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既是記錄華夏文明的語言符號載體，又是以線條和結構意境構成的造型視覺藝術形式。千百年來，書法名帖一直備受文人雅士的推崇，甚至連尊貴無比的皇帝也視為至寶。唐太宗李世民對“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心儀多年，不惜一切手段據為己有，臨終還遺命陪葬。清朝乾隆皇帝對“三希堂”法帖愛不釋手，一生臨摹研究。
“三希堂”是養心殿西側的一間小閣堂，乾隆帝將被譽為“書聖”的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及其兒子王獻之的《中秋帖》、其侄子王珣的《伯遠帖》收藏於內。這三件書法名帖均是稀世珍寶，所以乾隆帝將收藏它們的西暖閣命名為“三希(稀)堂”，從而也成為上述三件墨寶的代稱。
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全文共28個字，當時只是便箋手札，因帖內有“快雪時晴”幾字而得名。此帖用筆灑脫、字體舒朗，是王體行書中的精品，後人稱之有“龍跳山門，虎臥風閣”之勢。王羲之所有的書法真跡現都已失傳，這幅《快雪時晴帖》是唐代書法家臨摹複製的，由於是直接從王羲之的真跡上臨摹複製，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惟一的一件，所以後人就一直把這幅《快雪時晴帖》當作真跡看待。
王獻之的《中秋帖》，全文共22個字，也是便箋手札作品。王獻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其書法受其父影響，且有創新。此帖已接近草書，用筆如行雲流水，完美至極。北宋著名書法家米芾在《書史》中盛讚此帖“運筆如火著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大多數人認為，現在傳世的這幅《中秋帖》就是米芾臨摹的。明朝書畫鑑賞家張醜在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著成的《清河書畫舫》一書中，對此有專門記述。
王珣的《伯遠帖》全文共47個字，是問候親友的一封信札，命名出自於首句的“伯遠”二字。該帖用筆靈舞飛動，為上乘的行草作品。此帖是“三希”中惟一的真跡，也是東晉王氏家族存世的惟一真跡。當代著名書法家啟功對《伯遠帖》十分推崇，作詩讚曰：“王帖惟餘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
這三件墨寶曆代備受珍重和追捧，從而演繹出一幕幕悲歡離合的故事。
1928年6月3日，軍閥張作霖派人來到故宮博物院，找到首任院長易培基，索要一件寶貝——“三希堂”之一的《快雪時晴帖》。張作霖於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軍
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易培基深知張大帥勢力極大，不好斷然拒絕，他急中生智指著那個鎖著《快雪時晴帖》的保險櫃編了個謊話：“文物在這個櫃裡，但是櫃子的三把鑰匙由三個人分別保管，其中一把在馮玉祥手裡。”
1928年4月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四大集團軍的攻擊下，張作霖統帥的奉軍全線崩潰，被迫宣佈退出北京。6月3日當晚，張作霖因為就要離京趕赴瀋陽，找人開櫃取物已經來不及，來人只得失望離開。十幾個小時之後，6月4日清晨5時許，張作霖所乘專列駛到皇姑屯附近的橋洞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置的炸彈炸燬，張作霖身受重傷而死。消息傳來，易培基一陣心驚，慶幸國寶僥倖逃過一劫。
戰爭是文物最大的災難。1860年和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京城文物遭到侵略者的瘋狂劫掠和野蠻破壞。圓明園文源閣的《四庫全書》化為灰燼，翰林院的《永樂大典》支離破碎，《女史箴圖》流失海外……
歷史上，日本長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到了近代，在盜掠中國文物和文化典籍方面，日本一直不遺餘力。從19世紀開始，日本先後盜取大量吐魯番文書(高昌文書)、敦煌文書和經卷以及甲骨文和青銅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為了避免文物遭受劫掠和損毀，故宮博物院決定將文物南遷。在徵得國民政府的同意後，1932年夏秋之際，開始秘密篩選館藏文物中的精品裝箱，隨時準備啟運，“三希堂”法帖自然是“細軟”中的首選。
1933年1月3日，日軍攻入山海關。6天之後，故宮博物院召開理事會，正式決定自1月31日起，將國寶分批遷往上海。由於少數人的反對，直至2月5日，第一批文物才開始起運。
