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贸易战是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某一国家凭借较优越的资源禀赋或综合国力，对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封锁或设置关税壁垒，以达到迫使对方屈服妥协的目的。与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不同，贸易战方式更加平和，耗费财富更加少，往往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今美国特朗普总统当政，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利用综合国力的优势，大打贸易战，迫使处于劣势的国家让步。但是，贸易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相国管仲就多次采取贸易战手段迫使周边的鲁国和梁国臣服。

时间转移到北宋前期，宋朝承袭后周政权的政治遗产，在先后剿灭南唐、吴越、北汉等各个割据政权，宋王朝边疆最大威胁来自据有燕云十六州的辽国。在开国之初，宋朝多次与辽国发生战争，在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进入百余年相对和平的时期。但在同一时期，在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等君王的苦心经营下，偏居河西地区的党项族人势力开始做大，开始不断与宋朝发生冲突，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与宋、辽形成鼎足三分的格局，并在与宋朝战争中屡屡取胜，对宋廷震撼极大。面对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崇尚“以文驭武”国策的宋朝难以短期内在战场上挽回颓势，只得另辟蹊径。经济富庶、自给自足程度较高的宋朝便拿起了贸易战这一武器，对对外依存度较高、生产结构单一的西夏实施经济封锁，以自身可承受的有限代价，在经济上重创西夏，迫使西夏不得主动要求坐回谈判桌前议和，最终在公元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庆历和议”。

宋仁宗之前北宋对党项人贸易战的教训

从史料看，自北宋建立后，宋朝长期与党项人保持一定的互市贸易往来。这些贸易往来通常是通过榷场进行。榷场是古代时期，中原王朝在边境所设的同邻国互市即双方贸易的固定官方市场。榷场主要是由两国的专门官吏主持，除了官方交易以外，两国私人客商也必须到榷场开展交易，但先到榷场登记造册，并按照货物等级和买卖数额缴纳税赋和手续费。

北宋建立以后，在名义上臣服宋朝的李德明执政时期，宋朝与党项人之间的边境贸易相当繁荣。史称：“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宋夏两国边境交易的货物种类繁多。《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记载：宋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原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宋会要辑稿》亦提及宋朝民众曾用生绢等物交易西夏青盐及乳香。由于党项人生活在银夏之北，土地贫瘠，“无耕农之业，无蚕织之工”，唯有池盐资源丰富，而且物美价廉，深受宋朝西北边境地区人民喜爱，也是西夏出口创收的主要来源，据史料记载，仅西夏对北宋出口青盐的收益就足以支撑数州的财政开支。可以说，党项人对北宋的出口依赖性很强，因此，宋人宠籍说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这就为宋朝对西夏采取贸易战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宋太宗在位期间，党项族领袖李继迁不满堂兄李继捧对宋朝臣服的政策，于公元985年攻下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又采取联辽攻宋的联盟策略，使得北宋屡屡败北，不得已之下，宋朝君臣决意采取经济手段反制党项人，以迫使其就范。

陕西路转运使郑文宝建议朝廷禁止青盐输人陕西销售，其理由是：“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请禁之以困戎人，保吉（即李继迁）可不战屈也”。因此，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采纳郑文宝的建议，禁西夏青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自陕以西敢有私市者，皆抵死。”但是，由于宋朝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度，再加上政治上的腐败，商人贩卖两池盐到陕西边境利润微薄，因此商人多通过其他途径贩卖食盐到邓州和襄州，期间获取高价，官吏不能禁止。由此使得“关陇民无以盐食，境上骚扰 ”，原本依靠边境贸易特别是青盐交易为生的少数民族熟户生计得不到保障，“熟户之人，形同叛涣”，“边境四十二族万余骑寇环州，屠小康堡”，这种“一刀切”式禁止交易青盐的贸易战很快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原来在边境地区依附于宋朝的南山党项部落，因为宋朝禁盐利益受到损害，干脆下定决心投于李继迁一方，使李继迁的实力大大加强。再加上由于禁止贩卖西夏青盐，使得当时宋朝和西夏激烈争夺的灵州周边逐渐被支持李继迁的势力所控制，直到到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彻底落入李继迁之手，这都是后话了。面对内外交困的境地，宋太宗不得不承认失败，派遣钱若水放开了青盐禁令，并安抚边境子民。

宋太宗对党项人发动禁止青盐进口的贸易战，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成效，没有能够迫使李继迁妥协，反而因为自身配套政策的不合理，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壮大了李继迁的势力，迫使宋太宗取消禁令，承认李继迁的合法地位，并造成西北重镇灵州的局势更加恶化，最终沦落敌手。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针对边境军民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式，不但造成其他地方的池盐因成本过高不愿意贩卖到西北边境，造成百姓用盐困难，激化矛盾。而且促使原本在宋夏两方保持中立甚至倾向于宋朝的少数民族因禁止青盐交易生计难以为继，反而坚定决心投入李继迁一方，可谓是得不偿失，教训深刻，不过这也为宋朝君臣日后的贸易战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宋仁宗时期发动青盐贸易战的背景分析

