至汴京的李元昊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顱，開始主動尋求議和。

經過一番談判，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雙方正式達成協議，作為勝利方的西夏李元昊，以向北宋稱臣的“屈尊”代價，以換取北宋方面解除貿易封鎖，史稱“慶曆和議”。和約規定：

夏取消帝號，宋冊封其為夏國主，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許自置官屬，名義上向宋稱臣，奉正朔；宋夏戰爭中雙方所擄掠的將校、士兵、民戶不再歸還對方；從此以後，如雙方邊境之民逃往對方領土，都不能派兵追擊，雙方互相歸還逃人；宋夏戰爭中西夏所佔領的宋朝鐮刀、南安、承平等地和其他邊境蕃漢居住區全部從中間劃界；雙方在本國領土上可以建立防禦堡壘；宋朝每年賜給西夏銀7萬兩(舊制，下同)，絹15萬匹，茶3萬斤；另外，每年還在各種節日賜給西夏銀22000兩，絹23000匹，茶1萬斤。

“慶曆和議”後續和帶來的反思

從表面看來，宋夏“慶曆和議”是繼宋遼“澶淵之盟”之後又一次花錢買平安的例子，宋王朝又一次靠金帛獲得了邊境的短暫安定，被許多人視為宋朝“積弱積貧”的力證。但是，

進一步說，雖然宋王朝以歲賜的名義每年給予西夏大量銀兩、布匹和茶葉，經濟利益受損，但通過開設榷場互市徵收商稅，再加上宋王朝長期處於貿易順差的有利境地，宋朝不僅控制了對方的經濟命脈，還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利益，遠遠超過了歲賜給西夏的金帛價值，這還不包括減少邊境駐軍成本的間接收益，可謂是輸在面子贏在裡子。這一點正如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朝大臣宋昭所說的那樣:“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

對於西夏一方，李元昊也視“慶曆和議”是人生中一場失敗，因為自己被迫對外向宋朝稱臣，影響了自己在國內的地位，畢竟自己關起門來還是對內稱帝的，因此，李元昊很是忌諱國內百姓看到自己對宋朝使者執臣子禮的屈辱一幕，於是下令對宋朝派來的使臣一律擋駕，把他們安頓在宥州（今陝西靖邊東），不讓他們到夏國都城興慶府。

總的來看，在總結北宋初期對西夏貿易戰不太成功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北宋政府緊抓西夏地瘠產業結構單一的弱點，充分考慮發動貿易戰政策的配套政策，最終以有限的損失，迫使戰場上佔據優勢的西夏主動求和，簽訂了深層次對己有利的“慶曆和議”，使得自己短期內獲得了西北邊境的相對和平期，並通過擴大貿易規模和種類，從中獲得的經濟收益遠超歲賜。但是，在古代弱肉強食的強權時代，片面重視經濟發展，過度強調以文馭武，壓制軍事力量做大做強，即使是經濟再富庶，在軍事力量強大的對手看來，宋朝也不過是坐在金山銀山上把玩財寶的小孩子。單靠經濟手段打不贏國運之戰，畢竟打仗還是要看刀槍看兵馬，畢竟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長期盛行，天下之大，僅在於勝負而已，強弱貴賤，或只存在刀鋒之間。宋人殷鑑不遠，後人亦當警惕！

參考資料:《宋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宋夏青白鹽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