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5年，经过几年的准备，噶尔丹率领好不容易集合起来的两万多兵马，再度东侵。在侦知噶尔丹已经开始东侵的消息之后，清军开始了大动作。
从1695年年底开始，康熙皇帝即着手编组三路远征大军，准备再次出击。
东路军：统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北驻防八旗兵六千，另有后勤保障人员三千，任务是越过呼伦贝尔草原至索岳尔济山堵截噶尔丹的东侵之路。
中路军：统帅康熙皇帝，统京师禁旅八旗前锋兵、护军、骁骑兵、汉军火器营兵、炮兵、棉甲兵、左翼察哈尔蒙古兵、宣化府及古北口绿营兵、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喀喇沁蒙古兵及内蒙古各盟兵丁，总兵力4万左右，另有后勤保障人员1.7万。计划出北京后，经魁屯布拉克、插汗七老山，压向克鲁伦河。
西路军：统帅抚远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其中，费杨古部包括山西右卫驻防八旗、京师补调八旗、大同绿营、察哈尔和土默特两部的蒙古兵，总共13500人，有后勤保障人员1万余，取道归化城北上。孙思克麾下为陕西、甘州、凉州、宁夏等四镇绿营兵及西安驻防八旗兵共计1万，有后勤保障人员七千余，出宁夏北上。两军会师于漠北翁金河（德勒格尔杭盖）地区后，再合军一处前往库伦以南的昭莫多集结待命。
三路大军算上作战部队及后勤人员，总计约十万人。
（上图）描绘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绘画作品
五月十一日，当康熙亲自率军抵达噶尔丹在克鲁伦河曾驻扎过的克勒和硕后，发现随地都是被丢弃的辎重物品——噶尔丹跑了！不过，令康熙皇帝略感欣慰的是，五月初四，费尽周折的西路军已经抵达昭莫多。但为了减少粮食损耗，费扬古、孙思克在翁金河会师后前往昭莫多的途中，又再次精简了兵力，编制内的四万大军实际只有一万四千余人到位，且行程已经耽误了将近半个月，人马疲惫不堪。
这些情况尽被噶尔丹掌握，他之所以在克鲁伦河扔下带不走的辎重急急忙忙西走，就是为了避开拥有兵力优势的中路军而专门打击严重减员的西路军。这显然并非如同清朝官方史书所宣称的“而竟逃窜，怯懦显然”。1696年五月十三日，中路军兵临战略要地托诺山，仍不见敌踪，而此时大军随身携带的干粮已经告罄。康熙皇帝派出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率2000名骑兵继续追寻，自己则率中路军主力暂时后撤以等候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的粮草。就是这一天上午，清军西路军和噶尔丹军在昭莫多遭遇，两军随即展开了异常惨烈的厮杀。
（上图）俄罗斯画家笔下的昭莫多之战
昭莫多，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森林，根据学者黑龙的描述，“其地位于土拉河以北，肯特山以南，汗山以东。山下是广约数里平川，林木茂荟，河流穿梭其间。森林之南，有一座马鞍形小山横卧，右连南山”（黑龙《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明朝时，这里叫忽兰忽失温，15世纪初明成祖北征时，就是在此地以火器和骑兵结合的战术大破东蒙古的阿鲁台太师。现在，这块老战场又要见证一场载入史册的对决。
志在必得的噶尔丹先发制人，下令所有士兵上马，布阵冲击：两翼的准噶尔轻骑兵或手持短火绳枪，或持弓箭在快速奔驰中交替射击；阵中的重骑兵平端长矛一往无前，意图冲破西路军的正面防守。此时的清军西路军已到达昭莫多十日之久，留在后方的部队相继赶到。同在军中的宁夏镇总兵殷化行对周边地形加以勘查，并协助费扬古和孙思克制定了作战计划。战斗一打响，西路军各部开始按部就班、各司其职。满洲正白旗前锋统领硕岱、蒙古正黄旗都统阿南达率领部分清军骑兵率先出击与噶尔丹军交锋，两军甫一接触，清军就摆出一副且战且走的架势，向西面山林地带撤退。为了吃掉眼前这股清军，噶尔丹亲率部队紧追不舍。未几，清军骑兵分作两路“逃散”，出现在准噶尔骑兵面前的，是已经按照变革后的“连环本栅”战法在高处密林列阵完毕的振武将军孙思克部。
