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在秦國如此受用,為何商鞅最終還是沒有得到善終?

薄荷女生


【穿越時空感受歷史】商鞅因為他在改革的過程中比較激進得罪了太多人的緣故。次要原因是得罪了未來的帝王“秦惠文王”以及王權貴族觸動利益集團,可笑的是連老百姓都想殺他。

商鞅的變法,主要是為了集中王權實行郡縣制,從而撬動了貴族的利益,得罪了權貴勢力,因此秦孝公擔心日後商鞅會有難,臨死的時候讓其逃離秦國,或者隱居。但商鞅最終還是沒能逃離厄運,結果被處以屍身車裂,全族被殺。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頓丘(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莊鎮)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

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商鞅變法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古代最有名的變法行動之一。

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軍隊戰鬥力得到飛躍壯大,可以說商鞅的變法對秦王朝的崛起具有深遠舉足輕重的作用。

商鞅走上絕路不得善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得罪未來的國君“秦惠文王”。

商鞅以法治國,堅信法家思想,認為嚴苛的法律能使國家強大。甚至連秦國未來的國君“秦惠文王”也給得罪了,“秦惠文王”也曾公開批評商鞅的新法,兩人因變法等經常發生爭執和矛盾,有一次商鞅以“太子犯法,他的老師應當替他受罰為由”,竟將太子“秦惠文王”的兩個老師處以割鼻,刺字的刑罰。由此加深了“秦惠文王”的憎恨,這狂妄自大就給他埋下了第一個禍根 。同時,許多秦國貴族都曾因觸犯商鞅法律而受到懲罰,對商鞅十分不滿。廢除了世卿世祿制,改為了軍功爵制度,削弱了貴族特權,觸動了貴族們的利益,讓秦國權貴早已對商鞅痛恨已久。

二、律法嚴苛、積怨太深,說明商鞅的變法手段過於激烈。

秦國權貴早已對商鞅痛恨已久,連秦國的普通百姓也對商鞅變法怨聲載道。因為商鞅變法剝奪了他們寧靜祥和的生活,秦國律法規定男人負責打仗,女人負責農業生產,稍有怠慢或不滿,就會被處罰,造成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由於商鞅在秦國變法過於激烈和嚴苛,日子一直也不好過,朝堂中的大臣沒有一個跟他為謀和做朋友的,剛開始的時候因為變法只是討厭他,排斥他,但隨著變法一步一步的深入,觸及了貴族階級的利益,導致利益被削弱,所以想殺他的人越來越多。商鞅為了自己的私慾和名聲不惜加大處罰力度和廣度,他急功近利導致各個階層苦不堪言。

商鞅之死怪不得別人,功高蓋主危害國家社稷,惹來殺身之禍。

秦孝公死後,太子“秦惠文王”繼位,秦國舊貴族與商鞅矛盾幾乎不可調和,秦惠文王為了調和矛盾,便任由公子虔等汙衊商鞅謀反。在民憤洶洶之下,秦國變法必須有一個替罪羊,這個替罪羊不可能是秦孝公本人,他只能是商鞅。

商鞅被車裂後,秦國百姓爭啖其肉,商鞅很快就屍骨無存,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當年商鞅一次性處決七百多人的家屬和朋友,商鞅的後果,報應使然。

商鞅死後,秦國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商鞅之死,似乎是個普天同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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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感受歷史


商鞅沒有善終,實在是秦理之中。(有畫說話前來回答!)

為何?且聽我說。商鞅沒有善終,是事實。死前於秦有功,死後同樣也有功!


死前之功大:興農,練兵,立法‘強國

商鞅變法,得益於秦孝公求賢令。二人互相支撐,秦國面貌日新月異,國力漸強。終於使秦國逐步成為戰國的一個大鱷。但因為變法改革,觸動舊勢力利益,而埋下禍根。又因為刑罰嚴厲,皇族也受酷刑,為日後受難種下苦果。但無論如何,死前其功巨大!

