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石州歸太原府管轄，其轄區相當於今天山西離石、方山、柳林。對於此地，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評論說：“州重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帶疆索，鎖鑰汾、晉，誠要區也”，“州西踰黃河即延、綏邊地，北邊偏、老，最屬要衝”，然而“嘉、隆之間敵往往入寇，州境被其蹂躪”，當地百姓深受其害。這裡的“敵”即以俺答為首的蒙古軍隊。
為什麼如此重要的地區，蒙古軍隊卻能多次深入而不受重創？明朝軍隊和官員如何應敵以及事後明朝又是如何整頓邊防的？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試圖以明蒙關係為背景來探討以俺答為首的蒙古軍隊對石州等地騷擾
<code>一/<code>
俺答（1507－1582年），蒙文史籍為阿勒坦，蒙古右翼首領巴爾斯博羅特次子，是明代蒙古靼韃部的首領。俺答自嘉靖八年（1529年）叩關至隆慶五年（1571年）和議，持續了40餘年。在這40餘年間，蒙古兵數次深入內地，更甚者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深入京師，史稱“庚戌之變”。明代邊境有九座重鎮，山西的大同、山西（今偏關）為其中之二。蒙古兵多次越過山西二鎮進入山西內地，給當地百姓帶來深重災難，其中有三次到達石州，而以二三次危害最大。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俺答率部由大同進入山西內地，“流劫岢嵐、興、嵐、石州、靜樂等處。”這是史書中第一次提到嘉靖年間俺答兵至石州。俺答這次重在掠奪財物，以迫使明朝通貢，逗留時間較短。
得知俺答兵自朔州進入山西后，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乞兵策應。嘉靖帝派大同、延綏兵3000前往救援，援軍未至，俺答已退兵。但明朝官兵的反應，大大出乎人們的遇料，如山西副總兵魏慶不敢戰，僅尾虜後，“有二虜直貫其營，慶懼不敢出”；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升、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更甚者，俺答率諸部入晉後，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攔汝”，與俺答諸部折箭而去。這次俺答基本沒受到明朝官兵的抵禦，可以說禮送出境。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虛實，盡走告俺答”。由此可知，俺答是利用“叛逃的戍軍在明防線的後方當間諜和嚮導”。正是由於明軍腐敗與漢奸誘導，俺答才能多次進入山西內地騷擾。
<code>二/<code>
嘉靖二十年（1541年）七月，俺答派“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陽和塞求貢”，提出和平友好的主張：“果許貢，當趣令一人歸報伊，即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當飲血為盟誓”。實際上，俺答這次派使通貢是誠心的。一方面是“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因人畜多災，卜之神官謂入貢吉”，俺答想通過互市滿足其民眾的基本需求。另方面嚴格約束部眾，“虜眾有勢掠哨卒劫其衣糧者，俺酋聞則痛懲之，遣夷使送哨卒，給衣糧還。”明朝不僅拒絕通貢，且扣留使臣肯切，併發布詔令“懸賞購諳達、阿布噶首以振國威”。這種絕貢扣使的做法激怒了俺答，“遂大舉內犯，邊患始棘”。
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俺答率部大舉內犯，突破石嶺關，進攻太原等處。九月，“虜犯山西者，由嵐縣赤壁嶺深入至石州”。這是俺答兵第二次深入石州。領兵者為吉囊，“吉囊之眾，復自大同、平虜衛而入……遂長驅入寧武關，而興、嵐、紛（汾）、石之間再遭屠剝”。
得知蒙古兵再深入山西內地，嘉靖帝命總督尚書樊繼祖、宣大三關兵都御史翟鵬、總兵官趙卿督所部兵前往抵禦，“將領有畏縮者即以名聞，如戴升例赴京重罪之”。嘉靖帝雖下嚴令，但軍官仍是畏葸不前，如“吉囊之入寇也，正繼祖閱兵大邊之日，將師雲集發縱甚易”，卻縱其入關。應戰不利的樊繼祖未罰反賞，可知明廷腐敗。俺答的這次擄掠給山西造成了重大損失，“去歲虜深入山西大掠岢嵐、石州、忻、平、壽陽、榆次、陽曲、太原等州縣，宗室被擄者四人，儀賓一人，軍民被擄者五萬一千七百餘人，諸所焚掠無算”。這次也給石州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是時殺掠甚慘，石州為親死者十一人，而張承相、於博、張永安尤著”。
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石州義民楊時芳聞俺答兵將至，“私自預造虎尾炮五百餘杆，置合火藥千餘斤，買粟五百石，願輸於官以備兵。本月十六日，馱載軍火粟石來州，行至中途為寇所劫，遂遇害。”知州王朗感其義節、慟其暴死，申請朝廷旌表楊時芳義舉。在蒙古兵蹂躪後，明政府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
