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作家徐則臣在北京趕著去參加一場活動，催促出租車司機快點。司機問：“什麼活動？”徐則臣回答是關於海明威的活動。司機說他知道海明威，雖然他讀書很少，並沒有讀過海明威的作品，孩子也送到少林寺去學武了，但他還是知道這個作家。

那一天是美國作家海明威誕辰120週年，他已逝世58週年。

徐則臣覺得這很有意思，許多作家可能寫得比海明威好，但名氣就是沒有他大。徐則臣覺得海明威是有意識地經營自己，個人和作品並重。他形容海明威是“一個非常真誠的影帝，很會演，但他從來都不掩飾，這是很難得的”，因此“海明威本身的傳奇跟他的作品一樣，甚至比他作品還要傳奇”。

在很多讀者印象中，海明威就是那個與大馬林魚搏鬥的老人，象徵著不羈、倔強、抵抗。這多少給海明威蒙上了一層勵志色彩，成為多數人心目中的“奮鬥者”形象。

的確，海明威一生保持著對抗性，像個好鬥的公雞，像個穿著緊身衣的鬥牛士。年輕時，他看起來像個無恥的混蛋，到了晚年，他依然堅持要做個快樂的混蛋：“喝最烈的酒，釣最大的魚，娶最美的妞。”

海明威將這條法則貫徹到生命的最後，從最初的寫作到最後的訪談，他從來都是生猛面對外界，剋制對待寫作。

一部渣男成長史

美國作家、海明威曾經的好友菲茨傑拉德曾戲言：“海明威每寫一部小說都要換一位太太。” 事實也的確如此，海明威一生經歷了四次婚姻，相應地在每個階段寫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許正如海明威自己所說，戀愛是他最好的寫作狀態。

從晚年海明威的回憶錄來看，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是他自己蓋章認可的“唯一愛過的女人”。

海明威和哈德莉

在那本帶有“濾鏡效果”的晚年自傳《流動的聖節》中，海明威回憶起哈德莉來簡直是柔情似水，“我愛她，我並不愛任何別的女人，我們單獨在一起時度過的是美好的令人著迷的時光”。

譯者、作家黃昱寧不無戲謔地說：“他用了非常抒情的話講他和他老婆分手，但是實際上他就是移情別戀 了。”

比起後來幾任妻子，哈德莉是唯一一個全職家庭主婦，對一文不名的青年海明威來說，哈德莉支撐起了他年少輕狂時所有的野心和體面。

海明威出身於一個並沒有什麼文學傳統的家庭，懷揣文學夢獨闖巴黎。他們一開始的很大一部分生活開銷來自哈德莉家庭遺留下的一筆信託基金，這為海明威掙得了每天到咖啡館埋頭寫作、不用工作的權利。

可以說，沒有哈德莉的資金支持與起居照料，海明威不可能在巴黎文壇肆意闖蕩，進而出版那本令他聲名鵲起的《太陽照常升起》。

但後來由於理財不慎，他們一度陷入極度貧困中，常常在黑暗中忍受飢餓。幸福的時光是有的，他們常常一起看鬥牛、滑雪、騎車、到處旅遊，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一起迎來了婚姻中的第三者。

海明威很快出軌了巴黎當時最時尚最亮眼的妞——寶琳·菲佛。菲佛姐妹初到巴黎，便與海明威夫婦結識，他們的處境在當時簡直天壤之別，菲佛姐妹是富家女，新潮得扎眼，而哈德莉則穿著破舊過時的衣服住在擁擠的公寓裡。

海明威和寶琳

當《太陽照常升起》為海明威帶來第一次的成功後，哈德莉無奈離開，寶琳與海明威走進第二段婚姻中。

《永別了，武器》創作於這段婚姻期間，但海明威再一次上演了出軌的戲碼，他愛上了戰地女記者瑪莎·蓋爾霍恩——可以說唯一能夠與海明威勢均力敵的一任妻子。

海明威和瑪莎

從海明威與蓋爾霍恩的定情之作《喪鐘為誰而鳴》來看，蓋爾霍恩應該是與海明威在精神層面上取得了共鳴。然而海明威終究是一個“青春期的少年”，只有別人包容他，卻不可能讓他去遷就別人。

