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土擴張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刺激因素

美國對於美墨邊境的領土覬覦已久，1823 年10 月24 日，傑斐遜在給門羅總統的信中就提醒道：“我們需要控制墨西哥灣和接壤的國家及地峽，以及所有那些河水流入墨西哥灣的地區，這是補足我們政治福利的措施。”這種對鄰國領土赤裸裸的渴望，伴隨著美國國力的不斷髮展興盛而愈加突顯。

隨著工業革命在美國的興起，紡織、採礦、運輸等行業得以迅猛發展。1831年全國有紡織廠801個，到1840年迅猛增加到1240個；1830年生鐵產量為16萬噸，1850年則達到50萬噸。與此同時，南部奴隸制種植園經濟也開始興盛。特別是棉紡織工業蓬勃發展，直接帶動了美國棉花種植業，美國棉產量在1790年僅為3000包(每包1000磅)，1815年增加到近21萬包，1840年竟達到135萬包。

經濟的迅速發展、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一方面使得美國在美洲地位日益突出，正如1844年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樣：“美國工業已經大規模發展起來……在粗棉紡織品方面已經開始和英國競爭，要把英國人從北美和南美市場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國內的領土擴張慾望也隨之形成共識，南北方目的雖然並不一致，但擴張矛頭一致指向了鄰國墨西哥。

對於南方種植園奴隸主，得克薩斯肥沃的土地正是發展種植園理想場所，美國曆史地理學者拉爾夫·布朗描述道：“這一地區牧草和森林極為豐盛，水源充足，氣候溫和，靠近海岸，這幾乎是北美最好的一個畜牧地區。”約翰·泰勒總統在1844年曾提到：“以農業和商業觀點而言，得克薩斯本身價值無法估量，它註定要對世界貿易做出巨大貢獻。”同年6月10日，他再一次補充強調：得克薩斯對於運輸業的價值是極為巨大的，它將為美國農業、商業、製造業以及造船業帶來重大發展機遇。在巨大的經濟利益之外，佔領得克薩斯還意味著蓄奴州的擴大和南方參議員數量的增加，即它將帶來南方政治地位的提升。

對於北方資產階級，對外擴張將帶來更大的商品市場、更多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而且加利福尼亞地區沿岸聖弗朗西斯科、洛杉磯等優良港口更能促進沿海貿易，形成巨大的商業貿易市場。1848年1月12日，紐約參議員丹尼爾·迪金森公開宣稱：“一旦取得加利福尼亞，它將成為世界貿易中心。”

可以看到，隨著美國經濟、商業貿易的發展，美國人已經將佔領墨西哥領土與自身進一步發展壯大緊密聯繫在一起。

從另一角度，刺激美國進行擴張的重要因素還在於墨西哥的孱弱可欺。經過長達11年的艱苦鬥爭，墨西哥在1821年最終贏得獨立，但國內政局長期不穩，經濟困難重重，“1821-1850年間，一切都混亂不堪。30年內有過50個政府，幾乎全是軍事政變的產物。”甚至可以認為，墨西哥獨立之後30年間“從未有過安定的生活，從未有過經濟發展，從未有過和諧的社會秩序，從未有過政治上的穩定”。墨西哥政府根本無法有效管轄和控制北部邊境省份，尤其是加利福尼亞。美國人尖銳地指出，“遠在南方几千里之外的墨西哥政府，對於這片領土無法有效的控制。”

其他蠶食手段的失敗使通過戰爭擴張成為最終選擇

一開始，美國並沒有打算以戰爭的形式進行擴張和兼併，而是企圖通過逐步蠶食，伺機擴張。

1803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由於當時路易斯安那同墨西哥之間邊界並未劃定，美國便藉機強行將路易斯安那邊界延伸到格蘭德河，對得克薩斯加大了滲透力度。1810年墨西哥開始民族解放戰爭後，美國政府更是在1812、1813和1819年組織了數次小規模武裝力量，企圖借亂入侵得克薩斯，但並未成功。

墨西哥獨立後，美國國務卿亨利·克萊於1825年和1827年兩次通過美駐墨公使波因賽特提出建議，希望以分期付款的辦法改變1819年劃定的邊界，試圖將邊界向西推進，但被墨西哥斷然拒絕。

隨後，美國開始鼓勵民眾向得克薩斯移民。在政府的鼓動下，大量美國移民前往得克薩斯定居，分裂勢力也逐漸壯大起來，甚至於1826年公然發動叛亂，宣佈成立所謂的“佛列東尼亞獨立共和國”，後被墨西哥軍隊鎮壓平息。

