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在紐約聯合國大廈上空迎風飄揚

作者 李振

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同到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談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問題，話題自然就引到了中美關係上。

毛澤東告訴老朋友說：“對付美國人是要有一點辦法的，要有兩條，一條不行。第一是堅決鬥爭，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這一條是不登報的。”正如本次談話中所透露的，毛澤東應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是兩條：一是堅決鬥爭，以鬥爭求緩和；二是以我為主，等待時機。

以1964年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當選總統為分界線，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美國政府意圖通過“遏制孤立”政策，顛覆中共政權；後一階段，美國政府轉向“遏制接觸”政策，企圖一方面遏制中國“擴張”，另一方面避免直接軍事衝突。相應的，毛澤東的應對之道在前一階段側重堅決鬥爭，在後一階段側重等待時機。

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下，新中國的成立，遭到帶有意識形態眼鏡的美國的敵視。政治上不承認，軍事上威脅，經濟上禁運，美國試圖通過“遏制孤立”政策，形成困死新中國的封鎖包圍圈。面對封鎖包圍，新中國沒有屈服，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上下一心，堅決鬥爭，上演了一出成功突圍的大戲。

對於美國拒絕承認新中國，還千方百計阻擾其它國家與中國建交的舉動，毛澤東作出回擊，實行“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表明同願在平等基礎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開展交往。中國的呼聲，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國家的響應。在較短時間內，有26個國家對新中國表示了外交承認，其中，包括美國極力拉攏的英國和印度。

新中國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意味著美國拼湊不承認新中國的“共同陣線”的圖謀，從一開始就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隨後，新中國提出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亞非會議等國際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朋友圈越來越大。在聯合國席位問題上，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的呼聲也越來越大，美國在阻擾新中國恢復席位問題的控制力越來越弱。

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並肩追擊敵人

抗美援朝：一場立國之戰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9月，美軍在朝鮮半島仁川登陸，很快突破“三八線”，向中朝邊境推進。不斷後退的朝鮮政府緊急請求中國出兵。毛澤東反覆權衡，為此甚至幾天幾夜不睡覺。最終，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

毛澤東認為：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經過五次大戰役，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戰場上的僵局讓雙方坐到了談判桌上。經過兩年多在戰場和談判桌上的反覆較量，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訂。

對於新中國來說，抗美援朝是一場立國之戰、止戰之戰，打出了新中國的尊嚴，也打出了幾十年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

在經濟封鎖中撕開裂口

美國的“遏制孤立”政策，除了政治上不承認，進行戰爭威脅，還有經濟上的封鎖，以促使新中國自內生亂。在有限的經貿空間內，除了加強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進行經濟往來，新中國以義利相交，探索出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進行經貿活動的渠道。

1950年代初期，新中國與錫蘭（斯里蘭卡，全稱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舊稱錫蘭）簽訂以大米換橡膠的政府貿易協定，幫助錫蘭度過了橡膠危機。中國和錫蘭的經濟貿易，開創了中國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開展貿易的先河，其它亞洲國家也先後同新中國做起了生意。

1952年5月15日，日本三團體代表高良富、帆足計、宮腰喜助到中國訪問，並於同年簽訂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中國與日本的經貿來往始於民間,在20世紀50年代簽訂了4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利用外交場合，新中國還積極推動與西歐國家的經貿關係。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成為中國派往西方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在中英貿易關係發展的帶動下，法國、瑞士、聯邦德國、挪威等國的工商界代表紛紛訪華，中國同西歐的貿易有了較快增長。對於美國主導的經濟封鎖，新中國就這樣撕開了一道道裂口。

從杜魯門政府到艾森豪威爾政府，再到只執政兩年的肯尼迪政府，美國一直堅持僵硬的對華“遏制孤立”政策走到了盡頭。此時，在越南戰場，美國介入程度加深，直接派美軍參戰，為了避免與中國在越南重演“朝鮮戰爭”一幕，約翰遜政府感到有必要改變自1958年第2次臺海危機以來中美關係一直凍結的“隔空對抗”狀態，對中國需要執行更靈活的政策。

儘管美國政府準備與中國共處，但仍將中國視為亞洲利益的威脅，由此，“遏制孤立”政策調整為“遏制接觸”政策：在政治遏制的同時，在人員、信息和物資的交流方面放鬆限制。

中美關係的要害在於臺灣問題

從1964年起，在時斷時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對越南的政策成為美方著重提出的議題。然而，在有限次數的會談中，“絕大部分的討論只不過是雙方重申人所共知的立場而已。”美方堅持它有義務援助南越以恢復和平，無意威脅中國，並謀求中國協助美國解決越南問題。中國則是指責美國侵略，斥責美國行為所造成的威脅，拒絕談論干涉越南內政的問題，堅持美國應該撤出。

在會談中，中方向美國明確傳遞“底線”信息：如果美國一意孤行，擴大戰爭，中國將奉陪到底。甚至嚴厲警告：如果美國“將‘中華民國’引入越南從而將中國的內戰與它的侵略戰爭聯繫在一起，那麼等待著美國的將是災難性的後果”。

在兩國關係中，越南戰爭並不是影響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要害在於臺灣問題。新中國對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要求是：廢約撤軍，即廢除1954年12月2日在華盛頓簽訂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撤走駐紮在臺灣的全部軍事力量。

面對中國的正義訴求，美國方面卻一直把中美兩國在臺灣地區的爭端同中國政府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國內問題相混淆，要求中國承認美國對臺灣有所謂“單獨和集體的自衛”權利，謀求中國放棄使用武力改變臺灣的現狀，拒絕中國提出“廢約、撤軍”要求。此外，美國不斷加強對臺灣的軍援和經援，其實質是美國政府試圖造成“兩個中國”的臺海局勢。

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舉動，以及越南戰爭的日益升級，自然引起中國將美國定位為比“蘇修”威脅還大的“第一位的敵人”。

原子彈爆炸後升起的蘑菇狀煙雲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大大增強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使中國有底氣在談判桌上更加強硬，以我為主，毫不讓步。在越南戰場上，中國給予了北越儘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準備。當然，在1958年後，中國對美政策日趨強硬，不僅是對美國反華政策的反應，與當時中國內外政策的激進轉向，也有很大關係。

整個60年代，中國的對美政策都沒有表現出多少彈性，美國企圖集中討論其它問題的做法，一概為北京所拒絕。毛澤東的堅定立場是，在臺灣問題上不可調和的分歧獲得解決以前，其它問題都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對話。新中國並不急於與美國接近，也不急於獲得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反華舞臺”的聯合國代表席位。

顯然，在約翰遜政府於臺灣問題沒有邁出更大步伐的情況下，中美接近的時機，還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