蓋爾霍恩專注於自己的記者事業，她只習慣於和海明威像戰友一樣四處走訪，卻難以忍受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雞毛。她既不像哈德莉一樣無微不至，也不像寶琳一樣嬌俏可人，這對於內心同樣強勢的海明威而言，勢必無法接受。

為了挫敗蓋爾霍恩，海明威嘲笑她的寫作能力，還主動提出為《克里爾》雜誌做戰地報道，間接搶了妻子的飯碗。1945年兩人徹底決裂，結束婚姻關係。

在這段針鋒相對的婚姻後，海明威終於還是迎來了最後一個願意對他百般忍耐、不離不棄的妻子——瑪麗·韋爾什。1946年，兩人在古巴結婚，瑪麗一直陪伴照料海明威直到他自殺身亡。

海明威和瑪麗

瑪麗的出現其實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哈德莉不在海明威身邊的缺憾，她意識到自己應該充當女僕的角色，而不是像蓋爾霍恩那樣獨立自主的事業女強人。

儘管如此，海明威在這期間還是愛上了一位年輕的意大利女人，在《海明威：最後的訪談》中，海明威對記者說：“我寫《老人與海》的時候得了敗血症，幾周內就寫完了。我是為一位女士寫的；她覺得我活不長了。我想讓她見識一下。”

顯然，“這位女士”不是日夜照料他的妻子瑪麗。海明威永遠坦蕩面對自己的“渣”，且這樣的壞行為好像才是他持續創作下去的原動力。

黃昱寧說：“海明威找的女人大部分還是蠻優秀的，並非專門找軟柿子捏，所以他的四段婚姻都是有鬥爭性的。”

海明威上過戰場，打過獵，鬥過牛，他不是傳統意義上文質彬彬的學院派作家，他就是一隻好鬥的公雞。不然，他不會站上文學的高塔，也不會一直以批判的態度去對待好友和恩人。

一個真誠的影帝

從一個非學院派出身的文學青年，到融入巴黎文學圈，再到成功拿下各種大獎，除了天生的文學才華以及對寫作的刻苦訓練外，海明威找到了一條同樣重要的道路：經營自己。

黃昱寧記得以前看到過，美國實際上出了兩個既可以被稱為嚴肅作家，也可以被稱為文化偶像的人，第一個是海明威，第二個是卡波蒂。

對於一般嚴肅作家而言，雖然作品離大眾很近，個人卻離大眾很遠。可文化偶像海明威不同，“海明威是另一種作家，他的人生其實也是整個文學生涯裡或者他的作品系列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他的一生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他一生從未停止寫作，但也從未將自己封閉在寫作裡，他一邊訓練寫作，一邊結交文學前輩、知名出版人、各類文壇名流，參加豐富的外出社交活動，比如沙龍、釣魚、鬥牛、戰地採訪……這些經歷有的成為他寫作素材的一部分，常令人分不清他到底是在寫自己，還是虛構一個人物。

而在這個過程中，海明威也在樂此不疲地扮演著各種需要的角色，他極其擅長打造自己的人設。很多文學評論家在談到海明威其人時，都會注意到幾個附著在他身上的符號：戰地記者、硬漢、業餘鬥牛士、間諜……一個典型的斜槓青年。

年輕時候的海明威

硬漢是海明威最重要的人設。在扮演硬漢這件事情上，海明威一直都是認真的。海明威本身的男子氣概和冒險精神賦予了他成為硬漢的條件。

當時初到巴黎，海明威最好的社交手段就是拳擊，這使他在巴黎文學圈看起來格格不入，卻也與眾不同。每個與海明威初識的人，都會被帶去打一場拳擊，領會海明威強大的人格魅力。

在海明威初抵巴黎戰場的階段，海明威率先出擊的是有著“文學助產士”之名的埃茲拉·龐德。龐德是“現代主義運動公認的領導者”，在他的幫助下，T.S.艾略特出版了《荒原》，喬伊斯發表了《尤利西斯》，而後來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也經過龐德的親自把關得以上市。

埃茲拉·龐德

已經46歲的龐德走的是時髦公子路線，看起來不太可能與帶有強烈男性氣息的海明威相知相交，但海明威用充滿虔誠的目光成功得到龐德的賞識，不久之後海明威就可以與龐德一起出席城中的各種活動了。