死後之功也大:報孝公知遇之恩,護文王賢君之名

逃亡到魏國被拒,甚至住宿也因秦人尊商鞅之法而被拒。回封地商,舉邑兵攻鄭(鄭縣,今華縣,非鄭國)。秦王發兵,失敗被殺,運至都城車裂。這說明雖然秦孝文王命令緝拿商鞅,但也未太上心,否則早把商邑端了,哪還容你跑到邊境又回得去。畢竟文王也是一代雄主,知商鞅為國忠心,於國有利。商鞅的大義,也不一般,知文王為難,乾脆給個臺階,讓文王好好集中精力治國,於是攻打鄭地。否則以商鞅的聰明,隱姓埋名不為難,怎會幹出這等蠢事!所以小編認為,實為用心良苦,報孝公知遇之恩,護文王賢君之名。死後其功也大!

於秦是大功而無善終,也在合理之中

為何?看秦惠文王,在商鞅死後,立刻以商鞅謀反查無實據為名,將告狀的王公貴族及其黨羽一舉剷除絕後患,何等雷厲風行,與一開始追捕商鞅的效率不能比啊!這實際就是為商鞅平反。這下全國上下更加團結一致,繼續推商鞅之法,佔河西,定西域,建東進橋頭陣地······秦惠文王其作為不在孝公之下。父子兩人承上啟下,商鞅一心助秦強大。三人之配合,實屬最佳!

這就是小編認為的:“商鞅雖無善終,但在秦理之中”!這個秦理就是秦國強大的道理!不同意見,歡迎評論區留言,有留必回!感謝閱讀,下回見!(圖片來自網絡,侵權必刪)


有畫說話


商鞅死於自己的變法。

商鞅改革期間,有幾類人是他堅決打擊的對象:

首先是商人,就是要打擊平民中較富有的人。具體措施包括禁止糧食買賣,禁止奢侈品流通,取締私營的旅店賓館,提高酒肉價格等等。

其次是儒生和士,就是平民中較有文化或才智的人。“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商鞅認為凡此種種,都是國家的蛀蟲。

最後是良民,就是任何具有一般倫理道德感的人。商鞅斷言“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從重視耕戰的角度看,除了打擊良民稍難理解外,要打擊商人和儒生、說客,都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這幫人自己固然是不種地的,而且一且他們混得風光了,會導致原來老老實實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人心浮動,盤算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走這條路。動動嘴皮子就高官厚祿,怎麼看都比在沙場上一刀一槍的搏命來得便捷。

秦孝公死,商鞅成了新即位的秦國國君的捕殺對象。於是商鞅試圖逃亡,關於他逃亡失敗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

《史記》說:商鞅想住旅店,店主人不敢接納,因為根據商鞅的法律,客人必須出具身份證明,於是商鞅黯然說:“嗟乎,為法之散至此哉!”

高誘註解《戰國策》,則提供了另外一說:商鞅被自己封地裡的人民堵住了不得離開,人們說:“商君之法,急不得出。”

兩種說法在強調著同一個主題:商鞅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手裡。

實際上,商鞅作法自斃的事實,不必通過這樣戲劇化的情節來表明。

商鞅的師承與儒學有關;商鞅入秦,身份正是一個遊土;商鞅是如此富於オ智,而與愚樸的農民判然不同;商鞅接受了商於的封地,身份儼然在轉為一個封建貴族…顯然,他正是他制定的新法的打擊對象。

司馬遷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人也”。商鞅最後落得個五馬分屍的下場,可以用“作法自斃”來解釋。


回望五千年


自古以來的封建王朝的變法,幾乎沒有成功的。從滿懷理想的轟轟烈烈開始,到身死人滅曲終人散結束,變法似乎成了一個悲劇的代名詞。從秦國的商鞅變法,到楚國的吳起變法,再到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近的到戊戌變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

好玩的國學先來總結一下,這些變法失敗的原因。

第一,這些變法都是從上而下的,也就是說,首先是有一個皇帝或者是掌握了最大權力的人,有這個意願和需要,由上層統治者強力推動變法,然後由變法者實際加以推行。而一旦沒有了上層統治者的支持,這個變法就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商鞅變法、吳起變法和王安石變法等失敗,都是這個原因。

