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碑”之《般若多心經》見刊（本報2018年4月18日第15期——編者注）後，有好幾位朋友提出異議，此事牽涉的問題比較複雜，非三言兩語道得明白，所以一直沒有回應。
首先感謝戴少華先生的批評意見，承他引述日本學者福井文雅的觀點：“依據敦煌經卷及正倉院文書和唐代經錄，《般若心經》在唐代並不略稱為《心經》，而是稱作《多心經》；法成所譯大本《般若心經》亦如此。‘多’是‘般若波羅蜜多’的略稱，而具有《心經》經題的經典甚多，為便於區別，遂保留‘多’字。梵文經題中有“hrdaya”一詞，該詞有咒文、真言、陀羅尼等義，所以《多心經》即表示‘以般若波羅蜜多的密咒為中心的經典’。”（圖1）我說懷仁“佛學水平似乎有些問題”，確實孟浪；但我對《集王聖教序》附刻《心經》的解釋，立場並沒有改變。
圖1 唐《崔茂宗墓誌》中有“誦多心經”句
《聖教序》凡四次刻石，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楷書，在長安大慈恩寺；顯慶二年（657年）王行滿楷書，在偃師招提寺；龍朔三年（663年）摹褚遂良楷書，在同州；咸亨三年（672年）懷仁集王羲之書，在長安弘福寺。前三次都刻於玄奘法師生前，唯有《懷仁集王聖教序》在法師圓寂九年之後告成，也唯有此件《聖教序》附刻《心經》（圖2）。
圖2 《懷仁集王聖教序》中的《般若心經》
弘福寺是貞觀初唐太宗為追薦太穆皇后所建，玄奘法師從西域回國，曾在此譯經，故寺主圓定提出在寺內鐫刻《聖教序記》的請求，能夠順利獲得皇帝允准。可以設想，無論懷仁的集字工作開始於何時，至咸亨三年落成，一定包含有紀念玄奘法師的意思在內。但按照劉淑芬教授在“玄奘的最後十年”中的觀點，玄奘因為捲入政治漩渦，不僅晚景坎坷，身後葬事尤其淒涼。在如此環境下，這通《集王聖教序》的樹立，自然是違拗於當時“政治風向”的舉動。由此推論，既然不是紀念玄奘法師的“官方”活動，也就不可能獲得官方的支持，所謂懷仁借內府所藏王羲之真跡鉤摹而成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我在《唐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鑑》書中已經詳細舉證，懷仁集字使用的“工具書”，其實是由弘文館搨書人趙模在貞觀年間製作的《集王羲之行書〈千字文〉》。利用《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來做集字碑，不改變字符大小最能節約製作成本，但太宗所撰《聖教序》和當時尚為太子的李治所撰《述三藏聖教序記》，兩篇文章合計一千四百字左右，按照《趙模〈千字文〉》字體大小集字，所佔碑面較小，氣勢偏弱。
增加文字不失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好辦法，所以與《雁塔聖教序》相較，集王碑在太宗《聖教序》後，多出了這樣一段文字：“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閒。昨制序文，深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述三藏聖教序記》後，也多出一段：“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攬，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贊述，撫躬自省，慚悚交併。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這兩段文字其實是玄奘收到《聖教序記》以後，分別給太宗和太子李治上謝表，所獲得二聖之批答，謝表與批答都見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按常理，《集王聖教序》完全可以把玄奘法師的兩份謝表附錄在批答之後，不僅滿足增加字數的願望，文氣也更加順暢。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應該如劉淑芬老師所揭示者，玄奘法師已經成為朝廷不願提及的“敏感人物”。
兩件批答在《集王聖教序》中僅佔兩行，碑石留下的空白尚多；能夠與二聖御筆平起平坐的，也只有“佛說”了，於是添刻小經，這也是《集王聖教序》增刻《般若心經》的重要理由之一。此經是玄奘所譯，監經大臣名單便順理成章地刻上去，不僅多佔用一行位置，“潤色”字樣更可以起到混淆視聽的作用，算是一舉兩得。另外，當年佛光王（唐中宗李顯）滿月，玄奘進金字《般若心經》，也見法師對此經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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