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皇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女以父贵，公主也因其特殊身份而享尽特权，备受关注。在古代，与帝王联姻即可一步登天，无疑是一条无须操心费力就能达到目的的“捷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按常理说，人们应对这种“国婚”趋之若鹜，但唐代士人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他们对成为驸马反应冷淡，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且听小编一一道来：

一、门第观念的束缚

唐代，门阀制度虽已废除，但门第观念作为衡量人们家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仍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在婚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唐初，江左、代北士族已经没落，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以李唐皇室为核心的关陇贵族集团把持政权，势力最强。但由于李唐皇室出身关陇军事贵族，他们身上还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是胡汉混血融合的产物，因此，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关陇贵族的社会地位和门望远远不及山东士族。

山东士族虽屡经重创，至唐初已“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在政治上已无足轻重，经济上亦衰败不堪，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尤其在婚姻方面，仍十分受推崇，人们皆以与山东士族联姻为荣。

在婚姻关系上，山东士族仍沿袭魏晋旧制，在高门大姓之间通婚。如果其他姓氏欲与之联姻，则需付出很多嫁资和聘礼。即便如此，还经常遭到拒绝。尽管困难重重，唐初士人子弟仍纷纷向山东士族求婚，以此来抬高身价地位。

受此旧风影响，本应门庭若市的“国婚”却备受冷落。唐太宗曾对此十分不解和不满，曾修《氏族志》压抑山东士族，抬高皇族的地位，并宣布禁止旧士族卖婚，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公卿大臣仍以与山东士族攀婚为荣。

唐代后期，山东士族仍“以婚阀自高”，士大夫争婚士族之陋习亦未改变。与此同时，随着皇权的不断衰落，人们对“国婚”的态度愈加冷淡。

面对门庭冷落的现状，唐文宗曾感叹道：“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无奈之下，皇室亦加入到争婚士族的行列中去。

二、避免政治斗争的牵连

驸马在与帝王联姻之后，即被纳入皇亲国戚的行列，他们在进入统治集团上层的同时，也将自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严酷的现实不断将他们抛向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随时都有船覆人亡的危险。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他们或不甘寂寞，积极参加，或身不由己，被动牵连，其结果往往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其实例之多，不胜枚举。

太宗贞观十七年，驸马都尉杜荷积极参与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储君之位的斗争，怂恿太子发动政变，抢夺帝位，事泄被诛。

高宗永徽三年，驸马都尉薛万彻、柴令武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图谋不轨，事泄被杀。

则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以匡复李唐宗室为名起兵讨武，旋即失败。驸马都尉薛绍、赵环因与之通谋被杀。则天长安元年，永泰公主与驸马武延基窃议张易之专权，被“逼令自杀”。

中宗朝，韦后与武三思相勾结，专权横行，驸马都尉王同皎“疾之，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被人告发，坐斩。临淄王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发羽林兵诛灭韦党，驸马都尉武延秀、韦捷、韦灌亦同时被杀。

……

也有的虽无意介入唐廷的内部倾轧，但在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塌天之祸往往不期而至，令人避之不及。

则天革唐命，屡兴大狱，唐之宗室被戳杀殆尽，许多公主、驸马无辜遭殃。及至安史乱起，安禄山占领长安，亦大开杀戒，“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其他人虽逃出长安，幸免于难，但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贫困交加，苦不堪言。

驸马地位的不稳定及生命的不安全，使许多人不愿涉足“国婚”。玄宗欲嫁公主于张果，张果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竟不承诏。唐代有民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即反映了人们因害怕政治斗争的牵连而畏惧“国婚”的心理状态。

三、公主骄悍无礼，为礼法之士所反感

唐代妇女在历史上以开放著称，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唐代公主更是给世人留下了放荡不羁、骄悍无礼的形象。

恃宠而骄，轻视夫族

唐代在公主出降礼制方面虽有规定，但执行较为混乱，有令不行、有礼不依的现象非常普遍。唐初，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

至高宗时，公主不仅不行妇礼，公婆反倒要向儿媳行礼答拜，对于这种以贵陵尊的悖礼行为统治者曾三令五申明加禁断，唐德宗还详定了公主出适之仪制。但公主往往自恃高贵，轻视夫家，不遵守朝廷规定的礼仪制度。