第二,任何變法都是對原有秩序的破壞,而破壞原有的秩序,一定會破壞原有的固有的利益階層,我們有領導人說過,打破利益的壟斷,比觸及靈魂還要困難。一旦開始變法,必然會形成一批反對者,而這些反對者的權勢一般都是很大的,在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中,由於變法者往往是狂熱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有熱情有理想,但是在政治鬥爭中往往處於劣勢,所以一旦變法失敗,這些變法的先驅者,往往被殺,留下一個悲劇的結局。

第三,變法的弔詭的邏輯。按照法國啟蒙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揭示出來的法國大革命真相是,革命並未摧毀舊制度,反而是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了更加專制和強大的中央政權,革命後的專制制度比舊的專制制度更合邏輯。這種觀點也可以解釋為何每次變法的失敗之後,會更加促進重要集權制度的強化。從商鞅變法的失敗,恰恰可以證明這一點。

好玩的國學,先簡要地介紹一下商鞅和商鞅變法的具體舉措。

商鞅本來叫衛鞅,是衛國的一個沒落貴族,因為後來在秦國變法大獲成功,被封為商君,所以又叫商鞅。他年輕時到法家的學術中心魏國求學,在魏國國相公叔痤手下門客。公叔痤在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做國相,並告訴魏惠王,如果不用,那就直接殺了他,以免為他國所用。公叔痤又把對魏惠王說的話告訴商鞅,要麼成功上位做相國,要麼腳底抹油溜之大吉。魏惠王根本沒有把商鞅放在心上,既不用也不殺,搞得商鞅很失落。

恰好秦孝公正在招攬人才,商鞅就去了秦國。商鞅通過一個太監的關係,見了秦孝公三次。商鞅採取欲擒故縱的計策,前二次與秦孝公大談以禮、以仁治天下的“王道”,要秦孝公學習堯舜禹等上古的先王,行仁義之道以德服人。商鞅眉飛色舞,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三次,商鞅祭出“大招”,和秦孝公大談“霸道”,請秦孝公改革政治、發展經濟、強大軍隊,以稱霸天下。秦孝公一下子來了精神,與商鞅手拉手腿並腿徹夜暢談。

秦孝公對王道興味索然,而對霸道興趣盎然,這是戰國時期君主們的一個縮影,這也預示著孟子游說各國必將困難重重。

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秦國變法。一是獎勵耕戰,發展農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鼓勵百姓積極種糧,糧食種的好,還可以拿多餘的糧食買個官做。一時間,秦國家家都是種糧大戶,人人都是農業專家。

二是打擊工商業,讓百姓回家種地。

三是鼓勵軍功發展軍備。老百姓在戰場上殺掉一個敵人,爵位提升一級,分配九畝土地和房子;殺掉五個,就能當上管理五家農戶的“村民小組長”,以此類推。秦國人本來就彪悍,這樣的政策一出,個個都像冷血殺手無人能敵。

四是限制舊貴族特權。殺的敵人多了,官職不夠用,商鞅就限制舊貴族的特權,沒有新功一律取消貴族待遇。要想重新恢復待遇,提敵人的人頭來見。

五是建立連坐法。商鞅規定,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老百姓互相監視,一家犯法,告發晉爵升官,隱瞞攔腰砍斷。

六是遷都咸陽,做好進攻東方各國的準備。

七是推行郡縣制,將基層單位全部納入中央政府管理,強化中央集權,為秦國實現統一六國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商鞅變法是個必然的悲劇性的結局。

首先,秦孝公全心全意支持商鞅變法,但是秦孝公一死,商鞅的變法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而秦惠文王恰恰是個堅決反對變法的人,所以商鞅不被砍死才怪。從政治立場上分析,秦惠文王代表了舊的制度和利益,變法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所以搞死商鞅是他們最迫切的需要。

