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如神，而在主席卓越指挥的经典之作中，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
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从一开局就制定好、设计好的战役，而是从不利走向胜利、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惊险过程。四渡赤水的开局，甚至是一场非常危急的险战。红军主力精英尽数参战，毛、周、刘、邓、杨等核心领导，以及我军七大元帅朱德、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陈赓、宋任穷等200余开国将军悉数登场。如此豪华的阵容，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对方阵营中的敌将，也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个誓要与红军拼命的川军虎将——郭勋祺。
郭勋祺是从行伍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军人。他1912年就从军，因勇猛过人，一步步升官提拔，成为川军尽知的名将。
郭勋祺有两个外号，一个是“大熊猫”，调侃他圆脸圆眼；另一个则是“莽娃子”，是形容他凶猛善战的军人品质。大革命时期，郭勋祺有幸结识了一大批四川籍的我党人士，最要好的就是陈毅、刘伯承。经陈毅介绍，他还经常参加由杨闇公主持的会议，郭勋祺只差一步就加入了我党。但很快，以蒋某人为首的势力背叛，四川军阀也趁势掀起腥风血雨，四处捉拿我党人士。郭勋祺在这种危急时刻，救护陈毅离开了四川，但他从此与我党失之交臂。郭勋祺后来投奔了四川军阀刘湘，听蒋某人调遣进攻我洪湖根据地。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红军制定的下一步策略是渡过乌江北上，在川北建立新的苏区。这就让包括刘湘、郭勋祺在内所有四川军阀感到恐慌，这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决心拼死与红军决战，阻止红军入川。
他们一改以往听蒋当局调遣时“出工不出力”的状态，调集精锐部队，积极对黔贵地区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习水土城地区，决定在此击溃一路追击红军的川军，然后渡江入川。而紧追红军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勋祺率领的川军精锐。
1月27日，红军二局（红军情报局的代号）译获敌人电报，却在译电时犯了一个错。郭勋祺本有6个团的兵力，红军却误以为只有4个团，造成重大决策失误。
毛主席决定调红三、五军团伏击，红九军团担任预备队。可是战斗一打响，红军发觉敌军实力绝非情报所说的6000人，而是一万都不止！而且这股川军作战非常凶悍，武器装备也非常精良，定然是川军精锐部队。
这股川军，实际上都是和主将郭勋祺一样的“蛮娃子”。他们装备了杂牌军罕见的德国M35钢盔，并配备了许多“花机关枪”，战斗冲锋非常凶悍。川军一度突破冲击到距离毛主席所在的指挥部极近的阵地上！而红军总指挥部背后，就是赤水河，情况万分危急！
关键时刻，陈赓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冲了上来。从一定意义上说，红军干部团是我军早期历史上的“特种部队”，它是由李德按照一战时期德军著名的“暴风突击队”的建制，亲自组织的精锐部队。其成员都是红军各部队抽调的优秀指挥员，平时是教导队，战时就是突击队，担负最危急的任务。在长征途中，是保护核心机关的“近卫团”。其配备的武器装备，在红军中也是最豪华的。红军缴获新式武器，均优先配备给干部团，弹药也十分充足，可以敞开痛痛快快地打。在缺枪少弹的红军队伍中，干部团是个特殊的骨干精锐。
所以，干部团一上来，很快压制住了郭勋祺的“蛮娃子”兵，暂时解除了指挥部的危机。
不过，郭勋祺的后援部队正火速来袭，而蒋当局调集的薛岳兵团和黔军名将王家烈的部队，也在赶来，企图围歼红军。
是继续和敌人硬拼，还是承认失利实施转移，然后再通过运动战寻机扳回战局？毛主席毅然决定：红军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远避敌军优势兵力。
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第一渡”。单说这一渡，红军无疑是被动的、失利的。不过这也是一次转折点，红军随后机智灵活地与敌军展开运动战，将敌人越拖越混乱，最后寻找战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彻底瓦解了敌人的攻势，取得四渡赤水的最后胜利。从此，蒋当局对红军再也无力实施有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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