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七，一個喜歡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一個沉迷於扯淡的萌妹子。這篇稿子來自於知北遊。
現在看到的《山海經》是十八篇，即《五藏山經》五篇，《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大荒經》四篇、《海內經》一篇，《五臧山經》簡稱《山經》，後面的部分簡稱《海經》。
根據何幼琦先生的研究，《海經》部分就是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提到的古書《禹本紀》，和《山經》一樣都是記錄“怪物”的書，所以後人才把它們合編在一起，這個看法我們很贊成。
《山經》的部分很單純，只有那麼五篇，可後面的《海經》部分就複雜了，導致《山海經》的篇目問題迷霧重重。
首先是《海經》十三篇中，實際上包含了兩個不同的版本，顧頡剛先生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就指出：
“《山經》和《海經》各成一體系；《海經》又可分為兩組，一組為《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一組為《大荒四經》與《海內經》。這兩組的記載是大略相同的，它們共就一種圖畫作為說明書，所以可以說是一件東西的兩本記載。”
其中《海內經》四篇最後一篇是《海內東經》，這篇後面從“岷三江首”開始以下本不是《海內經》的內容，清代學者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中已經懷疑這部分是一種《水經》，他說：
“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經》也。《隋書·經籍志》雲：‘《水經》二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雲：‘《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後，又是郭注，當即此也。”
袁珂先生贊同畢沅的說法，認為這部分文字“確與經文無關”。
另外，畢沅還指出：“文有云‘象郡’、雲‘長城’，知是秦人所著”，認為這個《水經》是秦代人作的；後據周振鶴先生研究，它確是秦代的一種《水經》著作，認為“應當名正言順地稱它為秦代《水經》”，是很有道理的（下文暫稱這部分為《秦水經》）。
但它是不是《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的那個郭璞注（或撰）的《水經》，是沒法確定的。因為這部分一直是作為《海內東經》的組成部分保存在《山海經》裡，並沒有獨立成書。
大概是這篇《秦水經》裡面的一些地名和《海經》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劉秀（即劉歆）等人收集《山海經》諸篇的時候，把它也當成了《海經》的篇章，附錄在《海內東經》的最後，成為傳本《海內東經》的組成部分，並非單獨的一篇。
可是這裡面有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山海經》是十三篇，而今見劉秀《上山海經表》中說是“十八篇”，二者篇目不同，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討論的學者太多，歧異紛紜，清代郝懿行作《山海經箋疏》的時候，在《敘》裡作過一番辨析，是這麼說的：
“《山海經》古本三十二篇，劉子駿校定為一十八篇，即郭景純所傳是也。今考《南山經》三篇，《西山經》四篇，《北山經》三篇，《東山經》四篇，《中山經》十二篇，並《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除《大荒經》已下不數，已得三十四篇，則與古經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書·經籍志》《山海經》二十三卷，《舊唐書》十八卷，又《圖贊》二卷，音二卷，並郭璞撰；此則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復與《經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謂十八篇者，《南山經》至《中山經》本二十六篇合為《五臧山經》五篇，加《海外經》已下八篇，及《大荒經》已下五篇為十八篇也。所謂十三篇者，去《荒經》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為釋經之外篇。及郭作傳，據劉氏定本，復為十八篇，即又與《藝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
郝懿行的看法是，《漢書·藝文志》裡說的“十三篇”，是《五臧山經》五篇、《海外經》四篇和《海內經》四篇，共十三篇；十八篇則是後面有加上了《大荒經》四篇和《海內經》一篇，這五篇不在《漢志》記載的那個本子裡，是“與經別行”，到了郭璞給《山海經》作傳的時候，又把這五篇收進書裡，成為十八篇。
限於篇幅，這裡也沒法把諸家的說法一一羅列，只陳述一下我們的看法——郝懿行的看法大部分是正確的。
劉歆曾經領校皇室秘府的圖書，後來他“總群書而奏其《七略》”，這是一本類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書，後來班固撰《漢書》中的《藝文志》，就根據《七略》“刪其要，以備篇籍”，就是《藝文志》是在《七略》的基礎上刪編而成。