從個人感情上來看,秦惠文王在做太子的時候,商鞅因為鐵面無私不徇私情,甚至要法辦太子,最終秉承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宗旨,懲罰了太子的幾個貼身的人,他們之間是有恩怨的,因此,一旦商鞅失去秦孝公的支持,被五馬分屍是必然的結局。

其次,商鞅變法的失敗,與嚴刑峻法而失去民心有關。商鞅和吳起一樣,都是冷酷無私無情的人,管你是誰,一旦犯罪全部搞死。他們只知道法律的管束作用,卻不知道文化的潤物細無聲的作用,一味運用法律工具,但他們不知道還有文化的軟作用。

第三,商鞅變法的一個重要的舉措,是把那些吃閒飯的王公貴族的爵位取消了,一切以軍功為準,你要是想得到爵位,那就戰場上見,提的敵人的人頭越多,你就能當官,反之,你就不當官。這就直接斷了原先那些貴族的後路,斷了他們的飯碗,很顯然老貴族要與商鞅來個了斷了。而一旦商鞅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持,商鞅被五馬分屍就是個必然了。


第四,商鞅太過自大,過於貪戀權力,不知道收斂,幾乎把所有人都給得罪了,如果全國上下都認為這個人該殺,那麼這個是真的該死了。商鞅就是這個樣子。

改革家的結局總是充滿悲壯色彩。秦國從別人看不起的“矮矬窮”,一下子成為諸侯國中的“高富帥”,成為戰鬥力爆表的“冷血殺手”,商鞅居功至偉。但他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再加上為人冷酷,“冷”到連一個朋友都沒有。秦孝公去世後,商鞅被誣之以謀反的罪名,在逃亡的途中,沒有人敢收留他。偉大的改革家商鞅最後被施以車裂之刑滅了全族。


好玩的國學


對於這個問題,或許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吧。當初秦孝公有宏圖壯志,想要將秦國發展壯大起來,畢竟之前的秦國是非常弱小的,飽受它國欺凌!


故,秦孝公求賢若渴,而商鞅有著真才實學,亦有滿腔抱負,自然需要有用武之地,故秦孝公與商鞅算是一拍即合,最終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變法。

但商鞅變法卻讓得秦國貴族守舊派的勢力受到了巨大的損失,而他們對於變法自然諸多抗拒,但奈何商鞅有秦孝公支持,故變法最終維持了下去。


而經過一系列的變法之後,秦國有了不小的改變,但商鞅也因此得罪了秦國的貴族守舊派勢力。不過有秦孝公在,這些人自然不敢動商鞅。可是秦孝公去世後,商鞅等於沒了後臺,也就失去了保護傘自然也就沒人保護他了。



而新王登基,想要坐穩王位,自然需要這些貴族勢力的支持,所以也只能拿商鞅開刀了唄!不過商鞅雖死,但變法終究已經完成了,故最終秦國也是就此變得強大起來!