就在龐德以慷慨的心接納海明威時，海明威卻反手寫出一篇出言不遜、嘲諷龐德的小短文，把他的山羊鬍、頭巾和一身行頭——他那套放蕩不羈的作風——都嘲弄了個遍。但礙於龐德當時在巴黎雜誌圈的地位，沒有人敢發表這篇文章，海明威才就此作罷。

這種“背後小動作”的做法看起來雖然不齒，恰恰是海明威在創作中秉持的原則，他認為每個作家體內應該有一個“垃圾探測器”，精準地測量出自己需要的和不需要的內容。他在後來的小說中不斷以身邊的朋友為原型進行認知創作，也因此造成一些朋友與他的決裂。

1923年，海明威興致勃勃地邀請他心中值得同行的好友們，一起赴潘普洛納觀看“奔牛節”，熱愛鬥牛的海明威，事先並沒有想到這趟旅程居然為他的創作帶來巨大改變。這趟旅程中有與他亦敵亦友的哈羅德·勒布，有與他曖昧不清的情人杜芙·特懷斯登及其男友，還有一些作家編輯。

因為海明威、勒布和杜芙之間的三角關係，這趟旅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衝突，同行中有人說：“過去一週發生的事情，當作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蠻有意思的。”但大家也不過以為是玩笑話罷了，然而一個月以後，海明威已經寫出了15000詞的草稿，在這一稿中，所有觀光團的成員都本色出演了。

這本書就是後來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陽照常升起》，而現實中的這些好友與書中人一起成為大眾眼中“迷惘的一代”。為此，海明威得罪了整個巴黎。

在文壇的愛恨情仇中，海明威與菲茨傑拉德的糾葛最深。菲茨傑拉德比海明威更早在巴黎站穩腳跟，也是他把海明威的作品介紹給了“天才捕手”麥克斯·珀金斯。海明威與菲茨傑拉德走得很近，甚至曾被菲茨傑拉德的妻子懷疑有“蘭波與魏爾倫之情”。

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

海明威長久以來都十分反感菲茨傑拉德那個美貌的妻子，他不止一次在自述和訪談中說道，菲茨傑拉德毀於那個女人。對於菲茨傑拉德的才華，海明威在回憶錄中予以肯定：“他的才能像一隻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構成的圖案那樣地自然。”

菲茨傑拉德因為有事而耽誤了潘普洛納奔牛節之行，也因此躲過一劫，沒有成為《太陽照常升起》中的“迷惘一代”。但海明威怎麼可能會放過自己的好朋友呢？在《乞力馬紮羅的雪》中，他以菲茨傑拉德為人物原型，諷刺被財富擊倒的作家。這令菲茨傑拉德感覺受到了侮辱，兩人因此決裂。

海明威總有一種古怪而不得體的衝動，就是與和他同期的作家們針鋒相對，甚至是幫助過他的前輩作家，像殺死敵人一樣將他們打倒。所以在海明威的關係中，朋友、恩人、敵人，這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很多人因此而詬病海明威。

然而從海明威的多種表述中，似乎也可以看到更復雜的解釋：作家在寫作中陷入得越深，越容易感到孤獨。而彼此之間的揶揄和充滿滑稽的壞話能夠填補持續寫作而帶來的空虛感。

奮筆疾書的海明威

海明威身上始終有一種對抗性，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必要的情緒姿態，使他看起來卑鄙，卻充滿內置的活力。美國文史學家範·威克·布魯克曾這樣評價海明威：“他好像從未長大，因為沉迷‘扮軍人’而始終像個青春期少年。”

黃昱寧覺得海明威身上有很強的綜藝感，“如果海明威生活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他肯定是一個網紅，毫無疑問，他的任何一條抖音的轉發率肯定都很高，他就是有這樣一種基因在裡面”。

徐則臣看海明威的生活就像在演戲。海明威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後，晚年常住古巴，每天都去一家小酒館，坐在專座上跟別人合影。徐則臣到古巴時也去過，那家小酒館依然很火，想進去得先排隊，每天都是烏泱泱的人。

他不喜歡海明威的性格，但他認為海明威是一個非常真誠的影帝，而且從來都不掩飾，這是很難得的。“我們很多人在裝，在演，演完了自己不承認。但是，海明威從來都是我演什麼我就跟你說我在演什麼。”

一個時代的神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裡曾經說，“有那麼一個時候，對我和許多大致與我同代的人來說，海明威是一個神”。他被海明威的作品吸引，也被這個人吸引。

