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如何寫信邀請宋慶齡參加開國大典
【信簡說】
1948年12月25日，宋慶齡的多位至親被列入戰犯名單，她的上海居所遭到騷擾，而北平又是孫中山先生病逝之所、她的傷心之地。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北上邀請，宋慶齡會答應嗎？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週年之際，本篇在展示毛澤東、周恩來致宋慶齡書信手跡的同時，講述了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寫信邀請宋慶齡參加開國大典的一些史實。
▲ 毛澤東給宋慶齡的信（1949年6月19日）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
大安！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 周恩來給宋慶齡的信（1949年6月21日）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穎超專程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專上。敬頌
大安！
周恩來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一 婉拒與猶豫
從1948 年8 月開始，民主人士陸續應邀北上協商召開新政協，共商建國大業。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在香港的方方、潘漢年、劉曉：“茲發去毛周致宋電，望由夢醒譯成英文並附信，派孫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華送去，並當面致意。萬一金不能去，可否調現在上海與孫夫人聯絡的人來港面商。”
據稱，周恩來在審改電稿時加上：“總之，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此時，上海尚未成為中共地盤。中共中央計劃先把宋慶齡接到香港，然後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於是，方方、潘漢年、劉曉派具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華克之秘密去上海安排此行。據華克之回憶：“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細節與可能遇到的問題，潘漢年都予以設計，詳細介紹，反覆交待，要求保證宋慶齡的絕對安全。”華克之到達上海後，通過柳亞子之女、宋慶齡秘書柳無垢，將電報轉交到宋慶齡手中——
慶齡先生：
中國革命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
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經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毛澤東 周恩來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但是，華克之此行並沒有成功，他拿著宋慶齡復周恩來的英文手書悻悻然回港覆命。
在2月20日覆函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的信中，宋慶齡推卻道：
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遠隨著你們的事業。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二十三年前被阻——將於最近將來光榮的完成。
因而，宋慶齡“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 “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對中共的北上邀請予以婉拒。
甫時，宋慶齡對中共還是持觀望態度，對政治身份並無期望，而對在上海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則全身投入。
5月27 日，上海解放，新政協籌備會議召開在即，各民主黨派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張東蓀、周新民等人也紛紛懇請宋北上。6月4 日，宋慶齡覆電“自當竭盡駑鈍，為國效力。只以病軀急需療養，暫緩北上，尚冀諒察”。
第一輪邀請無功而返之後，中共派出了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都匹配的鄧穎超，持毛澤東、周恩來親筆信南下上海，也就是本篇開始展示的毛澤東、周恩來致宋慶齡的親筆信。
▲ 宋慶齡
6月25日，在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深得宋慶齡信任的廖夢醒陪同下，鄧穎超拜見宋慶齡。但是，鄧穎超也沒能勸動宋慶齡。宋慶齡說：“這事容我再仔細想一想”，“希望能到蘇聯療病，並在國外工作一時期”。
宋慶齡正受蕁麻疹折磨，這是宋家的家族遺傳病。她每遇過度緊張或過度勞累，此病便會劇烈發作。1949 年上半年，宋慶齡病患纏身，重感冒、神經痛、高血壓屢次或持續困擾，她臥床休息並放棄所有工作和活動，有時病得只能抱著熱水袋呆在床上，自覺“很想盡快治好，這樣才好出去見朋友”。
宋慶齡的猶豫還包括，她對南京中山陵、上海孫中山故居以及對弟弟宋子安的上海財產保護都不甚滿意。而中國民主同盟華東執行部主任史良與宋慶齡關係親近，宋慶齡心中對中共的芥蒂幸被其較早獲悉。
