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越是形势混乱的时期就越容易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三国时期。而在三国时期的三位“始皇帝”中，孙权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位。曹操虽然有着奸雄的评价，但丝毫不阻碍他是三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刘备虽然半生流离，胜少败多，但是其仁德为民的形象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悲剧气质也为其增色不少。

而孙权作为三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其基业乃是其兄孙策打下的，他掌权期间的两场大胜赤壁之战与彝陵之战的功劳也记在了两位大都督的头上。虽然他也曾让曹操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评价，但是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他屡征合肥不克，以及老年昏聩的形象。其中尤以二宫之争被人诟病最多。故借此机会，我将从东吴孙权执政末年发生的二宫之争入手，结合当时东吴的政治背景，探析孙权晚年的政治意图。

孙权石像

引言

自古以来，皇帝立储都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孙权一共育有七子，长子孙登为人宽厚仁慈，又颇有贤明，与江东士族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是储君的不二人选。然而孙登却英年早逝，先于孙权去世，将立谁为太子这个大难题抛给了孙权。根据宗法制，孙权应该立嫡长子为太子，但是他的前两个儿子都去世得很早，孙权便立其三子孙和为太子。但是在立太子的同时，他又封其四子孙霸为鲁王，享有与太子一样的地位。

吴大帝孙权

《三国志》记载：“孙霸字子威，和弟也。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於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

这样的决定无疑是在向外界宣称自己也拿捏不准究竟由谁来担任未来的国君。因此大臣们纷纷开始了政治投机，拥护各自支持的候选人进行储君争夺战。后来形成了一场覆盖面极广的党争。在这场斗争中，太子一党主要有江东士族构成，而鲁王党则多由孙氏亲属以及江北集团构成。这场斗争的结构最终以两败俱伤结束，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被赐死，太子党与鲁王党的众多核心大臣也惨遭牵连被诛杀。自此，东吴的政权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之中。

废太子孙和

在三国时期，有过多次因为立储不当而导致势力覆灭的情况，袁绍立袁尚为储君，导致河北实力分散，没能抵挡曹操的进攻，而刘表立刘琮为储君后，刘琮更是在刘表死后就拱手让出了荆州。经历了这些事情的孙权没理由不清楚储君不立嫡长子的危害，他这么做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下面我就联系孙权晚年的其他行为分析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屡征合肥求立威

孙权领导的东吴政权在结束了赤壁之战与彝陵之战后，国力殷实，社会安定，但是其国力依然落后于北方的曹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孙权依然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北伐作战。其中第一次北伐的期间，东吴还在荆州陈列重兵与关羽对峙。不过孙权的这四次北伐作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战果，其中更有十万大军被张辽八百人击退的“英勇战绩”。但是孙权依然锲而不舍的进攻合肥，其背后目的应该是要在江东政权立威。

张辽塑像

《三国志》记载：“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捍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自从孙策平定江东以来，东吴政权的统治核心一直由三股势力组成。其中包括孙氏宗族集团，江东士族集团以及以周瑜，鲁肃，程普等人为代表的淮泗集团。孙吴建立之后经历的两场战役恰好可以反应，除了一直处在核心位置的孙氏宗族之外的政治集团的优势转变。

周瑜指挥赤壁大捷

赤壁之战的胜利主要是得益于以周瑜为首的淮泗集团将领的指挥，等到了彝陵之战的时候，东吴的军事指挥权就到了以陆逊为首的江东士族的手中。这三股势力对于孙吴政权的拥护程度是有所差异的。除了孙氏家族自己之外，淮泗集团的将领们大多从孙坚时期便作为孙氏家族的家将，为打下江东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孙氏政权也是十分拥护的。

《三国志》记载：“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

而江东士族作为江东的本土居民，则以自身利益危险，对于江东是否是由孙氏打理也不甚在意，在赤壁之战前主和的大臣也多是他们。

因此孙权应该是很不希望眼看着江东士族的权利一天天变大的，但是他自己又缺乏足够的威名去震慑和管理这些名门望族。因此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一次次北伐之上。只不过孙权的军事能力确实不及哥哥江东小霸王孙策，屡次失败的他只能将目光放在其他手段之上。