《藝文志》明確記錄的是《山海經》十三篇，這應是劉歆在《七略》裡寫出來的篇目數；而現在流傳的劉歆《上山海經表》裡卻說“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和今本《山海經》相合。
同樣一個人寫的作品，說的同一本書，一個“十三篇”，一個“十八篇”，這是怎麼回事？說法可就紛紜了，其中最大的爭議，就是劉秀（即劉歆）等人的校本里是否包含《大荒經》四篇和《海內經》一篇的問題，有人認為包含，有人認為不包含，到底誰對呢？
《山海經目錄》在最後一篇《海內經》的下面有條註文說：
“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
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裡說“宋本、毛扆本作‘逸在外’。”清·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裡作了個說明和推測：
“此《目錄》下注字今本所無。《目錄》下總十八卷注字《玉海》有，已下注字明藏經本有。其雲‘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言《山海經》古本十三篇，劉秀校進時又附五篇於後，為十八篇也。此郭璞注與？”
畢沅揣測那句話是郭璞的注，但是不敢肯定。他認為《山海經》古本十三篇，劉秀校進時又附五篇於後，但是這可能嗎？看看《漢書·藝文志》的記載：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上面說過，《漢書·藝文志》的書目卷數是根據劉歆的《七略》，《七略》是什麼情況？漢成帝時讓劉向領校圖書，每校完一種，劉向就梳理一下書的篇目、概括一下內容，然後寫成奏表奏進給皇帝，這些內容後來被彙集成了一本專著叫《別錄》。
由此形成了慣例，到了劉歆這裡也是一樣，那麼可以知道，劉歆《七略》裡寫的書名、卷數，都是奏進的校定本的名稱和卷數，他怎麼可能寫《七略》的時候“十三篇”，到了奏進的時候卻成了“十八篇”？
如果按照畢沅說的“古本十三篇”，可劉秀（劉歆）在上表中明確地說“《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古本應該是三十二篇也不是十三篇。
很顯然這裡面出了問題，應該是劉秀奏進的《山海經》本來就是十三篇，即《五臧山經》五篇、《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那篇附錄的《秦水經》恰好就在最後的《海內東經》的後面，說明《海內東經》就是劉秀校本的最後一篇，所以他在《七略》裡寫的也是十三篇。
後面的《大荒經》以下五篇他們校定的本子裡本來就沒有，清代學者畢沅、郝懿行都是這個看法，是最為合理的。郝懿行和袁珂先生認為後面的五篇是郭璞給《山海經》作注的時候才加上去的，我看這個完全正確。
我們知道“本皆進（逸）在外”是一句後人的注語，不是劉秀等人的話，因為劉秀、丁望等人的校語在《山海經》裡都被算作正文處理了，它一定是劉秀校本之後才有的，其中所說的“本”就是指劉秀等人校訂後的奏進本。
那麼這話先不管是不是郭璞說的，都足以證明劉秀校本的《山海經》裡沒有《大荒經》五篇，否則這就是一句毫無意義和用處的廢話。所以說今本劉秀《上山海經表》的“一十八篇”應是後人根據郭璞注本的數目所改，他上表的本文一定是“一十三篇”，後人發現與傳本的實際篇數不合，所以改成“一十八篇”。
《大荒經》等五篇是一個最古老的本子，袁珂先生說：“《大荒經》以下五篇成書最早，大約在戰國中年以前”，這個看法應該是對的。這個本子應該也在劉歆等收集到的三十二篇之中，但是因古老而斷爛得厲害，本來後面的《海內經》四篇殘得都沒法分辨最後被湊成一篇就是明證。
劉秀等人給皇帝校書，首先是收集諸篇、刪除重複，而《大荒經》等五篇就是前面《海外經》《海內經》的另一個版本，就涉嫌重複，二者只能取其一；其次是校書注重的是篇章完整性，前面的《海外》《海內》八篇後出而完整，後面的《大荒經》五篇早出卻殘缺，所以這個本子就被校書者給拋棄了，沒有采用。
但是沒采用的版本不等於就被銷燬或不流傳了，它還是被收藏在皇家圖書館裡，被看做《山海經》的別本在流傳的，因為當時劉秀等人收集到的32篇，包括那些重複的篇章和沒被採用的版本，統統都被稱為《山海經》。
所以東漢時期的王逸《楚辭章句》時還能引述《大荒經》五篇中的內容，也稱是《山海經》；到晉代的郭璞仍舊能看到這五篇，也知道它也是《山海經》，並且也給它作了注，說明這五篇從東漢一直到魏晉都一直保存著並流傳著，郝懿行說“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有學者根據《呂氏春秋》《列子》《楚辭章句》等書裡也引用《大荒經》五篇的文字來證明這五篇也在劉秀的校本之內，那根本就不能成立。
就象《詩經》，據《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論衡·正說》也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也就是說，古人收集到的古詩有三千多篇，後來刪去重複，選了其中的305篇編成《詩經》，只不過選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詩經》305篇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古人引用的時候都稱“《詩》曰”；但是先秦古書中和出土文獻中還有許多引用的“《詩》曰”不見於《詩經》，古人稱之為“逸《詩》”，明顯是出自那些沒被編入《詩經》的詩篇，可如果非要根據它們也稱“《詩》曰”就說這些詩本來也都是在《詩經》裡的，是很不合理的。