原來，中共軍隊接管上海時，一支入城部隊提出徵用宋慶齡位於林森中路1803 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的住宅。據中共華東局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彙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二十軍政治部姜宿回憶：
那天，六○師一七八團一個營進駐淮海中路，警戒線延伸到龍華機場附近。連長指定武康大樓對面一所寬敞房子，要排長帶一排人去宿營。門房當即拒絕：“這裡不能住。”這名排長很反感：“連長命令我們住這裡，為什麼不能住?……如果下午四時前不把房子騰空，將派兵來搬走東西。”宋慶齡親自下樓：“我是宋慶齡。這裡是我的公館，你們部隊不能住。”陳毅知道這件事後，打電話向宋慶齡表示歉意，隨即又與潘漢年一起親赴宋慶齡寓所。5月31日，在陳毅、史良、吳克堅的陪同下，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和第二書記饒漱石，親自登門拜訪道歉，並派衛兵在宋慶齡住宅警衛。
民盟華東執行部主任、宋慶齡閨蜜史良告知中共華東局，宋慶齡在經濟上遇到了困難。中共華東局安排潘漢年送來一百萬人民票。史良還提及，孫中山故居中一個老僕人曾被拘留，宋慶齡頗為詫異。後經鄧穎超瞭解：“孫中山故居僕人曾於當日被拘，旋即釋放，所發生誤會已向宋慶齡解釋。”
史良得知，宋慶齡提出對宋子安應“加以區別”，因為宋子安聽從她的勸告留美，未追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子安因此留美未歸。現上海愛棠路一百九十號為宋子安私產，已為人民政府接收，孫意對宋子安應與對蔣、宋（子文、子良、靄齡、美齡）、孔等加以區別，方使子安覺得聽孫話果有出路。”為此，中共中央致電上海市委：“請你們查明該號房產如屬宋子安，可交與孫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將來回國時再行解決。”
此外，宋慶齡曾在1949年6月去過南京中山陵，稱“中山陵一帶環境比較雜亂”。她還對自己是以特邀代表、民革代表還是婦聯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協會議，心存疑問。
史良勸慰宋慶齡，即使因體力不支不能每天到會，也應當參加開幕式。宋慶齡“為之動容”，請史良從北平回上海後再商量決定。史良據此估計，“鄧親往勸駕必成”。
二 “勸駕必成”
7月1日，周恩來代中央擬電，囑鄧穎超再次勸說宋慶齡： “請其參加新政協，至於參加政府事……到平後再說”，“為之講解各種情況和我黨政策”，並對上述誤會“予以解釋和道歉”。同時，她所關心的一系列問題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妥善解決。
周恩來再次向史良瞭解情況，史良認為孫夫人參加新政協是可以做到的，而孫夫人最怕熱，如7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即使8月初南返，8月中旬仍可由史良陪伴其北上。
經多方努力，宋慶齡同意7月10日後北上，但“只擬在北平住半月到一個月”，因為“須在8月6日前趕回上海為其姨母祝壽”。雖然中共中央已將10月成立新中國的計劃先行溝通，但是宋慶齡只願參加新政協會議，並不打算參加中央人民政府會議。
7月9日，周恩來代中央起草了致華東局、上海市委並鄧穎超的電文，希望將行期推至8月6號以後。接中央電報後，鄧穎超於7月11日拜訪宋慶齡，向她轉達了中央9日來電的內容。宋慶齡表示“在短期內往返北平、上海兩次，病體很難支持。為了能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赴北平行期以八月為宜”。當鄧穎超告訴她，自己將留在上海陪伴她北上時，“她很喜悅”。
但是，新政協會議會期先推遲至8月下旬，後又推遲至9月上旬。因此，周恩來8月6日致電鄧穎超：“請與史良（已去滬）分別推動，仍以能到期參加新政協會議為好，但可說明為減少疲勞，可不必天天到會。”考慮到宋慶齡的實際情況，中共中央認為：“新政協須九月上旬始能開會，孫夫人以遲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來平為好。”
宋慶齡則表示，8月底有事，必須趕回上海。鄧穎超推測：“我觀其意，是她不願在北平多留。她曾說過，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為孫中山先生死於北平。”
此後，留在上海的鄧穎超、廖夢醒，一直與宋慶齡保持較為頻密的接觸，她們陪同宋慶齡北上的日期最終確定在8月中旬以後。根據中央這一指示精神和宋慶齡的實際情況，其北上日期最終確定為8月底。
為說服宋慶齡欣然北上，周恩來對其訴求盡力滿足。早在6月27日，鄧穎超考慮到宋慶齡的病痛，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周恩來迅速給出解決方案：“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
宋慶齡在北平的寓所，周恩來也親自過問，目標鎖定為西式洋房。周恩來安排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工作的葉劍英夫人曾憲植等在北平尋找住宅，最終選定位於方巾巷的一棟二層樓房。8月3日，周恩來告訴鄧穎超：“房子已準備好……最好上海能帶一可靠廚子來。”
隨著啟程日期的臨近，宋慶齡於8月3日致函在上海的鄧穎超，就她到北平後的活動提出三點要求：“一、不要舉行歡迎會。二、願訪問張治中個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車站迎接。”
鄧穎超遂電告周恩來，她的意見是：“第一、第二件事可以尊重她的意見，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車站迎接。”
周恩來於8月6日致電鄧穎超：“孫所提三事，照你來電辦理，惟到車站接的人選望你來電告知，以便不太唐突。”事實上，宋慶齡抵達北平後，不僅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當晚還特別為宋慶齡舉行了歡迎宴會。
8月26日，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車離開上海。