“在海明威身上我們本來也可以找到悲觀主義，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冷淡，一種對極端暴烈經驗的表面介入：這些，海明威也都有，但要麼我們看不到，要麼我們頭腦裡還有其他東西，總之我們從他那裡學到的，是一種開放和慷慨的能力，一種對必須做的事情的實際承擔（還有技術承擔和道德承擔），一種直接的審視，一種對自悔或自憐的拒絕，一種隨時攫取生活經驗也即攫取個人在劇變中總結的價值的態度，或一種姿勢。”

當然，卡爾維諾也很快看到了海明威的侷限與缺點。“他那使我早期的文學創作受益匪淺的詩學和風格，被視為顯得狹窄，太容易跌入矯飾。他那暴烈的旅遊生活（還有人生哲學）逐漸使我充滿不信任，甚至反感和厭惡。”

卡爾維諾

徐則臣覺得海明威之所以風靡一時，是因為恰好站在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海明威出生於1899年，在他之前，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都是特別繁複的，形容詞層層疊加。到了海明威，突然出現了所謂的“電報體”，到後來發展成卡福的極簡主義。

“大家覺得特別舒服。我覺得跟整個時代發展有關係，整個社會從前農業到工業文明，從前現代往現代發展，大家需要迅速地抓取信息。比如，現在在網上，我們看一些東西，我們需要簡潔快速地抓取所得到的信息，如果有個作家跟你繞，你就沒耐心讀了。一戰之後，整個人的心態、整個世界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現代的東西進入人的內心以後，我們可能需要某些非常有效的短促有力的文風。”

因此，徐則臣認為海明威的長篇不如中篇，中篇不如短篇。“海明威對文學的貢獻，可能貢獻的是一種技術、方法論，而不是世界觀。海明威作品的厚度、複雜性以及它跟現實之間的關係，它跟整個美國的關係可能沒有福克納來得深遠。他的內心，他對人性的洞悉沒有索爾·貝婁來的更深刻、更寬闊。”

與相愛相殺的菲茨傑拉德相比，在當時，海明威取得了比其更高的榮譽，他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太陽照常升起》當時確實是一炮而紅，因為它定義了一個時代——‘迷惘的一代’。但在美國現在的評論界看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他們評選的英語文學裡排名極其靠前，是一個最受公認的能夠代表美國文學成就的作者。”

黃昱寧介紹說，“把《太陽照常升起》和《了不起的蓋茨比》這兩部小說拼在一起看，可以看到1920年代整體的樣子。一戰後，經濟倒是越來越發達了，可是人的價值觀處在一個真空狀態。戰爭讓人意識生命稍縱即逝，那我為什麼不尋歡作樂呢，但是尋歡作樂以後又有什麼意義呢，再往下追問就更加空虛了。”

不過，這並不妨礙海明威在大眾間的影響力。除了諾貝爾獎的光環，也因為他的小說和他的人生一樣精彩。“他把個人經歷放到作品裡，這一脈的作家很少，但非常好看，因為它有很強的故事性。這一類作家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稀缺的，因為他有非常豐富的閱歷，把那樣一個非常廣闊的五彩斑斕的世界帶進文學裡面，能看到很多新鮮的事物。”徐則臣說。

所以回顧曾經迷戀海明威的時光，卡爾維諾覺得非常美好。“現在想起來仍然快樂，且絲毫沒有我們回顧青少年時代的潮流和痴迷時那種可笑的沉溺。那也是嚴肅的時光，而我們都嚴肅而勇敢地懷著一顆純潔的心度過這些時光。”他在文中模仿海明威的語氣說：“你沒騙我，老頭兒。你沒誤人子弟，變成糟大師。”

老年海明威

在生命的最後，海明威選擇了古巴的一個角落，與外界隔離，忍受孤獨。有記者敲開海明威的大門，看到他每天依然在房間裡刻苦寫作，大口喝朗姆酒，煩了就坐船出海，釣最大的魚，娶了一個折服於他的妻子。

海明威在古巴的家讓人過目難忘，獅子頭、牛頭這些符號化的東西擺了一堆。然而，在這種強烈的硬漢氣息背後是一具垂垂老矣、千瘡百孔的軀體。

於是，海明威開槍自殺，用最決絕的方式為戲劇性的一生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