1829年，安德魯·傑克遜繼任美國總統後力圖解決美墨邊境問題。他一開始的設想依然是購買，將價格提高到了500萬美元，但依然毫無進展。新任駐墨公使安東尼·巴特勒雖然在1831年與墨西哥政府簽訂了一項友好通商條約，但在領土問題上毫無成效，他甚至得出結論認為，“墨西哥社會輿論一致反對美國獲得得克薩斯，沒有任何建議能夠讓墨西哥政府將得克薩斯出讓給美國。”

事實上，墨西哥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從根本上杜絕美國野心。 1829年，墨西哥政府廢除奴隸制，禁止美國公民向其領土移民，並鼓勵非美國人進入得克薩斯以削弱美國人在這一帶的影響，同時加強了邊境地區軍事力量。

面對墨西哥堅決的態度，美國政府開始考慮以武力強行佔領得克薩斯。在其精心準備和周密籌劃之下，1835年6月，由美國資助的移民叛亂在得克薩斯發生並迅速蔓延，僅四個月的時間叛亂者便基本控制了得克薩斯。隨即叛亂者在康沙列斯建立“臨時政府”，宣佈得克薩斯“獨立”，來自美國肯塔基州的奴隸主傑裡·斯密特被推選為總統。

墨西哥政府堅決不予承認這一“獨立”事件，並派遣軍隊進行鎮壓。但由於實力對比懸殊，墨西哥將領聖塔安納率領的6000人軍隊於1836年4月全軍覆沒，聖塔安納被俘投降。

1837年3月，美國正式承認“得克薩斯共和國”。1844年，美國與所謂“得克薩斯共和國”達成合並協議。1845年3月1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合併得克薩斯的聯合決議，12月10日，美國國會宣佈得克薩斯成為美國第28個州。

在美國一步步吞併得克薩斯過程中，墨西哥政府和人民進行了強烈的反對和抗議，一再告誡美國，對得克薩斯的合併將被視為對墨西哥宣戰。1844年5月底，墨西哥政府在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中嚴正聲明：“墨西哥絕不放棄自己在得克薩斯權利，決不全部或部分地出讓它們。墨西哥將堅定不移保衛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1845年3月6日，墨西哥駐美公使針對美國合併德克薩斯的決議提出強烈抗議，認為“這是歷史上創記錄的最不公正侵略法案”。墨西哥政府拒絕承認以格蘭德河為界，斷絕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兩國邊境形勢驟然緊張。

對此，美國不僅不為所動，反而悍然出動軍隊開赴墨邊界努埃塞斯河畔，以大軍壓境之勢要求墨西哥政府承認格蘭德河為兩國邊界，並提出以1500—4000萬美元的補償換取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地區。墨西哥政府對此一律拒絕，甚至拒絕接待美國特使斯萊德爾。

1846年1月13日，波爾克總統以墨西哥拒絕接待美國特使和侵犯得克薩斯主權為藉口，下令美軍越過努埃塞斯河，侵佔格蘭德河左岸。5月9日，在雙方的一次交火中，美軍以1700人擊敗三倍於已的墨西哥軍隊，並造成墨軍近千人死傷。

墨西哥軍隊的孱弱進一步刺激了美國。5月11日，波爾克對國會提出，“墨西哥侵犯了美國邊界，在經過一系列長期持續威脅性行為後，悍然侵犯我國領土，致使我國同胞的鮮血流灑在我們自己土地上。”隨即國會通過對墨西哥宣戰決議，美國於5月13日正式對墨西哥宣戰。

“天定命運”信念為侵略戰爭的抉擇提供理論支撐

美墨戰爭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重新確認原本屬於墨西哥的得克薩斯等地的歸屬。從最開始的非戰爭手段，到最終不惜以公然侵略戰爭方式進行領土擴張，美國“天定命運”的信念因素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支撐作用。

從弗吉尼亞、馬薩諸塞這些最早的殖民定居點開始，美國的擴張從踏上美洲開始就沒有停止過，而且進行精心包裝，藉以上帝的名義尋求擴張。早在1751年，本傑明·富蘭克林為代表的殖民地思想家就斷言，殖民地人口不斷增長，需要更多的土地以擴大生存空間 。1823年4月28日，亞當斯更是公開宣稱，“北美大陸應成為我們的財產。這一點就正如密西西比河必然流入大洋一樣，是自然規律。”1844年，被林肯稱為“美國文明之父”的愛默生自信地聲稱：這塊“富饒的大陸是我們的，州連接著州，領土連接著領土，直到太平洋海邊……是勞動者、民主派、慈善家、信徒和聖人的國度，她是面向未來的國家，她為全人類說話”。在愛默生看來，美國是北美大陸的救世主，必然要擴展到整個大陸，這是天意註定美國的命運。這種看法隨著國家日益強大、實力不斷增加，變得更加堅定和自信，美國人相信，美國有責任征服北美大陸並將其文明化，這是上帝賦予的使命。