三 “已經看到了新中國”
8月28日，毛澤東一吃過午飯，就換上了那套平時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時才穿的淺色中山裝。15時45分，毛澤東乘著一輛黑色吉斯轎車來到車站站臺上。
16時15分，北平前門火車站，上海駛往北平的專列徐徐進站。在毛澤東的陪同下，宋慶齡與列隊迎候的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郭沫若、柳亞子、蔡暢等50餘人揮手致意。
宋慶齡為何能命駕蒞平？從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上刊發的一篇《宋慶齡講話》中，可以看出端倪： “24年前，孫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願望遺下給我們，要我們和中國唯一的友人蘇聯親密合作。我們一定都記得，他曾怎樣歡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熱烈地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合作。24 年後的今天，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們現在可以展望未來，從事建設與復興的工作，建立一個人民文化與社會進步的新世界，和我們偉大的盟友蘇聯人民作為同志，攜手並進。”
愛潑斯坦與宋慶齡有著長期交往的經歷，宋慶齡將作傳之事授權於他。愛潑斯坦對宋慶齡的北上評價說： “不止是她個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國革命中兩條洪流的匯合——一條是由孫中山所發起並在晚年改變了導向的；另一條則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繼續高漲並走向勝利和社會主義新階段。”
▲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書影
宋慶齡最初希望自己僅列席會議，但中共中央認為她應當作為正式代表出席會議。對此，宋慶齡的最初意見是：一、仍以旁聽者身份列席。二、對與張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沒有什麼意見。三、對擔任婦聯代表頗顧慮，如不會說話，不能反映團體意見，不能經常參加團體的工作等。
從鄧穎超電文的內容推斷，最初中央很可能認為宋慶齡作為婦女界的代表是當之無愧的。不過，宋慶齡個人並不希望久居北平，認為無法開展婦女工作。這樣，到8月13日為止，宋慶齡擔任新政協會議代表的身份問題尚未最後確定。
但是，宋慶齡既抵北平，也就身不由己了，社會活動紛至沓來——
9月1日，出席馮玉祥逝世一週年追悼大會。
9月2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九次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敦請孫夫人宋慶齡先生為該會名譽主席”。
9月6日，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
9月21日至30日，她作為無黨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成員和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自此，宋慶齡以一種全新的角色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10月1日，天安門城樓的古磚道上，宋慶齡緊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之後，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
▲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從西側登上天安門城樓
10月17日，宋慶齡在羅叔章和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
11月9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講話，當談到參加開國大典的感受時，她說：
這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典禮。但是我的內心，卻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歡欣。回憶像潮水般在我心裡湧起來，我想起許多同志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得了今日的光榮。連年的偉大奮鬥和艱苦的事蹟，又在我眼前出現。但是另一個念頭緊抓住我的心，我知道，這一次不會再回頭了，不會再倒退了。這一次，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我已經看到了新中國——它的長度和高度，它的誕生和生命的開始。
周海濱，文化學者，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從事非虛構寫作多年，作品被翻譯為多國文字。2015年獲評《名人傳記》創刊三十週年“十大優秀作家”。著有《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我們的父親：國民黨將領後人在大陸》、《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回憶父親張治中》（張素我口述）、《我的父親韓復榘》（韓子華口述）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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