當時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的莊尚嚴被指定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臨行前，莊尚嚴接到老友郭葆昌的邀請，要在家中設宴為他餞行。
郭葆昌字世五，曾任袁世凱“總統府”的“庶務司成”(內務總管)，還曾赴江西景德鎮為袁世凱督造“洪憲御瓷”。此人是個收藏家，尤其對瓷器深有研究，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還曾聘他擔任瓷器鑑定委員。
那天同去赴宴的還有莊尚嚴的前輩和老師，一位是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另一位是古物館副館長馬衡(後任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飯後，郭葆昌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觀賞，其中就有《中秋》、《伯遠》二帖。
一直在皇宮深藏的“二希”，居然流落到個人之手，莊尚嚴等3人大惑不解。
原來，1924年11月21日，同治帝的妃子敬懿搬出皇宮。此前她已經偷偷把《中秋帖》和《伯遠帖》轉移到自己的壽康宮，在出宮時把它們偷偷夾帶至寓所。因為“二希”名氣太大，敬懿不敢把它們公開出售，而是賣給後門橋一家叫“品古齋”的小古玩店。郭葆昌偶然發現後，以高價收購。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5日，清遜帝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皇宮，他將《快雪時晴帖》偷偷夾在行李中欲帶走，結果在出神武門時被軍警查出並扣押。當時接管故宮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專家們認為，此時軍隊尚未撤離，到處一片混亂，如重新放置養心殿，很難保證文物安全。經過討論之後，當天即派人購買一個有暗鎖的大保險櫃，放在神武門西邊“善後委員會”的辦公室裡。《快雪時晴帖》被鎖進這個大鐵櫃裡，外加封條，櫃裡還放了一本小冊子，以後何人、何時、因何故打開這個櫃子，都要在冊子上登記。保險櫃密碼和鑰匙由李煜瀛親自保管。李煜瀛字石曾，時任“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是著名學者和教育家。
因為《快雪時晴帖》此時還沒有運出故宮，大家都高興地認為：這下“三希”可以重聚了！郭葆昌看出大家的心思，但並沒表示出讓的意願，只是將兒子郭昭俊叫到身邊，當著三位好友許下諾言：“‘三希’名跡，餘得其二，可稱平生快事。然名物應歸國有，餘暫守之，已立遺囑，將來與所收歷代名瓷，統捐故宮博物院中。”
“三希”團聚首次失之交臂！
幾個月後，故宮文物分批運抵上海，包括《快雪時晴帖》在內的1.3萬多箱故宮文物，存在上海法租界。七七事變後又艱辛輾轉運到四川。
1937年春天，一代收藏名家張伯駒在郭葆昌家中見到《中秋帖》和《伯遠帖》。張伯駒是一位集收藏鑑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京劇藝術研究家於一身的文化奇人，歷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國家文物局鑑定委員會委員、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中央文史館館員等公職。
張伯駒在他的書畫錄裡寫過這樣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序。”他擔心郭葆昌買下“二希”的目的是“旨在圖利，非為收藏”，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復有延津劍合之望。
於是，他請收購文物的惠古齋掌櫃柳春農作中間人，與郭葆昌協商，以20萬大洋(當時一般公務人員的月薪為80塊大洋)的價錢，將郭葆昌手中的“二希”，連同李白《上陽臺帖》、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圖》軸、蔣廷錫《瑞蔬圖》軸一併收購。
此時，張伯駒剛剛用4萬元大洋從著名畫家溥心畬(溥儒)手中購得《平復帖》，資金一時難以週轉，於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了這批珍貴書畫，首付6萬元，餘款一年付清。
然而，幾個月後發生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由於日軍的金融封鎖，張伯駒的銀行賬戶被全部凍結，他全家也輾轉西安，躲避戰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諾，張伯駒只留下《上陽臺帖》等4幅書畫帶在身邊，而將價值連城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原樣退還給郭葆昌。