在這種狂熱而普遍的民眾意志之中，“天定命運”論應運而生。1845年，《民主評論》編輯約翰•奧沙利文提出了“天定命運”論的概念：“我們天定命運的權利就是在天意安排下擴張並佔有整個大陸”。他強調，美國的領土擴張，“是天定命運賦予的權力，開疆拓土而且佔領整個大陸。為了行使自由權利和聯邦自治，上帝將賦予我們其地面應該是整個半球，其屋頂是群星閃耀的蒼穹，其聖會是由億萬之眾組成的共和國聯盟。”

奧沙利文“天定命運”論混合了新教、種族主義和理想共和制等因素。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美利堅種族優越論。認為美利堅人由上帝賦予著傳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後民族和落後文明的使命，也只有美利堅具備扶植落後民族復興的能力和使命，世界上其他民族都無力承擔這一艱鉅使命。擴張是美利堅這個最優等民族對於落後民族的拯救，進行征服只是為了完成一項神聖的託付，最終以這種方式將邪惡世界變為人間天堂。

二是擴張領土是維護和傳播民主制度的需要。認為擴張並不僅僅是征服，而是自由領域的擴大與延伸，上帝賦予美國的使命就是要將更多土地、更多人民納入美利堅，美國註定要佔領、拓殖和發展新大陸，而且美國作為政治民主楷模還應“把它的民主制度擴展到整個北美大陸” 。1845年美國國務卿布坎南表示，為保衛自由制度，不僅要合併加利福尼亞，而且要佔領全部墨西哥。

三是擴張是美國的權利和命運。認為美洲的人民、特別是追求自由的人民要求加入美國是非常自然與正義的要求。同時，只有美國人才能根據上帝的旨意更有效地開拓和利用土地，給美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的精神和物質回報。

有了這樣一種帶有神聖和利他主義光環的理念，美國人對墨西哥的侵略也就有了自視正義的外衣和神聖的必然性。戰爭支持者認為，墨西哥人是“低等血統”，美國可以“像確定印第安種族最終會滅亡一樣，確信大多數墨西哥人也應該是這一命運”。這一理論之下，許多教徒將這場戰爭視為新教徒反對拉丁天主教的聖戰，聖公會負責宣教的主教在1847年向全國教會組織報告時說：“對於認真、投入、克已，能夠為基督的事業‘承受苦難’的人來說，在整個傳教行動的範圍內，沒有哪個地方是比得克薩斯更有前途的禾場了。”摩門教徒甚至形成了他們自己的作戰團，這也是美國軍事史上唯一一個基於信仰的作戰團。

波爾克總統本人對於天定命運既深信不疑，同時也毫不猶豫地利用天意來完成他的政治使命。面對反對者提出入侵墨西哥是侵略行為的質疑，他宣稱，對墨西哥戰爭是天意賦予的使命，“在我們為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中，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在指引著我們，並一直注視著我們驚人的進步，直到我們成為世間最強大的國家。”而戰爭的勝利，更是堅定和強化了美國人“天定命運”論的信心。戰後，一位美國海軍指揮官被問及美國何以取勝的時候，他說：“因為我們先輩移民的精神與我們同在，因為萬軍之神和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可以看到，對於美墨戰爭，美國固然有著足夠利益驅動、有著對比對手強大得多的實力來支撐其戰爭決心，但是，作為第一場在國境之外進行的、赤裸裸的侵略戰爭，美國必須需要用一種能夠凝聚民心的理論來進行包裝和掩蓋。明確而堅定的“天定命運”論應運而生，它也開啟了美國此後越來越宏大的海外擴張之路。

延續孤立主義的門羅主義為擴張戰爭構建起內在邏輯

以戰爭形式擴張領土的美墨戰爭，看似違背了美國“孤立主義”的建國原則。但事實並非如此。

美國在建國後一個較長時期裡，選擇了迴避和平時期的軍事聯盟以及歐洲事務。這是國父們基於對美國建國初期現狀的清醒認識而做出的戰略選擇。建國初期美國國力極弱，人口不足500萬，沒有常備軍，經濟處於殖民地狀態，其實力根本不可能與歐洲大國相抗衡。對於外部的威脅，年輕而脆弱的美國沒有足夠能力去迎面應對，而且也不可能在歐洲的紛爭之中獲得利益。因此，1796年華盛頓總統在告別演說中提出告誡:“歐洲的利益、歐洲的爭執，都與我們毫無關係……我國獨處一方、遠離他國的地理位置允許並促使我們奉行自己的政策路線。”從這之後，美國將孤立主義視為國家基本原則，強調美國的獨立與自主，強調以美國自身建設為中心，遠離歐洲各種紛爭以避免可能引發的風險和損失。