党项领袖李德明在位期间满足于互市贸易带来的经济实惠，再加上考虑到自己“力甚未盛”，不愿意与宋朝大动干戈。公元1031年（宋仁宗天圣九年），李德明去世，素来有扩张之意的李元昊即位，甫一上台，他便扩大势力范围。1034年，他率军进攻宋朝所辖州府。第二年，他连续与吐蕃等势力交手，攻取瓜州、沙州和肃州。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党项部落首领李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占地两万余里，和北宋、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建国之后，李元昊连续向北宋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均取得胜利，庆历二年(1041年)，李元昊在好水川设伏，大败任福等人率领的宋军。宋仁宗十分震惊，免去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被贬职调用。同年，李元昊在定川寨之战中大败宋军，屡战屡胜的李元昊非常得意，口出狂言：“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大宋损失精兵强将数万，敌寇却已意指开封，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在战场上无力克制对手的情况下，宋朝君臣开始谋求新的手段反制西夏。由于西夏（党项部）进口的青盐却“价贱而味甘”，很受百姓的欢迎，纷纷购买西夏（党项部）产的青盐。青盐出口对西夏经济财政至关重要。

北宋、辽和西夏形势图

西夏帝王

西夏武士

因此，名臣包拯向宋仁宗进言，“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建议皇帝重拾青盐贸易战这一手段，从经济层面扼住西夏的咽喉，使得其在经济方面难以为继，无力再战，迫使其主动妥协臣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宋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经过廷议，在深刻汲取了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对党项族青盐禁令措施效果不佳的教训基础上，最终祭出了新版的青盐贸易战禁令。其主要内容:

宋仁宗

青盐贸易战击中西夏经济要害，迫使其主动求和签订“庆历和议”

在这样一套组合拳的打击下，再加上宋朝政府还关闭了边境的榷场，禁止向西夏出口粮食、布匹、茶叶等重要物资，使得西夏国内民生凋零，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据史料记载，西夏方面“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寖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李元昊只好多次派遣使者来到宋朝，请求宋朝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政策。但是，尝到贸易战甜头的北宋君臣在达成目标之前显然不会理睬这一请求。欧阳修对宋仁宗说，贸易禁令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 “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随着西夏国内财政日益困难，物价飞涨，甚至出现民众逃亡，部落首领不断施加压力的不利局面，西夏国内有识之士也发出了“岂所以裕国计乎？”的呼声，在这种无钱无粮的情况下，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显然不是明智选择。一度叫嚣要打到长安甚至汴京的李元昊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开始主动寻求议和。

经过一番谈判，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代价，以换取北宋方面解除贸易封锁，史称“庆历和议”。和约规定：

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赐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许自置官属，名义上向宋称臣，奉正朔；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镰刀、南安、承平等地和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区全部从中间划界；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建立防御堡垒；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万两(旧制，下同)，绢15万匹，茶3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庆历和议”后续和带来的反思

从表面看来，宋夏“庆历和议”是继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又一次花钱买平安的例子，宋王朝又一次靠金帛获得了边境的短暂安定，被许多人视为宋朝“积弱积贫”的力证。但是，

进一步说，虽然宋王朝以岁赐的名义每年给予西夏大量银两、布匹和茶叶，经济利益受损，但通过开设榷场互市征收商税，再加上宋王朝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境地，宋朝不仅控制了对方的经济命脉，还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了岁赐给西夏的金帛价值，这还不包括减少边境驻军成本的间接收益，可谓是输在面子赢在里子。这一点正如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朝大臣宋昭所说的那样:“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对于西夏一方，李元昊也视“庆历和议”是人生中一场失败，因为自己被迫对外向宋朝称臣，影响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毕竟自己关起门来还是对内称帝的，因此，李元昊很是忌讳国内百姓看到自己对宋朝使者执臣子礼的屈辱一幕，于是下令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把他们安顿在宥州（今陕西靖边东），不让他们到夏国都城兴庆府。

总的来看，在总结北宋初期对西夏贸易战不太成功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北宋政府紧抓西夏地瘠产业结构单一的弱点，充分考虑发动贸易战政策的配套政策，最终以有限的损失，迫使战场上占据优势的西夏主动求和，签订了深层次对己有利的“庆历和议”，使得自己短期内获得了西北边境的相对和平期，并通过扩大贸易规模和种类，从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超岁赐。但是，在古代弱肉强食的强权时代，片面重视经济发展，过度强调以文驭武，压制军事力量做大做强，即使是经济再富庶，在军事力量强大的对手看来，宋朝也不过是坐在金山银山上把玩财宝的小孩子。单靠经济手段打不赢国运之战，毕竟打仗还是要看刀枪看兵马，毕竟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长期盛行，天下之大，仅在于胜负而已，强弱贵贱，或只存在刀锋之间。宋人殷鉴不远，后人亦当警惕！

参考资料:《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宋夏青白盐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