首先，撫慰山西受災百姓。明政府“以災傷、虜患免山西稅糧有差”，“復徭役二年，仍發帑銀六萬兩”，並派戶部侍郎張漢往賑之。其次，懲罰了一些作戰不力的官員。總督樊繼祖革職回籍，總兵官王升、白爵，副總兵雲冒等或革職或降級或逮治。最後，軍事佈防的變化。為了防止俺答軍隊的再次進入山西內地，明朝對山西的軍事佈防做了調整。第一，重修石州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石州被掠之後，州守楊潤“增修周圍九里三步，高三丈五尺，壕深一丈二尺，東南北三門”。
第二，設岢嵐石隰參將。嘉靖十八年（1539年），山西巡撫陳講指出“岢嵐州地當要衝，累遭虜患，而隰州等處稍緩，宜改石隰兵備為岢嵐石隰等處兵備，即於岢嵐駐紮，且與雁門兵備畫地分守，自八角迤北屬雁門兵備，自三岔迤南屬岢嵐”。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後，俺答軍隊數次經此進入山西內地。為加強防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在岢嵐石隰設參將一員，駐紮岢嵐。
第三，設山西鎮總兵官。在此之前，山西鎮有副總兵官一人，駐守偏關，同年，設山西鎮總兵官一人，“駐寧武關，防秋駐陽方口，防冬駐偏關”[16]，“升山西副總兵戴廉為總兵官鎮守山西地方”。
第四，促進宣大總督設置的變化。由於俺答的擄掠，宣大總督樊繼祖應對不力被革職，嘉靖帝派翟鵬擔任此職。“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內地。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乃起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馳至，俺答已飽去，而吉囊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會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鵬連乞兵餉。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不設。”
第五，從中可知，宣大總督的設置屬臨時應對措施，“虜遁而總督輒罷，虜至而總督增設”。這種措施不利於事變的應對，“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馬單弱，而各分彼此，不肯應援，縱有應援，亦多觀望，未有鬥志，往往坐失機宜”，以致“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尤其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軍隊的數次進入山西，明兵大多失利。
<code>三/<code>
隆慶元年（1567年）九月，蒙古兵從山西、薊鎮、宣府三路進攻明朝。俺答部攻山西，為主攻方向，其子黃臺吉攻宣府與土蠻部攻薊鎮進行聲援。漢奸趙全為俺答分析了當時形勢說：“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選攻之，卒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障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
九月初，俺答率兵六萬從井坪、朔州、老營、偏頭分道入。俺答兵皆悍勇，明兵望風而逃。老營副將田世威嬰城自守，宣大總督王之誥率遊兵六千抵雁門、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初八到嵐縣。“嵐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致使俺答兵如入無人之境。同時，明廷得知“黃酋窺上谷、土蠻逼灤河”，急調王之誥還懷來，派兵護陵寢，“盡力東捍，無暇西矣”。
岢嵐兵備道王學謨得知敵情後，緩報石州知州王亮採。直到初九晚，才收到檄報，王亮採匿檄於袖曰：“此常例耳。”初十，俺答兵由石門墕進入石州。十一日辰時，駐紮至峪口（今山西方山縣峪口鎮），並派人向城內傳話：“吾以牛之虻視平陽，而蟣蝨視爾城也。爾必賄我，我毋爾破，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守城士兵嚇得面無人色，不敢出戰。十二日黎明，至石州城下，揚言“我明日往汾州，不搶石州”，石州官員信以為真。十三日卯時，“喊聲振天，馬蹄震地，四面密圍”石州城，俺答兵“矢石加身不動”，致使石州城萬分危急。這時俺答提出“金一萬兩，緞三千匹”，可以免攻城。王亮採召城內富民商議，“以資啗虜”，被拒，最終城破。知州王亮採，同知寧晉封，學正郝綸，訓導郝珊、田成、杜本翰，驛丞劉靜，生員張中路、孫光裕、車成，州民張邦化、李正秋、崔桂、劉朝瑚殉難，“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者，不可勝紀，士罹鋒鏑百三十人”“男女死者數萬”。“城陷，自投井者、廟宇井坎皆滿，屍橫遍野。”
石州被破時，山西總兵申維嶽率兵數萬駐紮於離石州北40裡的大武鎮，逗留不前。城破後，申維嶽並沒有追擊，而是率兵退入文水。攻陷石州後，俺答派兵由向陽峽（位於今山西汾陽市西35裡，）掠孝義、介休、平遙、太谷、交城、文水、隰州等處，“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算，所過蕭然一空，死者相藉”，同時，“遣間入汾州，分守冀南道宋嶽獲之，遂移兵州城下，攻八晝夜不克，乃引去”。俺答進入山西內地，20餘日，基本沒遇到明軍抵抗，飽掠撤退時，已人困馬乏，依然沒遇到阻攔，這是俺答兵第三次至石州，這一次受到損失最為嚴重，史稱“石州之變”，或“汾石之禍”。