這種孤立的實質並非完全的自我封閉，事實上，美國在孤立主義的原則之下與歐洲進行了大量貿易，獲利頗豐。而且，這種孤立更不是反對在北美大陸的擴張，美國的西進運動充分說明其在美洲大陸採取的是完全相反的進攻性策略。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由於美國這種明智的對歐洲有選擇的孤立，促使美國迅速成為北美大陸的強國，而且在美洲進行商業擴張、領土擴張和勢力擴張也就成為美國的重大利益所在，對歐洲的孤立主義與對北美大陸的擴張主義形成了相輔相成的關係。

也正是為了在美洲更自由的擴張，1823年12月2日美國總統門羅拋出“門羅宣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國不干涉歐洲爭端，歐洲人也不得染指美洲，更不能在美洲大陸進行殖民擴張。其實質是將孤立主義擴大到整個美洲，試圖將歐洲列強排除在美洲之外。

“門羅主義”既是美國國內實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巧妙地迎合了當時拉丁美洲革命風起雲湧的國際形勢，當時拉美各國都進行反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美國的“門羅主義”將自己塑造成拉美民族獨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門羅總統宣稱，美洲政治體系“本質上有別於”歐洲政治體系，在這種精神下，他警告歐洲:“我們把歐洲在西半球擴展其體系的任何企圖都視為對我們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這就在道義上贏得了拉美各國的贊同和支持，從而在對抗歐洲的殖民勢力進入北美過程形成不容小覷的力量。

而且，美國提出“門羅主義”充分體現了美國在美洲的地位。事實上，在美國提出“門羅主義”之前，英國為了保護其自身的貿易利益，避免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地位復辟，主動向美國提出，由英美聯合聲明以反對任何國家在拉丁美洲重新建立殖民統治。門羅政府拒絕了英國有關聯合聲明的請求，而是由美國單方面宣佈了門羅主義。由於其本質與英國反覆闢方案一致，因此它得到了英國的支持。但藉此機會出臺的“門羅主義”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它充分展現了美國在美洲的態度，即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所強調的，在美洲的問題上美國有足夠的發言權。

而在具體實踐中，美國以高度的靈活性運用“門羅主義”，為其在美洲的擴張服務。當英國入侵拉丁美洲之時，美國並沒有用“門羅宣言”進行對抗。而且，在英國與美國關於俄勒岡的爭議問題上，美國甚至不惜做出重大讓步。當時美英關係幾乎演變到戰爭邊緣。美國堅持對整個俄勒岡的領土主權，認為“美國必須重新佔領俄勒岡”，英國針鋒相對地回應，“我們有決心並且準備去保衛對俄勒岡的權利。”但這種一觸即發的局勢以1846年6月15日美英締結《帕克南條約》和平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顧及美墨戰爭，美國急於同英國解決爭端。

這一時期，雙方在相互妥協的基礎上，解決了爭論最激烈的俄勒岡和緬因邊界糾紛，1850年又簽訂了兩國共同開鑿中美洲地峽運河的《克萊頓——布爾沃條約》，規定兩國均不得謀求獨佔權和設防權。這也意味著，在美國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將英國的勢力和影響真正排擠出西半球的時候，美國在事實上不僅承認英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存在，而且與其形成了相互妥協的合作關係。

這些充分表明，“門羅主義”實質上就是從美國延伸到美洲的“孤立主義”，它以務實的精神和態度追求與國力相匹配的擴張自由，當實力不足於影響美國之外的地域時，它表現為強烈的保守性，要求美國埋頭國內的建設；當實力有了一定的壯大但尚未達到影響歐洲時，它既與歐洲大國保持距離同時也不乏靈活的妥協與合作。正是通過“門羅主義”的提出和實施，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對美國影響深遠的孤立主義的特點：第一，孤立主義適用的歷史時代是在美國羽翼未豐、力量不夠強大的時候，總體上是強調防禦的保守性政策；第二，孤立主義適用的領域是政治紛爭，並不適用於經濟貿易，也不排斥軍事手段；第三，孤立主義適用的範圍並不確定，它保持著與其實力相匹配的靈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