寰宇戰神


有沒有可能商君既完成變法,又獲得一個善終?
回顧趙良勸誡商君說的話,“侍德者昌,侍力者亡。”大多數人的理解,更多是商君無恩無德,不理解這個道理,所以做不到。或者是太史公的解釋:本性使然。
從歷史來看的確是這樣,彼時商君權力如日中天,但是他幾乎得罪了全國:議論新法的老百姓,被他以“亂化之民”遷之於邊城;違法的太子門生,他也毫不手軟。不得不說,表面看來,商君幾乎把他所有的智慧都用到了強國方略上了,以至於在政治上他無比的孤立無援,除了孝公,他沒有任何一個盟友。從他出門一定需要“後車十數、從車載甲”這種行為來看,他自己也早就意識到了這點。
但是商君不懂政治嗎?其實我看來,這正是他對政治深入理解的標誌。
商君和反對派的激烈對立,以及他對魏國的下三濫的作戰手法,與其說本性使然,更可能是商君不得不為之,因為這是維持他和孝公之間君臣信任的基礎。換句話說,激進的改革立場和對魏國的無情打擊,是商君權力的基礎,而這種權力,是他的變法得以實行,才能得以施展的基礎。
每一個團體內,都有很多高明的混日子的人,他們嘴上有很多的漂亮廢話,就和儒生嘴裡的仁義道德一樣,大多數時候,這些儒生對於理想和現實的一致性和完美無瑕的追求,甚至更高於對於君王之志的實現。這當然無可厚非,人各有志。但是一個追求現實主義結果的君王,則更多的應該有限度的使用這些必須搭建在現實基礎之上的道德理論,否則,一味的追求道德,最後的結果既不會道德也不會現實。
明白了君王的現實主義追求,我們再審視一下商君的孤立:對於百姓,商君的政策是在和他們懶惰、軟弱的本性做鬥爭,所以百姓一定有怨言,但只要商君一視同仁,這種怨言是不會積累成為政治上的災難的,因為人性本質上還是看重實際的利益的,而商君的馭民之術,也確實給秦國年輕力壯的百姓帶來了富裕的生活。
但是王宮貴族就不一樣了,他們和商君的新法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從軍功制到連坐制,無人可以例外,包括秦國的貴公子,這意味著沒人可以躺在家庭出身這個大糧倉上混日子,也意味著剝奪了所有貴公子的特權。
這會產生多大的矛盾,沒有人孝公自己更清楚,但是如我們所見的歷史上的每一次變法,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階級及其成員,可以真正的對自己做權力的限制和利益的剝奪,正如沒有人可以拔著自己的頭髮將自己拖離大地一樣。在孝公的視角里,秦國和諸侯一樣的弊端他比誰都清楚:民眾沒有可以上升的渠道,就沒有奮進的理由,然而在都城裡的德不配位之人又都是皇親國戚,牽一髮,必動全身。
所以孝公需要商君這個外來人,來做一個白手套,把他想做但限於身份血親無法執行的事情做了,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權力無可質疑的擁有者的他,就擁有了可進可退的選擇,在某些細小的事情不可挽回的時候,他可以勸住商君,緩和矛盾;而在保守勢力過於強大已致變法進程不暢時,他又可以給與商君足夠的支持,去做成事實上是他所希望做成的事。
而商君也需要孝公,給與他足夠的信任和支持,在其在世之時,給商君充分的舞臺去實現他的抱負,證明他的思想。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能明白商君為什麼只能在激進改革派這條道一路走到黑了,因為孝公需要他,就是因為他是和保守勢力不一樣的反派,孝公需要用他做推動改革的引擎——但是剎車和油門一定永遠在孝公手裡的。商君的所有權力,其實都來自於孝公身上希冀改革的那一面的投射,所以他和保守派的矛盾,本質上都是孝公自己和自己的矛盾,而在每一件細小的事情上是偏向保守派還是偏向改革派,也只能和必須是由孝公來做抉擇,而不是商君。因為商君一旦自行做了和解和選擇,那麼在孝公眼裡,他就和保守派沒有兩樣,其他保守派的權力來自於血緣紐帶,商君呢?
更關鍵的是,商君的行為一直在幫他獲得民意,如果商君不時時將自己放在和保守派最對立的位置,不將自己置於危地,那孝公對自己祖宗基業的安全感又該何從建立呢?
孝公的安全感問題,也可以用於解釋商君對待魏國時,從戰略到戰術的毫不留情和不擇手段——畢竟商君可是從魏國相府走出來的(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人心隔肚皮,誰也不能確認他和魏國國君真正的關係——除了在戰略上對魏國利益的絕對打擊,以及在戰術上不擇手段以徹底和魏國恩斷義絕,任何言語都不能證明他的清白。
所以求仁得仁,就是這樣。所有時代、所有團體裡面,真正觸及筋骨的改革者的宿命,大多類比於此。

梅德


春秋時的范蠡就說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商鞅完成了變法,功高震主,在秦國又得罪了很多人,不得善終實乃正常。

一、商鞅完成變法,功高震主

商鞅變法的一項主要內容就是要限制貴族的特權,加強君主權力。由於很多政策慢慢地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商鞅的聲譽日益提高,秦國有了只聞商君不聞秦君的現象。商鞅不僅文能安國,戰功也很顯赫,秦孝公自然不會害怕商鞅蓋過自己,但對於新上任的君主來說,就是寢食難安了。