明軍的腐敗無能，致使發生了石州之變。為嚴肅軍紀，整頓軍備，提高戰鬥力，明廷處罰了一批應對不力的將官，山西總兵申維嶽、老營副將田世威、參將劉寶斬，巡撫王繼洛、岢嵐兵備道副使王學謨戍邊，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嵐州知州王下賢降三級，宣大總督王之誥降二級聽用，大同總兵孫吳落職充為事官管事，參將黑雲龍、隰州知州魏宗方、守備楊時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下巡按御史按問。
石州之變後，明政府對百姓採取了一些安撫措施。一是免正官朝覲，就地撫慰百姓。“免北直隸、山西虜所殘破州縣昌黎、盧龍、撫寧、樂亭、文水、交城、清源、郊、霍、石、汾州、孝義、介休、平遙，虜入所經縣榆次、太谷……等縣各正官朝覲。”二是調太原府同知李春芳署石州事。李春芳，井陘人，隆慶元年至五年（1567-1571年）署州事。他加意撫綏，“恤死慰生，不遺餘力”，“整理殘疆，修城繕池”，將石州改為永寧州，“以石失二字，葉聲不吉，請更名為永寧”。三是旌表石州喬應光妻女。隆慶元年（1567年）九月十三日，石州城破後，喬應光妻蘇氏“義不受辱”，攜女入井，同死者10餘人。四是在石州城北建忠烈祠，表彰殉難知州王亮採等人，以撫慰民心。五是山西巡撫楊巍以驛遞站糧銀蠲免石州稅糧與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友賢嚮明廷申請免石州徭役三年。
修築城池，加強防禦。總督陳其學奏請“留山西巡撫應觧贓罰銀十分之四修石州城”。山西巡撫楊巍以石州城廣人稀，難以據守，令截去東南半壁而新築之。由於石州城牆原為土築，不足恃，地方官請求將土築改為磚築，“非環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磚。天子曰：‘可’。”新築石州城“高四丈八尺，長一千二十丈，基厚三丈二尺，頂厚一丈五尺，東南北外三面俱浚深濠，西面城下泉不須濠”。萬曆四年，“用磚石包甃東北兩門，設甕城，豎城樓三座，角樓五座，懸樓一十五座，敵臺一十七座，垛口一千二百二十八個”。汾州府設立後，萬曆二十六年，州守夏惟勤“重修改南門，於東南隅亦設甕城，添城樓五間，垛口房三十間。西南角築高臺一處，造樓一十五間以料敵”。
一是從城牆的材質看，明初山西的城牆大多由土築，隨著明中期燒製技術的發展和明蒙衝突的加劇，在嘉、隆年間城牆逐漸轉為磚甃。石州之變後，經明廷批准，永寧州城的材質由土築轉為磚甃，使州城更加鞏固。二是從城牆的高度看，原城牆高三丈五尺，新修高四丈八尺，高出一丈三尺，這增加攻城的難度。三是設甕城、浚深濠、添城樓、增垛口等，這些措施使新築的永寧州城防禦功能大大增強。
石州之變後，受到影響的其他州縣城亦得到修築，如隆慶三年知州寧策修汾州城，“增其高厚崇凡四丈八尺，下厚四丈二尺，上厚丈八尺，又筑北城郭堡，週二裡有奇，崇三丈二尺，門四”；隆慶三年知縣嶽維華修平遙城“增臺樓新舊共九十四，甃以磚石，浚濠加深廣”；隆慶元年知縣劉旁重修介休城“增高丈二尺，厚增八尺，城臺百一十有奇”，隆慶年間修築的縣城還有孝義、臨縣、寧鄉等。總之，石州之變使山西出現了築城的高潮。
石州之變促進了汾州府的設立。為了防止俺答再次進入汾、石，明廷對汾州軍事佈防進行調整，設汾州營，“抽（汾）州衛軍千名，調平陽衛軍千名，取汾州民壯千名，統以參將……（隆慶）四年罷參將設守備”。汾州守備平時駐守汾州，“有警移住永寧”。永寧州隸屬於冀寧道、太原府，而汾州隸屬於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這不利於對永寧州的管理和防禦。為加強對永寧州的管理，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經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請，汾州府設立。
嘉、隆年間，俺答兵數次進入山西內地，三至石州，給當地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明朝對俺答採取的絕貢政策有關。俺答自嘉靖八年（1529年）叩關，多次派遣使臣，要求通貢。民族偏見甚深的嘉靖帝及一些朝臣不加分析地拒絕通貢，殺死使臣，激怒俺答。俺答採取武力逼貢的方式，入邊擄掠，給北部邊界人民帶了深重災難，嚴重影響到了明蒙關係的正常發展。
俺答三至石州亦反映了明朝邊防空虛、軍隊戰鬥力低下。嘉靖中參政胡松對明軍的戰鬥力有所表述說：“邊境近年侵盜驅略，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場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剿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略老羸孱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為棄核，委以啖我；而我則因之以為利，邀之以為功。以巧於張皇，奏功以闕下，而不知悉皆我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虜之笑哉！”
明朝不僅軍隊戰鬥力低下，而且對邊防設施重視不夠，“皇上銳意邊防，凡申飭之令警戒之論蓋數下也，乃邊臣鮮聞以實應者，如薊鎮嘗謂能修邊矣，而虜近從羅漢洞入，山西石州嘗議修築城池矣，而院委之道，道委之一縣，官上下相蒙，遂成陷沒。
石州之變的發生既反映了隆慶初年明蒙關係的緊張又暴露了亟待整治的北部邊防形勢。石州之變後，隆慶帝加強了對北部邊防整頓，為俺答封貢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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