重用酷吏，打压士族

对于孙权老年昏聩的看法除了因他而起的二宫之争之外，还有一点便是孙权在晚年任用了暨艳，吕壹等酷吏。他们对当时的高官们广加弹劾，使得大臣们群情激愤，逼的孙权只能杀死他们以平众怒。但是在这样的酷吏背后，体现的依然是孙权的统治意志，他是希望借助酷吏的帮助来打压贵族的势力。

东吴酷吏暨艳

两案中，暨艳案先于吕壹案，且两者性质不尽相同。暨艳是吴郡人，为人生性清高严厉，被选用为选曹郎，后来官至尚书。暨艳十分看不惯当时逐渐腐朽的东吴政治风气，因此他频频检举行为不当的官员，将他们贬为小吏，这些由他所检举的官员中多为江东士族，这也激起了各大士族的广泛反对。

《三国志》记载：“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覈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汙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

于是各大士族的重要人物们联合起来，弹劾暨艳与他的同僚杨彪，终于逼的孙权下令让他们自杀，以平复士族们愤怒的情绪。

在暨艳案案发后十年左右，孙权又在东吴设置了校事一职，该职位由吕壹担任，主要职能是向皇帝检举大臣的不当行为。与暨艳的弹劾不同，吕壹拾直接向皇帝上报大臣们的劣迹。颇似后来的锦衣卫。

东吴校事吕壹

吕壹上位以来，先后弹劾了陆逊，顾雍，朱据，诸葛瑾等当朝重臣，这些大臣的权利全部被剥夺。导致东吴内政极度混乱，文武群臣每日如履薄冰。后来终于再次引起众怒，潘濬甚至要杀入皇宫手刃吕壹。在如此大的压力面前，孙权只好又处死了吕壹，而且在处死吕壹后，孙权还是发布了一份罪己诏，这也变相说吕壹的行为背后是由孙权直接指示的。

《三国志》记载：“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与暨艳大多检举普通官员不同，吕壹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处在权力漩涡中心的大臣们，他打击的对象也主要是江南士族出身的重臣。由此可见孙权想要打压士族势力的心思在其执政生涯末期一直是其主要思想。

二宫之争，权力洗牌

在前两次权力革命都以失败告终之后，孙权十分希望在其去世前能够有效遏制江东士族的权力。因为太子孙登早逝，其他的子嗣能够有效控制这些大权在握的重臣连孙权心里都没有底。因此二宫之争引发的党争，乃至后面的清洗很有可能是孙权刻意为之的。

孙和的太子党与孙霸的鲁王党的构成区别十分明显。太子党一方主要靠江东士族的支持，而鲁王当则多为孙氏宗亲支持，其实淮泗集团已经式微，但其中多数人也选择了站在鲁王一边。

《三国志》记载：“及太子有不安之仪，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工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

东吴大都督陆逊

之后孙权为了平息士族们的愤怒，才以鲁王行事越轨为名赐死了孙霸，并且杀死了支持孙霸的孙奇，杨竺，全寄等人。

《三国志》记载：“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寄、安、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

但是让鲁王与太子享有一样的礼仪规制本就是孙权自己的主意，后面以此为由赐死鲁王难免有反覆的嫌疑，我们只能推测孙权不过是借党争之名，行政治清洗之实罢了。

吴少帝孙亮

不过二宫之争为东吴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士族第二代核心人物伤亡殆尽，东吴的政治精英们也多被牵连。在孙权临终的时候，他甚至找不到优秀的大臣来辅佐自己的幼子孙亮，孙吴的黑暗时代也自此正式开启。

评价

作为帝王，最为看重的莫过于自己手中的权利。但是东吴政权与之后的东晋政权一样，其立国的基本在于士族的支持，这一点在淮泗集团衰老之后体现地尤为明显。孙权晚年眼见国家的军政大权逐渐落入陆逊这样的江东士族英才手中，自然会有权力旁落的担心。而且自己立的太子又先于自己亡故，为了保证孙氏政权稳固，他必须进行一场权力清洗，才能保证皇权的安稳。

但是利用自己的两个儿子作为筹码，清洗了诸多大臣之后，虽然皇权得到了莫大的加强，但是国家的统治根基也被动摇了，尤其是江东士族对于孙氏政权越发失去信心。以至于在后来孙峻，孙綝专权之时，孙休甚至要依靠老将丁奉的帮助才能夺回政权。

参考文献：《三国志》、《魏略》、《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