變法結束後,只需實施就可以了,這時商鞅的作用就沒有那麼大了,繼續存在只會影響國君的權威,正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二、商鞅得罪了一大批權貴

商鞅變法初期,太子嬴駟犯法,商鞅重罰了他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之後公子虔門下又有人犯法,商鞅依法割了他的鼻子,公子虔記恨商鞅;商鞅變法侵害了很多貴族的權利,使得他們不得不努力耕戰,否則就得不到爵位,使得千百年來依靠祖宗功業就能過好日子的時代一去不返了。以前有秦孝公壓著,這些人不敢冒出來,秦孝公去世後,這些人就跳了出來,誣告商鞅造反,商鞅陷入死局,結果在造反途中兵敗被殺,屍體被車裂。

三、新君需要整合權力,凝聚人心

新君嬴駟上位後,面臨著老貴族普遍仇視商鞅、而商鞅之法又不可廢除的問題,怎麼辦?恰好公子虔送上了一把殺人的劍——誣告商鞅謀反,在任何時代謀反都是不可饒恕的大罪,若趁此機會除掉商鞅,既可以說服民眾,又可以穩住那些失落的老貴族。新君嬴駟的這個一石二鳥策略,最終造成了商鞅的悲劇。

綜上所述,商鞅功高蓋主、得罪權貴、新君需要殺他來凝聚民心,所以最終不得善終。


小楊品史


所謂變法改革,其根源即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天下財貨,自有定數,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社會就失去平衡矛盾尖銳,譬如一個人得了癌症,要麼無視等待死亡,要麼選擇手術進行切割或化療,但即便動手術,也只有兩個結果,要麼不破不立,要麼加速消亡。歷代變法,莫不如此,而主導變法的權臣亦如醫國的醫生在診斷與治療已患癌症的國家,醫對了,國生國強,如商鞅變法、張居正改革、雍正改革;醫錯了,國弱國亡,如王安石變法,如戊戌變法。

既然變法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那麼變法者為了讓社會平衡,必定是將利益佔比最多的的劃分出來給佔比最少的。故每次變法都有“清巨室”這一項,無論是商鞅的“論功行賞”與開井田廢分封,還是張居正的清田納稅與“一條鞭法”,還是雍正的“火耗歸公”與“士紳一體當差交稅”等,都是從即得利益集團將他們的即得利益“搶奪”出來,以濟蒼生。這個“奪利”與“破財”,讓變法改革者得罪了當時的強權利益者,這也是歷來變法改革者,註定不會有好的結果的根源。如商鞅被車裂,張居正被抄家,雍正被罵刻薄寡恩且暴亡。對於變法改革者,韓非子早就做了結局的判定與警示:要麼陷之以罪死於“法律”,要麼刺之以劍死於私鬥。

商鞅最終沒有得到善終,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在變法過程中得罪了秦國宗室權臣官吏,但並沒有剷除復辟者,因為法治“論行不論心”,這些復辟者一直隱忍待發伺機而嗜,一旦秦孝公這個保護神去世,太子上任政權不穩無力保護時,復辟者洶湧而上,最終將商鞅推倒。

其二:太子年幼因殺人犯法被商鞅處置,對商鞅亦有成見。初繼位時威望不足人心不服,需要立威與服人才能擁有王權,也容不下商鞅在秦國權力與聲望都超過自己。因而為自己的地位聲望與權力計,必須得殺死商鞅。

其三:在商鞅當政時,秦國的復辟反對勢力依然強大且蟄伏,在變法過程中生事生亂暗中掣肘拖延,在沒有找到直接證據下,又不能將他們一網打盡。太子贏駟在周遊秦國時亦發現這個問題,想通過一個機會將復辟反對勢力引出來一網打盡,以便全面徹底貫徹商鞅法律,引蛇出洞的誘餌必然是商鞅,先借復辟黨呼聲處死商鞅贏得擁護,待坐穩王位穩定朝局後又借民眾呼聲徹底剷除復辟黨。兩面三刀的權謀學運用得爐火純青。

