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之戰，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戰例。此役，毛澤東充分利用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內部矛盾，發揚紅軍運動戰的優長，聲東擊西、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使敵人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聶榮臻後來回憶道：四渡赤水時，“我們都是聲東擊西，大踏步地機動作戰，不斷地調動敵人。”“以後陳毅同志對我說過，毛主席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四渡赤水出奇兵

幾十年來，尤其是每當紀念紅軍長征“逢十”之年，學術界對毛澤東這一生中“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之戰都有廣泛深人的研究，其成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筆者最近在檢閱一些論文論著時發現：遵義會議確定“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可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周恩來在四渡赤水之戰中的貢獻卻鮮有論及。筆者將“3+1”的長征（習慣將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簡稱為“3 +1 ”）歷程逐日梳理，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回憶錄，對周恩來在四渡赤水之戰中的貢獻有一個新的認識。

一、土城失利：周恩來和毛澤東等果斷調整部署，使中央紅軍得以擺脫危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審查黎平會議關於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決定；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區是否適合建立根據地的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認為這裡人煙稀少，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域，黨的工作基礎薄弱，不便於創建根據地，遂放棄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黔北為中心創建根據地的計劃。而“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遂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舊址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之際，蔣介石調兵遣將，以11個團的兵力對紅二十五軍所在的鄂豫陝邊區發動第一次“圍剿”的同時，命令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部隊圍攻中央紅軍，以阻止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並阻止中央紅軍與湘西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圍殲中央紅軍於川黔邊界地區，並很快形成了對中央紅軍新的包圍。

毛澤東、周恩來等參加遵義會議

面對敵人的重兵進逼，遵義會議後的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毛澤東等指揮下，按照北渡長江的計劃，分三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出發，向習水縣土城鎮方向前進，擬在四川宜賓與瀘州之間的藍田壩、大渡口、江安一線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1月20日，中革軍委頒佈了只限軍委委員和軍團首長“妥為保存”的《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指出中央紅軍目前基本方針，是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人新的地域，協同紅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紅二、紅六軍團在川、黔 、湘 、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赤化四川。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1月22日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告知中央紅軍“擬從瀘州上游渡江，若無障礙，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建議紅四方面軍“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以策應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接到電報後，立即在今四川廣元的旺蒼壩召開緊急會議，對中央和軍委的指示進行研究。一致認為，迎接中央紅軍是當務之急，決定適當收縮東線部隊，集中主力強渡嘉陵江。

但是，就在中央紅軍挺進赤水方向時，國民黨川軍潘文華部兩個旅先於紅軍到達赤水城，正部署阻擊紅軍北進；而尾追的川軍郭勳祺等兩個旅則從習水縣的溫水、東皇殿尾追而來，且已經與紅軍後衛部隊接火，中央紅軍面臨被南北夾擊的危險。

周恩來在長征時期

根據獲悉的情報，尾追的國民黨川軍教導師郭勳祺等部只有兩個旅4個團，為爭取主動，中革軍委決定殲滅尾追之敵後再全力北進。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察看地形後，決心在土城以東青崗坡地區圍殲尾追的郭勳祺旅。1月27日五時半和二十時，中革軍委以朱德名義兩次致電紅一、紅三、紅五、紅九軍團和中央縱隊首長，對將於28日開始的土城戰鬥作了詳細部署。要求“我三、五軍團及幹部團應以迅速乾脆的手段，消滅進佔楓村壩、青崗坡之敵”，並決定具體部署及戰場指揮統由彭德懷、楊尚昆負責。

土城戰鬥也稱青崗坡戰鬥。這一仗所以重要，是因為擊敗了南北夾擊的川軍，就打開了北渡長江的通道，對實現中央紅軍到川西或川西北去會合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計劃，具有關鍵意義。而且，這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關係到全軍的士氣。