1942年郭葆昌病逝，“二希”傳給其子郭昭俊。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伯駒返回北平，繼續委託柳春農詢問“二希”。郭昭俊開出天價3000萬聯幣(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紙幣)，當時摺合黃金1000兩。這個價錢當時可以買下兩座完整的清王府，張伯駒難以籌措。
不久，宋子文以行政院長的身份來到北平視察，郭昭俊把他父親的部分藏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不但拿到行政院發給的10萬元美金，還得到中央銀行北平分行經理的職務。
郭昭俊所捐獻的藏瓷文物價值一般，為何卻得到如此厚報？朋友告訴張伯駒，郭昭俊經朱啟鈐介紹投靠宋子文，而“見面禮”就是《中秋帖》和《伯遠帖》。氣憤之下，張伯駒寫了一篇《故宮已佚書畫見聞錄》，投給上海《新民晚報》，將“二希”與郭氏父子的關係公之於眾。文章見報之後，輿論大譁，宋子文迫於壓力，很快便將“二希”退還郭昭俊。
張伯駒晚年將一生傾家蕩產、歷盡磨難所收的藏品，包括中國傳世最古墨跡、西晉陸機的《平復帖》，以及傳世最古山水畫、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等眾多無價之寶無償捐獻給國家。國畫大師劉海粟讚譽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
1948年9月，遼瀋戰役打響，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南京政府決定將故宮文物運往臺灣，在故宮內部引發了激烈的爭議。當時，馬衡是故宮博物院的院長，抗戰勝利後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分管南京分院。
馬衡託病不出，國民政府將遴選文物的重任交給徐森玉，並明確指示，儘量將南京文物全部運往臺灣，如果實在帶不走，也要選擇最好的一類文物。徐森玉偷偷將一批一類文物換成二類文物，運往臺灣。而此時，莊尚嚴已經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將第一批文物押運臺灣，這批文物都是宮中精品，《快雪時晴帖》也在其中。
第一批國寶啟程前，徐森玉拉著弟子莊尚嚴叮囑：“現在這些文物要分開了。從今以後，我負責看管一半，你負責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臺灣去，看管好這批家當。”莊尚嚴含淚應允。
當時，南京行政院還下達命令給堅守在北京的馬衡，將故宮內剩餘的珍品儘快裝箱運往南京。馬衡故意拖延，叮囑工作人員“裝箱不要圖快”，一定要“安全第一”。直到遼瀋戰役結束，故宮的文物一箱都沒有運出北平。但包括《快雪時晴帖》在內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宮文物卻已經漂洋過海，運到
臺灣。此後《快雪時晴帖》一直被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秋帖》和《伯遠帖》也被郭昭俊帶至臺灣。1949年初，郭昭俊找到剛到臺灣不久的莊尚嚴，談起父親郭葆昌當年發下的宏願，聲稱要將兩帖“交還”故宮，讓“三希”團圓。郭昭俊開出一個並不過分的價錢，但當時國民政府焦頭爛額，根本無暇顧及這件事情，莊尚嚴也難以籌措資金。
最後郭昭俊帶著《中秋帖》和《伯遠帖》遠赴香港，尋求買家。
“三希”再次失去團聚機會！
1951年10月25日，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到國家文物局開會。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向他透露：“二希”在香港出現！
原來，郭昭俊攜帶“二希”到達香港之後，生活日漸窘迫。但顧念父親生前的願望，他不敢貿然將“二希”賣掉，而是將它們抵押給英國匯豐銀行，贖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臨近，匯豐銀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錢來，正極力誘使他將寶帖出賣。
恰巧此時，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正率團出訪印度、緬甸，在香港作短暫停留，此時也聽到“二希”重現的消息。他緊急向政務院(1954年改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呈報，請求由故宮博物院出面贖回兩件寶帖。