以商鞅運籌全局鐵心變法的智慧來看,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結局。但法治是他的信仰,明知是這個結局,仍然選擇以身殉道。極心無二至,大剛不顧私,若是沒這份才幹、膽魄、擔當,是不可能來主導中國歷史上這開天闢地的大變法的。但凡存一點私心的人,都不會在明知結果是悽慘而奮不顧身的。明朝張居正好友戶部尚書王國光擔心地對張居正說:“如此一來,你就是在與天下大戶為敵,這後果你想過沒有?”張居正慨然對道:“為朝廷,為天下大計,我張居正早就作好了毀家殉國的準備,雖陷阱滿路,眾鑽攢體,又有何懼?惟其如此,方能辦成一兩件事體。”

商鞅變法奠定秦朝一統天下的根基,也是法家學派在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且成功的實踐。這份功績,不是那些“口中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的庸常人所能做到。說商鞅刻薄殘酷者,想想自己是否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國家蠹蟲?說商鞅是專治愚民的典範者,想想自己是否熟讀並理解《商君書》?看看《能兌現的法律》這部秦漢法律竹簡中的法律條文與卷宗,你會發現兩千年前商鞅法治思想之遠大。如今中國高喊“法治”治國,《商君書》仍然是有極強的啟迪與指導意義的。現今人鸚鵡學舌去評價與謾罵商鞅,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罵人容易做事難,不妨先做好自己,多關注時事政治法律,為中國的法治進程多一份關注的力量才是正經。以千年之後的標準去批判年千年前的落後與侷限性,無疑於拿著衝鋒槍去指責李逵腋下為什麼藏著兩把板斧而不是手槍一樣可笑。

醫國救世解民苦,諦造新秦一六土。身死猶能除復辟,商君法聖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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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無疑是中國古代最成功的變法之一。但是,商鞅變法同時也是商鞅最大的失敗。他雖然通過變法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但是當第二代君王秦惠王上臺後,立刻就殺掉了他。那麼,商鞅作為一個決策者,他在變法的時候,為什麼不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呢?

(商鞅劇照)

一、留退路則改革無法成功。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成功,就在於商鞅努力確保制度的唯一性。也就是說,在執行制度的時候,不講高低貴賤,不講人情關係,要做到鐵面無私,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只有這樣,制度才能執行下去,變法才能成功。

《史記》記載,商鞅最後在出逃的時候,因為沒帶證件(相當於我們現在的身份證),秦國邊關的客店老闆都不敢收留他。客店老闆說,我倒是想做你這筆生意,可是“商君之法”很厲害,如果沒有證件就收留,會被殺頭的。

司馬遷把這件事記下來,是想說,商鞅用酷刑,最後用到自己頭上了。司馬遷從儒家思想的角度出發,是反對使用酷刑的。他這樣表述,有一種微言大義的意思在裡面。不過,這也側面說明了商鞅變法確實是做到了令行禁止,是非常成功的。

商鞅在實施變法的初期,大家都在反對,“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在這種情況下,剛好太子(也就是後來的秦惠王)犯法了。很顯然,這時候,所有的人眼睛都盯著商鞅,看他怎麼處理這件事。商鞅當然不能不處理,不處理,新法就肯定變成一紙空文,推行不下去。於是,商鞅處罰了太子的兩位老師公子虔和公子賈。

眾人看見太子犯了法,都受到了處罰,自然就沒人敢再說新法的不是,也沒人敢隨便犯法了。

所以,當初商鞅處罰太子,是逼不得已的一種做法,是沒辦法選擇的。既然處罰太子沒辦法選擇,那麼太子變成國君後,要報復他,他也只能等著這種報復。

(秦惠王劇照)

二、商鞅的變法遭到所有人的忌恨。

商鞅通過變法,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但是,這是未來的圖景。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他們並沒有享受到這樣的紅利。

由於商鞅訂立了嚴酷的法律,讓很多老百姓受到了極大的約束和限制,他們對他的做法都很不滿。

老百姓不滿,最不滿的還是那些貴族等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爵位本來是世襲的,躺著就有吃有玩。現在商鞅把他們的特權都收回去了,讓他們出去打仗,依靠軍功來重新獲得。而且由於法律嚴厲,就算獲得也可能因犯法而很快失去,他們如果高興呢!

