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赫德再一次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从1875年马嘉理事件的发生到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赫德作为清廷委托的调停人，他一方面劝说清廷接受英方的条件，一方面借机提出有利于扩充海关权力的建议。在调停的过程中，赫德受清廷的指派，同李鸿章一起赴烟台同英国谈判代表威妥玛谈判。赫德作为中方倚重的调停人，还充当了中英交涉结果执行者和翻译官的多重身份。调停中，赫德在保护英国利益上与威妥玛达成了一致,但是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二人产生了分歧，二人的分歧使得威妥玛并不欢迎赫德作为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如此，赫德只能作为中英双方的外交顾问，做出有限的调停。
马嘉理事件的发生是有深刻原因的。我们知道，1868年到1869年的修约谈判，英国政府感到并没有满足自己的利益，因而并没有批准条约；但是英国殖民者很想实现它们的经济利益，便通过经济扩张的方式来实现殖民掠夺。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马嘉理事件的发生，使得刚刚二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又陷入忧虑之中，她很担心英国人会借机生事，那样大清又要陷入列强强索的泥潭之中。当恭亲王奕䜣慌慌地向慈禧太后奏报了英国驻华公使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的消息后，慈禧太后也是很慌张，担心有热气一场中外冲突。堂堂的驻华公使馆翻译为什么会在云南被杀呢？原来，在光绪帝继位的当口，他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愤懑，最终马嘉理被杀，这就是轰动中外的“马嘉理事件”。
早在中英修约谈判时，英国商人不断发出呼吁，要求英帝国进一步向清廷施加压力，开放更多的市场，攫取更多的利益。虽然经过近两年的交涉，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新修条约》。但是，《新修条约》英国政府并不满意，所以新约没有得到批准，然而此后英国政府希望在中国实现政治、经济扩张的野心却更加剧烈。这个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就英国人提出的打开西南大门问题，由于西南各族人民的反对，中英双方一直未列入正式的谈判议程。
虽然如此，英国急于打开西南大门的野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以武装冲突的形式爆发出来。英国早在征服印度及占领缅甸南部之后，就企图寻找一条由缅甸经云南通往中国内地的道路。1858年，英国退伍军官斯普莱曾建议修筑一条由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1863年，又有人提出开辟一条从缅甸八莫到中国云南的道路。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这个建议当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兴趣，从1867年英国就开始派人从缅甸往云南方向勘探，并进入中国境内腾冲。
1869年，英国政府委托英国商人古柏对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设法寻找一条从上海沿长江水陆兼程，前往云南、西藏、四川交界的重镇巴塘，计划向西经里麻出境到达印度阿萨密的道路。但被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发现后扣留，并令其返回。古柏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把这次行程写了一篇游记《从中国到印度之游记——湖北高原》，文中提出打开中国西南门户可以为大英帝国带来更为广泛和巨大的利益。他写道：“开通西康商路之关系，其重要可知，盖此路一面可连通八莫——大理铁路以控制云南，一面又可打通四川与扬子江上游，使英国商业之势力范围取得联络，同时又可垄断西藏之政治经济也。”[4]古柏在文中还建议，要想方设法诱使清廷开辟重庆为商埠，通过八莫至大理的铁路或打通巴塘至阿萨密的商路，就可以从中国西部商业中心重庆很方便地攫取农产品及矿产品。
古柏的建议，当然是要对中国西南进行侵略，实现英国在亚洲殖民主义扩张的战略意图。古柏的设想是夺取缅甸和云南，控制四川和西藏，使整个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同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地连成一片，建立英帝国从印度河、恒河到长江，横跨整个亚洲的殖民主义霸权。而开辟从印度、缅甸进入云南的道路以夺取云南，是执行这个庞大战略计划的关键。古柏的建议引起英国及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被称为“英帝国向外发展史上之一重要文件”[5]。
晚清时的云南民居
英国商会联合会对此专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了一项上书英国女王的建议。建议提出英国商界对开辟由缅甸通往云南的商路的关心。建议书中说：
虽然大不列颠和中国有了很长时间的通商关系，但比起中国疆土的广大和人口众多，英国货物仅向该帝国输出极其有限的数量，因为这些货物只通过中国极为辽阔的海岸线上的通商口岸输入。[6]
建议书虽然没有直接说应该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但是建议书指出，向中国输送商品途径只有海岸线一途，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渴望着政府通过更多的途径来扩展在中国的商路，实现他们的“中国之梦”。开辟西南后门当然在这种梦想之中。
一年后的欧洲经济危机，使英国人的这种梦想变得更加迫不急待。当时英国国内的工商业一片萧条，商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路下滑，而危机却使得竞争变得更加残酷激烈。这使英国工商界感到，要渡过经济危机，“远东便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法国画报上的马嘉理事件，进入云南腾冲的英国人与景颇族人民作战