乌兰布通之战后，清军炮兵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山地战或野战中，全重达110斤（清制单位，下同）的铁心铜炮虽然威力很大，但运输比较困难；而全重85—95斤的子母炮虽然在威力上较为逊色，但它的优点在于炮身轻便，无论是使用四轮炮车还是骡马或骆驼承载都颇为便利，可以满足清军在野战或山地战中保持高度机动性的需要。子母炮的前身就是明朝中后期从西方引进的后膛装填“佛郎机”火炮。清朝初年，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曾协助清朝改良佛郎机：不改变原有的子铳、母铳结构，而将炮身统一改用熟铁铸造，在保持炮身长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缩小口径。这一做法虽然使得清代子母炮的威力与它的原型明朝佛郎机炮相比大打折扣，但随着倍径的加长，子母炮的炮口初速远超过佛郎机，能获得比明朝佛郎机更大的射程。子铳、母铳、后膛装弹的设计使子母炮可以获得比前装火炮高得多的射击频率，这在野战中对付高速运动的骑兵尤为得力。康熙初年著名的火器专家戴梓也曾经参与监造子母炮的工作。
1695年，西路军编组演练时，军中就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子母炮和其他各型火炮，但费扬古很快又向康熙皇帝上奏请求再拨给一批子母炮，康熙皇帝便将北京景山炮厂新造的子母炮24门和江南各省解送的子母炮55门拨给西路军。1696年二月，西路军出发前夕，康熙皇帝又从当年新造的48门子母炮里拨出8门给费扬古。后来西路军因遭遇恶劣天气进军困难，费扬古把军中的将军炮留在途中留兵看守，空出200峰骆驼来驮载军中的子母炮。战事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当年在乌兰布通战场，是清军先向噶尔丹发起攻击，被准噶尔军借助地利打退下来；如今在昭莫多，情况却恰好相反：噶尔丹亲率骑兵向高地密林处的清军孙思克部发起攻击，孙思克镇定地指挥清军士兵迎敌，一片锣鼓声中，清军的鸟枪和子母炮发出阵阵轰鸣，战场上一片硝烟弥漫，从下往上的仰攻削弱了准噶尔骑兵的冲击力，许多人被清军的炮弹或枪弹击中跌落马下。面对这一情况，噶尔丹命令部下下马，意图以分散队形冲入清军阵中进行肉搏。孙思克果断命令打开鹿角门，手持刀盾的汉军藤牌兵自后冲出。双方从五月十三日早上杀到当天下午，难分难解……
孙思克率部和噶尔丹主力激战的同时，费扬古采纳殷化行的献策，亲率完成诱敌任务的硕岱、阿南达两部骑兵包抄到了噶尔丹的后方，把只有少量精锐卫队的噶尔丹后方大营搅得天翻地覆。负责留守准噶尔军后营的阿奴夫人不敌费扬古，便率卫队前去和噶尔丹会合，正好碰到孙思克部的藤牌兵和噶尔丹军混战在一起的场面。此后，战局已经发展到清军不得不把骑兵也改作步兵投入步战的地步。
与孙思克一起指挥部队作战的殷化行，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西征纪略》戊集续编第八卷里如是写道：
……时日已将申，颇晴和，而气色甚惨淡。余见贼势不可遏，恐人心散乱，遂令士卒皆下马，以一兵并牵五马，余兵皆出步战。发上颁皇炮及自制子母炮垒击之，噶尔丹及其嫂阿努娘子（即噶尔丹弒兄所夺之嫂）等，亦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不可败，击伤颇相当，胜负未决。
“硕皙敢战，披铜甲，佩弓矢”的阿奴夫人加入战团并没有为噶尔丹扭转战局。相反，由于她本人的穿戴和坐骑都非常显眼，很快就成了清军鸟枪手和炮兵绝佳的射击目标。清军士兵纷纷向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开火，丝毫不顾及这样做可能会伤到正在前方投入白刃战的藤牌兵同袍。一片枪炮声响过之后，阿奴夫人殒命沙场。
（上图）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可敦画像
阿奴夫人嫁给噶尔丹二十余年，两人感情极深。她常追随噶尔丹身边出谋划策，甚至和丈夫一起冲锋陷阵。可以说她的阵亡对噶尔丹的打击相当大。此时已近傍晚，在噶尔丹后营打完秋风的费扬古从准噶尔军背后杀到，腹背受敌的噶尔丹终于支持不住逃离战场。历时一天的昭莫多之战就此结束。
此役噶尔丹除付出了两千多人阵亡、三千多人被俘的代价外，还有大批的甲胄兵器以及六万多头牲畜被清军缴获。得胜的西路军于五月十五日和一直在搜索噶尔丹的中路军马思哈部会合，之后向东前进，准备顺着中路军的行军路线班师。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康熙皇帝先后收到马思哈和费扬古发出的捷报。他不禁大喜过望，亲率随军文武大臣以三跪九叩的礼节感谢上天，而后宣布班师回朝。
1696年六月初九，康熙皇帝返回北京，持续数月的第二次征讨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就此结束。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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