所以,實際上當時的情況是,全國人民都恨商鞅。之所以大家把他沒辦法,是因為秦孝公罩著。一旦秦孝公去世,必定有非常多的人反覆不斷地彈劾他,誣告他。就算秦惠王想留著他,也留不住。何況秦惠王也想讓他死。

(秦孝公劇照)

三、留不留退路商鞅都得死。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個話,春秋時期的范蠡就說過了,就已經全天下聞名了。之所以這句話會成為經典,是因為這是一種必然。君王功成名就後,就會殺功臣。

也就是說,不管商鞅是不是曾經處罰過太子,太子當了國君以後,他都是會殺商鞅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商鞅變法以後,他的權力變得實在是太大了,他的威望實在是太高了,以至於當時全秦國都只知道有“商君”,不知道有秦王。從最後商鞅逃跑路上,客店主人只說“商君之法”,而不是說“朝廷之法”,就可以看出,商鞅的威望實在是非常高的。

秦孝公在去世之前,對商鞅說,要想把國君之位禪讓給商鞅。秦孝公真的是想這樣做嗎?顯然不是的。他之所以這樣說,無非也是因為商鞅的威望太高了,他擔心自己去世以後,商鞅篡權奪位。現在自己主動提出來,商鞅肯定不敢接受。而商鞅不接受,相當於就是做了一個“不篡位”的承諾。以後商鞅再想篡位,他就沒道理了。

由此可見,連秦孝公都忌憚商鞅的權力太大,何況是秦惠王。

既然秦惠王一定要殺商鞅,因此,公子虔等人誣告商鞅要謀反,不過是隨便找的一個理由罷了。商鞅就算最初沒有處罰過太子,對太子十分巴結,最終他依然是要被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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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點是“變法者必難獨善其身”,除了商鞅之外,吳起變法雖然讓楚國崛起,但自己被亂箭射死;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雖然讓韓國達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大治,但是其死後韓法便被徹底顛覆。


變法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變革,變化越徹底損害人的利益就越多,受到的反擊也越強烈。相對於吳起和申不害,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最為徹底,因此不僅變法的阻力大,想在商鞅之後保持秦法的延續也很難。

下面說點商鞅不得“善終”的具體的原因:

第一秦孝公的去世讓商鞅痛失知己,同時也沒有了堅強的後盾,商鞅變法的成功得益於秦孝公的全力支持,秦孝公在無人可動商鞅,但是秦孝公死後,暗流湧動各種勢力都將復仇的矛頭指向了商鞅。


第二秦法已經深入人心,秦人人人知秦法,但是無人知商君,商鞅的影響力僅限於朝堂之上和軍旅之中。商鞅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從骨子裡反對秦法的人還沒有死心,為了引出這些人並將其一網打盡,為秦法掃清最大的障礙,商君選擇了以死護法。

第三商鞅的影響力太大,對於新任秦君是一個威脅,商君不死、君權難重,為了樹立秦君的君威,商鞅必須死,這是商鞅看在眼裡、知在心中的事情。

第四老氏族的復仇,老氏族是變法的受害者,他們的既得利益被剝奪了,因此對於商鞅他們早就欲除之而後快,秦孝公死後,機會終於來了。他們脅迫新君贏駟要他除掉商鞅、鞏固君權,藉口是天下人只知道有商君,不知道有秦王。

儘管《史記》最後記載商鞅死於叛亂,但是我還是認為看事情要看結果,這樣反推經得起推敲才有可能接近事情的真相。我看到的真相是“商君雖死,秦法猶存,以身殉法,法理長存”。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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