梦想的驱使，使英国官方再次做出了行动。1873年5月26日，英印殖民政府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写了一封信，就对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提出了征询。信中说：“有无希望诱使中国政府开放云南，发展贸易？”威妥玛汇报了当时清廷的态度和自己的判断，他说：“经过多年谈判，此刻在许多省份里，要求遵照条约规定，在内地贸易，施行一次付清子口税制度，所遇困难之大，一如往昔。……西部和西南边境依旧是谨慎地关闭着”。[7]威妥玛的回答无疑是告诉英国政府，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会面临很多困难。
一直关注着中英关系的英国前任驻华公使阿礼国在公开场合也道出了打开西南门户所面临的困难。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称：“障碍是难以胜过的，而且不能以无武力作后盾的外交克服”。阿礼国向英国政府释放一种信号，不通过武力手段，很难使清廷同意实现这一愿望。
威妥玛、阿礼国这些强权分子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赞同，原因很简单：条件还不成熟，因为以贸易通商为借口而大打出手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师出无名。所以，英国还不想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怎么办呢？ 7月23日，英国驻缅甸曼德勒政务官建议政府成立一个调查团，经过八莫进入云南，进行调查。此举既是为通商探路，实际上也是为武装介入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还是那句话，知己知彼嘛！英属缅甸事务长官接受了这个建议。
根据建议，1874年4月18日，英国内阁印度部大臣沙士勃侯爵发出训令，决定组织人员由印度经缅甸进入云南进行商路的勘察，以“探查队”的名义组成，进入中国云南的勘查人员要携带武器，以备可能发生的不测。这样，一支命名为“新华西探路队”的军事武装很快组建起来了。这支探路队实际上也被称为远征军，队长由英国军官柏郎上校担任。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准备，1874年6月13日，印度总督向印度外交部汇报了探路队的准备情况，并报告说探路队11月份就可以成行，并要求外交部通知清廷，要求总理衙门颁发入境通行证，准与通行；并告知通行的路线是由曼德勒到八莫，然后到腾越和大理。随后，英国外交部将这一消息通知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威妥玛即表示，“可以想办法使这个探路队凭护照进入中国边疆”[8]。
威妥玛既然作出了这番表示，他又知道要求清廷颁发探路队的通行证肯定会遭到拒绝，怎么办呢？威妥玛再次使用了欺骗的手段。7月16日，威妥玛让公使馆参赞梅辉立来到总理衙门，接见他的是总理衙门官员成林，梅辉立向成林表示印度总督将派三四名官员，经曼德勒越过滇缅边界来中国旅游，旅游的目的地还没有确定，既可能是到北京也可能是到上海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要求总理衙门在英国使馆填写的护照上加盖印章，准予放行。并表示，英国驻华使馆将派出一名翻译官前往云南迎接，也请总理衙门批准。梅辉立前往总理衙门之前，威妥玛告诫他，如果总理衙门提出质疑，一定不要告知真实目的。
驻华公使威妥玛（坐椅者）与使馆内工作人员合影
梅辉立之说，总理衙门果然提出了疑问。既然是印度总督派人到中国旅游，为什么不经过交通便利的上海，反而要经过偏僻且充满危险的滇缅边境来中国呢？不怕路上遇见虎狼豺豹吗？山林中的瘴气弥漫，难道外国人不怕被毒死吗？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满腹狐疑，但知道英国人比较强横，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护照上盖了章。完成这个手续后，至于派人前往云南迎接探路队的人选，威妥玛选定了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迎接。马嘉理是1867年来华进入使馆工作的，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较为了解。
1874年初秋，由英印政治官员、商务官员、医务官员、军官、士兵共一百余人组成的探路队上路了，他们还携带新式武器，完全是一支侵略部队。此刻，印度总督才对外宣称：探路队“主要目的是勘查各个商业路线，确定哪些是开发旧时商业路线所遇到的障碍和改进这些路线的方法；并对于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各种商业捐税、保护商人安全实际可行的办法，以及经营商务似乎最适宜的代理机关等等，提出报告。探路队队员负责尽量搜集旅途经过各地的情况、资源、历史、地理和商务的情报，以及他们有机会和办法可以观察到的一般事物或科学兴趣的资料。” [9]当然，这些英国国内还不知情。
在探路队前往云南之时，马嘉理也于8月底带领十多名护从从上海出发，前往云南。1875年，探路队抵达云南边境的时候，遭到了云南边民的阻截，因而发生了英国翻译官马嘉理被杀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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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德龄：《瀛台泣血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2]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二册，陈义杰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61页。
[3]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4]李根源：《永昌府文征》第四册，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页。
[5]于乃仁、于希谦编：《马嘉理事件始末》，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6][英]伯尔考维次：《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48页。
[7]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8][英]伯尔考维次：《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50页。
[9]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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