唐代丧制沿袭传统的“五服制”，即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种丧。按《仪礼·丧服》之规定，妻亡，夫为妻服期，即服丧一年。但唐代公主死亡，驸马却要服三年重丧

，犹如《仪礼》所规定为父为君所服之斩衰。

在实际生活中，公主自视清高，轻视夫家，有违礼教之行为亦屡见不鲜。比如高祖女丹阳公主嫁薛万彻，“不与同席者数月”。

贞操观念淡薄

唐代妇女在婚姻观念上较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妇女离婚再嫁或夫死改嫁较为普遍。

以唐代公主为例，《新唐书》记载诸帝公主共211人，出嫁者131人(早死未嫁者28人，出家入道者12人，不详者40人，合计80人)，其中再嫁者26人，占总数的20%；三嫁者3人，占2.3%。再嫁者占结婚公主总数的1/5，比例还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说唐代公主在改嫁方面与庶民一样，可以被社会舆论所接受，那么唐代公主养情人，与人私通之行为就不能不受到封建士人的强烈谴责了。

据史籍记载，唐代公主淫乱之事屡见不鲜。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不仅“与浮屠辩机乱”，而且惠弘、道士李晃等人也“皆私侍主”。公主公然与多人私通。

因平定韦氏之乱而显赫一时的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私生活亦不检点，司礼丞高戬、太子詹事崔湜、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等人都“私侍太平公主”，与之保持暧昧关系。

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素与武延秀乱”。驸马武崇训被杀后，安乐公主即嫁之。其母韦后因延秀”姿度闲冶”，长相迷人而“复私延秀”，丈母娘与女婿私通，可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肃宗之女郜国公主亦放荡不堪，“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而蜀州别驾萧鼎、沣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曰弁皆私侍主家”。

顺宗之女襄阳公主下嫁张孝忠之子张克礼。公主纵恣，“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克礼无奈，只得向穆宗哭诉，希望皇帝主持公道，为自己作主。

以上公主公开的、毫不遮人耳目的淫乱行为严重悖离了封建传统道德，为礼法之士所不齿。如此“国婚”不仅使驸马蒙羞，而且也给夫家整个家族带来耻辱，避而远之乃是上策。

骄悍难制

唐代有许多公主不仅放荡成性，而且性情暴烈，骄悍难制，毫无大家闺秀之风度。她们给夫家带来了许多麻烦与痛苦。

中宗之女宜城公主嫁裴巽，悍妒无比。“巽有嬖姝，主恚，耳劓鼻，且断巽发”。公主之心狠手辣甚至引起皇帝的不满，“帝怒，斥为县主，巽左迁”。可怜裴巽头发被绞断，爱妾受残害，政治前途亦被毁，其内心之痛苦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述。

德宗之女义阳公主因“恣横不法”而被幽禁，驸马也受其牵连被禁锢于第，失去行动自由。

当然，唐代公主也不都像上述诸位一样品行不端，亦有温淑娴雅者，像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宪宗之女岐阳庄淑公主即是。襄城公主因“性孝睦，动循矩法”而成为其他公主学习的样，“帝敕诸公主视为师式”。

但唐代公主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形象欠佳，并由此而导致礼法之士的反感亦是事实。鉴于公主之无礼行为已大大损害了大唐皇族之威仪，进而成为士人拒绝“国婚”之口实，唐代后期，有些皇帝如德宗、宪宗、宣宗等开始注意对子女进行礼制方面的教育训导，同时对不守规矩者进行严厉惩罚，才使公主之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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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史籍记载，鉴于唐初宗室外戚相互残杀，多次发生流血冲突的教训，为巩固皇权，统治者加强了对诸王外戚等人的监督防范，严禁宗室、外戚、驸马等与外臣结交。

同时，及时收夺诸王外戚手中的军政权力。景云二年，唐睿宗收夺了诸王驸马手中的禁军兵权。玄宗时又将诸王分遣各州，外戚任以检校官，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将他们手中原有的部分行政权力收回。

驸马等人只给荣誉虚职而不令掌实权，政治前途由此暗淡，这也是士人冷淡“国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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