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馬衡，出示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同意購回《中秋》、《伯遠》二帖。惟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鑑別真偽……保證兩帖能夠順利購回。”
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由王冶秋、馬衡和時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森玉組成“三人專家小組”，趕赴香港鑑定並回收“二希”。
11月15日，馬衡和王冶秋乘火車抵達廣州，同徐伯郊會合。徐伯郊是徐森玉之子，常駐香港，公開身份是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秘密身份是國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組長。
徐森玉、徐伯郊父子是保護故宮文物的功臣。在故宮文物南遷途中，經過西南地區時，遇到土匪攔截，徐森玉親自去見西南地區勢力最大的“袍哥”(黑社會頭領)談判。對方不提錢字，竟說：“要過路可以，條件很簡單，叫你上海的兒子來，我要收個有錢人做徒弟！”徐伯郊當時正在上海的興業銀行供職，“袍哥”顯然是要他來做人質。為了保護國家珍寶，徐森玉冒險把兒子作抵押。徐伯郊接到父親的電報後，立即趕赴貴州安順，勇敢地去見“袍哥”，按黑社會規矩拜“老頭子”(認老大)。憑他的見識與機智，說服“袍哥”，使文物順利通過匪區抵達昆明，然後運抵四川。
解放後，徐伯郊赴香港任職。當時大陸收藏家所藏的古代書畫、版本圖籍及古錢幣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其中有不少屬於國寶級的稀有文物，一些國際文物販子將中國文物賣到國外，大獲其利。鑑於這種情況，時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提議組建一個專門機構，在香港就近購買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等文物。
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出報告，呈交給政務院總理 周恩來和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不久，國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成立。徐伯郊儒雅穩重，從小受父親薰陶，對文物也有很深研究，加之社會關係廣泛，被任命為組長。時任香港中國銀行副經理的秘密共產黨員沈鏞和馬來西亞華僑溫康蘭負責付款等事項。
1951年6月13日，徐伯郊在北京南池子歐美同學會受到周恩來、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等的親切接見和正式任命。至此，大規模的文物收購和搶救工作便正式展開，而首次重大的“戰役”便是收購“二希”。
時任南洋商業銀行的董事長的莊士平(建國初期香港僅有的兩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聽說此事後也一直積極參與協調。經過共同努力，抵押在匯豐銀行的“二希”被秘密鑑定，果然是真品！最終以本息港幣48.837662萬元成交。周恩來總理特批50萬港幣，秘密匯到香港的中國銀行戶頭。
當時正是建國之初，百廢待興，加之抗美援朝，國家財政極其困難，外匯儲備更加短缺，中國外匯儲備還不到1億美元(那時1美元摺合人民幣舊幣即第一套人民幣27360—24900元，1955年發行第二套人民幣，與前者之比為1：10000)。50萬港幣摺合人民幣舊幣約20億元(當時1元港幣摺合人民幣舊幣4500—4200元)。而那時，在
朝鮮戰場上，一架蘇聯生產的先進“米格-15型”戰鬥機，才價值人民幣舊幣15億元。為了國寶迴歸，國家還是從有限的寶貴外匯中撥付了這筆鉅額款項。
1951年12月3日，《中秋帖》和《伯遠帖》回到北京。23日，在北海團城進行了小規模展出。27日，王冶秋親自將“二希”兩寶帖送還故宮。
此時，距離“二希”離開紫禁城已經整整過去27年。而“三希”之一的《快雪時晴帖》，仍孤單地在海峽對岸的寶島思盼，它何時才能回到故居與“二希”團聚？
1980年，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病逝。臨終前他告訴兒子，此生有兩大遺憾：一是沒能讓“三希”團圓；二是在有生之年，沒能親自帶著這批橫渡海峽來到臺灣的故宮文物，重新回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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