其實那些收集來的詩篇不管是否被編入《詩經》，都被認為是“詩”，引用的時候都可以稱“《詩》曰”或“《詩》雲”；同樣的道理，劉秀等人收集到的32篇《山海經》，不管是否被編入校定本，引用其中的篇章都可以稱“《山海經》曰”，這根本就不能作為是否被收入校定本的依據。
因此，我們非常贊成郝懿行和袁珂的看法，《大荒經》五篇是郭璞給《山海經》作傳時才收錄進《山海經》裡的。大概當時的《山海經》傳本就他這一家注，自然他的本子也就成了後來的通行本，晉代以後諸家著錄的《山海經》都是郭璞的注本，這個時候《山海經》已經變成了十八篇。
而且《大荒經》以下五篇都有郭璞的注，那麼這五篇必定是郭璞加上的，那句“本皆進（逸）在外”的話也必定是郭璞的註文，只有他才可能知道這五篇本不在漢代傳本的《山海經》裡，他以後的人不可能知道這個事情。後來傳承郭璞注本的人看到劉秀的上表裡是“十三篇”，與郭璞注本不合，才根據郭注本改成了“十八篇”。
《山海經》的篇目，劉秀他們收集到的版本是32篇，各篇的情況，諸家分析不同，這裡說下我們的看法，其詳細情況如下：
（一）《五臧山經》5篇。這個裡面沒有“一曰”之類的校語，篇末也沒有劉秀等人校書款識，說明只有一個版本，只有這麼5篇，沒有校治。
（二）《海外四經》4篇×3=12篇。《海外南經》：“狄山……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海外西經》：“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一曰鰕。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鱉魚在夭野北，其為魚也如鯉。”校語裡常連著兩個“一曰”，說明《海外四經》除了底本之外，還有另外兩個不同的版本對校，所以劉秀他們收集到的《海外四經》是三個版本共12篇。篇末有劉秀等人的校書款識：“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說明校書的工作主要是由臣望完成的，文中那些“一曰”的話，都是臣望寫的校語，並不是原有的正文。
（三）《海內四經》4篇×2=8篇。《海內四經》的校語裡每條只有一個“一曰”，說明它除了底本之外，還有一個版本對校，共兩個版本8篇。這也說明《海外》四經和《海內》四經曾經單篇單獨流傳，所以《海外》四經有三個版本，而《海內》四經只有兩個版本。
（四）《秦水經》1篇×2=2篇。《秦水經》就是劉秀校本最後一篇《海內東經》後半部分“岷三江首”以下的部分，劉秀等人也把它當成《山海經》的一篇附錄在整個校本的最後，但沒有獨立成篇，因為《海內東經》只有十條文字，實在是太短，所以算作《海內東經》的組成部分處理了，所以它和《海內東經》算作一篇。其中也有“一曰”這樣內容，說明它與《海內經》四篇一樣也有兩個版本，共2篇。篇末有與《海外四經》一樣的校書款識。
（五）《大荒四經》4篇
（六）《海內經》1篇。袁珂先生認為這篇本來也應該四篇，因為殘缺得過於厲害，已經沒法再分篇，所以合併成一篇，這個看法正確；但是他又說是郭璞合併的，這就不對了。這種情況，應該在劉秀他們收集到的時候已經如此，這也是這個版本沒被採用的原因之一。以上五篇只有一個版本，而且沒被收入劉秀校進本里，所以篇末也無校書款識。裴駰《史記集解》中引此篇的內容稱為《山海經·大荒經》，可能是誤記，也可能是他把這篇當成《大荒經》的組成部分。
這樣，劉秀他們蒐集到的版本就是5+12+8+2+4+1=32篇。去掉沒被採用的《大荒經》版本的5篇和重複的14篇，正好是《七略》裡著錄的數目13篇；郭璞注本把沒被採用的殘缺古本5篇收錄進自己的注本裡，就成為今傳本《山海經》的18篇。
總結一下本文的觀點，就是以下幾點：
1、《山海經》是《五藏山經》、《禹本紀》、《秦水經》的合編。
2、《禹本紀》是《海經》部分（不包括《秦水經》），包括兩個版本：一個是《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八篇的版本，一個是《大荒四經》、《海內經》五篇的版本，其中後者的版本最為古老，它本來應該也是八篇，因為《海內四經》殘缺斷爛得厲害，被湊成了一篇。
3、劉秀等人的校進本只有十三篇，即劉秀《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篇數，沒有《大荒經》以下五篇，故附錄的《秦水經》就在其校本最後一篇的《海內東經》之後。
4、《大荒經》等五篇是晉代郭璞注《山海經》時才收錄進來的，使《山海經》變成了“十八篇”，成為通行的唯一傳本，因此後人根據這個篇數把劉秀《上山海經表》中的數字“十三篇”改成了“十八篇”。
【參考文獻】
[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清]郝懿行撰，劉朝飛點校：《山海經箋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華書局1988年。
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周振鶴：《被忽視了的秦代〈水經〉——略論〈山海經·海內東經·附篇〉的寫作年代》，《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1期。
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神話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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