土城渡口

1月28日晨，土城戰鬥打響。周恩來、毛澤東等在青崗坡附近的大埂上指揮戰鬥。紅三、紅五軍團及幹部團，在彭德懷、楊尚昆的指揮下，從南北兩面向進佔楓村壩、青崗坡之川軍教導師、獨立第4旅發起進攻，但激戰多時未取得進展。而川軍後續部隊獨立第3 旅迅速增援上來，教導師第2旅由古藺向土城方面迂迴截堵，位於赤水的第5師兩個旅及第1師第3旅第7團也從西北向紅軍側後攻擊。敵我雙方在青崗坡展開了激烈的拼殺，紅軍部分陣地被突破。

危急關頭，周恩來和毛澤東及時調整戰鬥部署。28日中午一時，前線激戰正酣之際，周恩來親自給紅三軍團第4師師長張宗遜、政委黃克誠發電報下達戰鬥任務，告知“我二師已到，今十四時參加五軍團方面的突擊”“我四師應在解決郭旅實行追擊時，即向潘旅出擊，並擔任向東皇殿追擊的任務”。整個四渡赤水期間，周恩來作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單獨以自己名義發出作戰電令，這是唯一的一次，可見當時情勢之危急。朱德和劉伯承都趕赴前沿陣地，指揮陳賡、宋任窮所率幹部團發起攻擊。作為預備隊的紅一軍團第2師由猿猴場跑步回援與川軍展開激烈搏殺，但由於敵軍先我佔領有利地形，第2師“曾經陷在一個葫蘆谷形的隘口中，來回衝殺，部隊無法展開，傷亡較大，五團政委趙雲龍犧牲，部隊處境十分危險”。經過浴血奮戰，我軍在付出沉重代價後終於穩住了陣腳，奪回了部分山頭，陣地得以鞏固，暫時擺脫了危局，與敵人形成對峙。

二、架橋指揮：周恩來率領工兵連迅速在赤水河架起浮橋，使土城之戰失利後的中央紅軍全身而退

鑑於敵情的急劇變化，在我軍鞏固兩側陣地後，周恩來、毛澤東等立即回到土城鎮住地，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同志緊急磋商，研究對策。在不利的戰鬥態勢下，迅速結束土城戰役，出敵不意地撤離戰場成為當務之急。所以土城鎮住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緊急會議很快統一思想，決定次日早晨，紅一、紅九軍團從猿猴場，其餘部隊從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藺、敘永方向西進。

1月29日凌晨三時，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發出《關於我軍西渡赤水河的命令》，決定“我野戰軍擬於今二十九日拂曉前脫離接觸之敵，西渡赤水河向古藺南部西進”。並要求各縱隊渡河後，破壞浮橋的任務由紅一、紅三軍團後衛完成。為落實這一命令，領導人進行了分工，其中周恩來負責於29日拂曉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橋。

貴州赤水河

赤水河為長江上游支流，因河流含沙量高、水色赤黃而得名，流域處在雲南、貴州、四川三省的接壤地帶，天然落差1588米，其中四分之三流域在大山中，因而兩岸陡峭，水流湍急，流速最快達每秒3.5米，河寬近150米。從朱德命令發出到拂曉，時間只有三個多小時。如此短促的時間要在赤水河上架起能渡幾萬大軍的浮橋談何容易！

為了按時架好浮橋，周恩來命令工兵連緊急到赤水河上下游收集船隻，發動群眾徵集收買了大量的船隻、門板、毛竹、繩索等架橋物資，並親自帶有經驗的工兵幹部和作戰參謀勘測架橋點。他詳細安排了架橋的每項具體工作，規定了完成架橋的時間。到29日天亮前，一座能供三人並行通過的浮橋，終於出現在土城上游鍾家嘴赤水河上。同時，紅軍工兵部隊也迅速修復了國民黨軍架設在蔡家沱和渾溪口的浮橋。當時在紅軍總部當參謀的呂黎平後來回憶:“為了使部隊及時渡河，周恩來還帶著有經驗的工兵幹部和作戰參謀，勘察架橋點。我是當晚的總部值班參謀，周恩來除三次帶我到架橋現場督促外，又三次派我到架橋點檢查架橋進展情況向他彙報。”

紅軍在當地百姓幫助下連夜架設浮橋

浮橋的架設成功，為戰鬥失利的中央紅軍打開了安全通道。29日拂曉，中央紅軍以一部兵力阻擊敵人，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以紅一、紅九軍團和軍委縱隊一部、幹部團一部為右縱隊，由林彪指揮，從赤水猿猴場渡河，轉向古藺以南前進;軍委縱隊一部、幹部團大部及第5師為中縱隊，由土城下游渾溪口浮橋過河，取道角子頭、三角塘及頭場壩前進;紅五、紅三軍團各一部分為左縱隊，由彭德懷指揮，從土城上游蔡家沱浮橋渡河，向太平渡前進。

中央紅軍渡過赤水河後，進人四川古藺、永寧（今敘永）縣境，計劃經此北進，從宜賓上游渡過長江去和紅四方面軍會合。

三、促膝談心：周恩來發揮善做思想工作的優長，使中共中央順利完成最高權力交接

2月1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攻擊永寧縣城不克 ，北進計劃受挫，紅軍主力西向川、滇、黔三省交界處前進。鑑於紅一軍團部隊連日在岔河、永寧遭川軍截擊，2月3日晚十時，朱德致電紅一、紅三、紅五、紅九軍團首長，告以敵人有向敘永縣兩河口、後山鋪、站底繼續截擊我軍的可能，因此，“我野戰軍為迅速脫離當前之敵並集結全力行動，特改定分水嶺、水潦、水田寨、扎西為總的行動目標”。2月5日，軍委縱隊到達川、滇、齡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在常委分工上，以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博古改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中共中央最高權力的交接，就在這個當年不起眼的“雞鳴三省”村平靜地完成了。周恩來後來回憶說，“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周恩來在回憶中只用了輕描淡寫的五個字:“說服了大家。”但是，整個過程還是費了一些周折的，主要是因為博古本人和凱豐等人思想不通。

毛澤東、周恩來與博古

對於博古來說，遵義會議的過程和結果都是他始料未及的。遵義會議上，大家眾口一辭對他和李德提出了批評，連歷來謙遜穩重的朱德都聲色俱厲且又心情沉重地提出：“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德高望重的朱德這話對博古震動很大。“他近來已感到力不能勝，身上的擔子太重了，但是在一片批評聲中讓他下臺心情卻是十分痛苦的。”因此，“痛苦、沮喪、憤慨、委屈時時在折磨著他。”凱豐則不但在遵義會議上“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而且會後還叫博古不要將象徵中央權力的“那副挑子”交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要做通思想工作並非易事。2015年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週年的時候，石仲泉曾撰文《再論遵義會議》，披露了周恩來在“雞鳴三省”村和博古推心置腹的促膝談心。正是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完成了中共中央最高權力的平穩交接。

四、當機立斷：周恩來支持毛澤東不打打鼓新場的正確主張，使全軍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血戰和損失

中央紅軍二佔遵義後不久，3月2日，蔣介石由江西南昌飛抵重慶“督剿”，親自指揮對中央紅軍的圍攻。3日，他發出《關於統一指揮駐川黔各軍的手令》，明確“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務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同時電令駐川、黔各軍在烏江設防，採取堡壘推進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南守北攻，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遵義、鴨溪之間地域。

紅軍強渡烏江

為了加強和統一作戰指揮，打破蔣介石的新圍攻，3月4日，周恩來和朱德、王稼祥簽發命令，決定組織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周恩來等人簽發的這一重要命令，“顯然是把前方機動靈活地指揮戰役的權力交給了毛澤東。不過整個軍事領導的體制依然保留，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第二天清晨六時半，毛澤東、朱德率前敵司令部離開遵義，前往鴨溪，當天在前線向各軍團發佈了作戰命令。3月7日，周恩來也離開遵義，趕赴鴨溪參與前線指揮。這期間，中央紅軍幾次尋機殲敵未果。這導致了蔣介石的錯覺，他一方面認為“紅軍戰鬥力仍未稍減，不可輕視”；另一方面又認為“貴州西北地瘠民貧，大軍行動不僅米糧困難，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紅軍徘徊於此絕地，乃系大政方針未定之表現”。於是，他調兵遣將，命令吳奇偉、周渾元、孫渡、郭勳祺各縱隊，採取“分進合擊”的戰法，企圖將中央紅軍聚殲於遵義西南地區。

3月9日，紅軍中央縱隊到達今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管轄的苟壩村。此地距離遵義和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各百餘里，當時國民黨軍有一個師駐紮在遵義西邊的打鼓新場一帶。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根據廣大指戰員求戰情緒高漲的士氣，致“萬急”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建議攻打打鼓新場。朱德收電後認為這一建議可行，立即將電報交給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傳閱。

苟壩會議會址

鑑於過去博古、李德搞獨斷專行，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嚴重危害的沉痛教訓，負總責的張聞天看完電報後，於3月10日在苟壩村的“新房子”召開緊急會議，專題討論進攻打鼓新場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20多人參加。

會議從早上開到夜間，與會多數人傾向同意林彪、聶榮臻的建議，主張攻打打鼓新場，而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他認為，紅軍進攻打鼓新場的國民黨軍那個師，周圍的全部黔軍和滇軍的4個旅很快就能靠攏增援，這樣，紅軍攻打打鼓新場的戰鬥勢必成為一場攻堅戰，對紅軍極為不利。毛澤東反覆強調不能攻打固守之敵，而應該在運動中殲敵;甚至以不當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還是沒有被與會多數人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主持會議的張聞天“以一般地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剛擔任沒幾天的新職於是被撤銷”。

毛澤東深知，進攻打鼓新場是關係到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回到住地後，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提著馬燈去找住在幾里開外的周恩來，建議他將攻打計劃暫緩下發，而這時周恩來剛剛接到軍委情報二局送來的各路敵軍增援打鼓新場的情報，證明了毛澤東的預判。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當機立斷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二十一時，軍委下令不進攻打鼓新場，而向平安寨楓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尋求新的機動。”3月11日一早，苟壩會議繼續進行，重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問題。周恩來首先明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經過一番激烈爭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說服了求戰心切的其他與會人員，取消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並於11日下達了《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周恩來後來專門對此有過回憶：“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只隔了一夜，中共中央的重要會議結果就截然相反，這在中共歷史上，恐怕是非常罕見的一次，而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無疑是周恩來。

長征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苟壩會議是長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會議，毛澤東後來多次提到過這次會議。苟壩會議的意義在於：一是撤銷進攻打鼓新場計劃，使紅軍避免了一次因攻堅而可能造成的損失；二是鞏固了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地位，並進一步確立了在紅軍中的指揮地位;三是為實現毛澤東早已謀劃的把滇軍調出來、紅軍西出雲南渡過金沙江人川的戰略計劃，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苟壩會議後，紅軍在魯班場戰鬥中沒能得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指揮中央紅軍三渡、四渡赤水。這期間，毛澤東鑑於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南渡烏江之前，中央決定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團。之後，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三人團”指揮中央紅軍主力由鴨溪、白臘坎之間突破國民黨“追剿”軍的封鎖線，冒著狂風暴雨，進入烏江北岸金沙縣。3月31日，中央紅軍經金沙縣後山鄉的梯子巖、大塘、江口三個渡口南渡烏江，進入息烽縣境。之後，採取示形於東而擊於西的策略，佯攻貴陽，調動滇軍為蔣介石“救駕”，出現了毛澤東所預料的“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的有利局面，4月24日乘虛進軍雲南，威逼昆明。4月29日，中革軍委發出我軍速渡金沙江的指示，並派劉伯承率幹部團直奔祿勸縣皎平渡 ，周恩來專程到幹部團瞭解情況並作佈置。5月3日至9日，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為四渡赤水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摘自《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作者肖居孝系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教授，王敏系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助理研究員，秦雲峰系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