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扩张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刺激因素

美国对于美墨边境的领土觊觎已久，1823 年10 月24 日，杰斐逊在给门罗总统的信中就提醒道：“我们需要控制墨西哥湾和接壤的国家及地峡，以及所有那些河水流入墨西哥湾的地区，这是补足我们政治福利的措施。”这种对邻国领土赤裸裸的渴望，伴随着美国国力的不断发展兴盛而愈加突显。

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兴起，纺织、采矿、运输等行业得以迅猛发展。1831年全国有纺织厂801个，到1840年迅猛增加到1240个；1830年生铁产量为16万吨，1850年则达到50万吨。与此同时，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也开始兴盛。特别是棉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直接带动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美国棉产量在1790年仅为3000包(每包1000磅)，1815年增加到近21万包，1840年竟达到135万包。

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一方面使得美国在美洲地位日益突出，正如1844年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工业已经大规模发展起来……在粗棉纺织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要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市场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国内的领土扩张欲望也随之形成共识，南北方目的虽然并不一致，但扩张矛头一致指向了邻国墨西哥。

对于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得克萨斯肥沃的土地正是发展种植园理想场所，美国历史地理学者拉尔夫·布朗描述道：“这一地区牧草和森林极为丰盛，水源充足，气候温和，靠近海岸，这几乎是北美最好的一个畜牧地区。”约翰·泰勒总统在1844年曾提到：“以农业和商业观点而言，得克萨斯本身价值无法估量，它注定要对世界贸易做出巨大贡献。”同年6月10日，他再一次补充强调：得克萨斯对于运输业的价值是极为巨大的，它将为美国农业、商业、制造业以及造船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占领得克萨斯还意味着蓄奴州的扩大和南方参议员数量的增加，即它将带来南方政治地位的提升。

对于北方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将带来更大的商品市场、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而且加利福尼亚地区沿岸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等优良港口更能促进沿海贸易，形成巨大的商业贸易市场。1848年1月12日，纽约参议员丹尼尔·迪金森公开宣称：“一旦取得加利福尼亚，它将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可以看到，随着美国经济、商业贸易的发展，美国人已经将占领墨西哥领土与自身进一步发展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角度，刺激美国进行扩张的重要因素还在于墨西哥的孱弱可欺。经过长达11年的艰苦斗争，墨西哥在1821年最终赢得独立，但国内政局长期不稳，经济困难重重，“1821-1850年间，一切都混乱不堪。30年内有过50个政府，几乎全是军事政变的产物。”甚至可以认为，墨西哥独立之后30年间“从未有过安定的生活，从未有过经济发展，从未有过和谐的社会秩序，从未有过政治上的稳定”。墨西哥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管辖和控制北部边境省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美国人尖锐地指出，“远在南方几千里之外的墨西哥政府，对于这片领土无法有效的控制。”

其他蚕食手段的失败使通过战争扩张成为最终选择

一开始，美国并没有打算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扩张和兼并，而是企图通过逐步蚕食，伺机扩张。

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由于当时路易斯安那同墨西哥之间边界并未划定，美国便借机强行将路易斯安那边界延伸到格兰德河，对得克萨斯加大了渗透力度。1810年墨西哥开始民族解放战争后，美国政府更是在1812、1813和1819年组织了数次小规模武装力量，企图借乱入侵得克萨斯，但并未成功。

墨西哥独立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克莱于1825年和1827年两次通过美驻墨公使波因赛特提出建议，希望以分期付款的办法改变1819年划定的边界，试图将边界向西推进，但被墨西哥断然拒绝。

随后，美国开始鼓励民众向得克萨斯移民。在政府的鼓动下，大量美国移民前往得克萨斯定居，分裂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甚至于1826年公然发动叛乱，宣布成立所谓的“佛列东尼亚独立共和国”，后被墨西哥军队镇压平息。

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继任美国总统后力图解决美墨边境问题。他一开始的设想依然是购买，将价格提高到了500万美元，但依然毫无进展。新任驻墨公使安东尼·巴特勒虽然在1831年与墨西哥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通商条约，但在领土问题上毫无成效，他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墨西哥社会舆论一致反对美国获得得克萨斯，没有任何建议能够让墨西哥政府将得克萨斯出让给美国。”

事实上，墨西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从根本上杜绝美国野心。 1829年，墨西哥政府废除奴隶制，禁止美国公民向其领土移民，并鼓励非美国人进入得克萨斯以削弱美国人在这一带的影响，同时加强了边境地区军事力量。

面对墨西哥坚决的态度，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以武力强行占领得克萨斯。在其精心准备和周密筹划之下，1835年6月，由美国资助的移民叛乱在得克萨斯发生并迅速蔓延，仅四个月的时间叛乱者便基本控制了得克萨斯。随即叛乱者在康沙列斯建立“临时政府”，宣布得克萨斯“独立”，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奴隶主杰里·斯密特被推选为总统。

墨西哥政府坚决不予承认这一“独立”事件，并派遣军队进行镇压。但由于实力对比悬殊，墨西哥将领圣塔安纳率领的6000人军队于1836年4月全军覆没，圣塔安纳被俘投降。

1837年3月，美国正式承认“得克萨斯共和国”。1844年，美国与所谓“得克萨斯共和国”达成合并协议。1845年3月1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合并得克萨斯的联合决议，12月10日，美国国会宣布得克萨斯成为美国第28个州。

在美国一步步吞并得克萨斯过程中，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和抗议，一再告诫美国，对得克萨斯的合并将被视为对墨西哥宣战。1844年5月底，墨西哥政府在致美国政府的照会中严正声明：“墨西哥绝不放弃自己在得克萨斯权利，决不全部或部分地出让它们。墨西哥将坚定不移保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1845年3月6日，墨西哥驻美公使针对美国合并德克萨斯的决议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历史上创记录的最不公正侵略法案”。墨西哥政府拒绝承认以格兰德河为界，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两国边境形势骤然紧张。

对此，美国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悍然出动军队开赴墨边界努埃塞斯河畔，以大军压境之势要求墨西哥政府承认格兰德河为两国边界，并提出以1500—4000万美元的补偿换取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墨西哥政府对此一律拒绝，甚至拒绝接待美国特使斯莱德尔。

1846年1月13日，波尔克总统以墨西哥拒绝接待美国特使和侵犯得克萨斯主权为借口，下令美军越过努埃塞斯河，侵占格兰德河左岸。5月9日，在双方的一次交火中，美军以1700人击败三倍于已的墨西哥军队，并造成墨军近千人死伤。

墨西哥军队的孱弱进一步刺激了美国。5月11日，波尔克对国会提出，“墨西哥侵犯了美国边界，在经过一系列长期持续威胁性行为后，悍然侵犯我国领土，致使我国同胞的鲜血流洒在我们自己土地上。”随即国会通过对墨西哥宣战决议，美国于5月13日正式对墨西哥宣战。

“天定命运”信念为侵略战争的抉择提供理论支撑

美墨战争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重新确认原本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等地的归属。从最开始的非战争手段，到最终不惜以公然侵略战争方式进行领土扩张，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念因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弗吉尼亚、马萨诸塞这些最早的殖民定居点开始，美国的扩张从踏上美洲开始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进行精心包装，借以上帝的名义寻求扩张。早在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殖民地思想家就断言，殖民地人口不断增长，需要更多的土地以扩大生存空间 。1823年4月28日，亚当斯更是公开宣称，“北美大陆应成为我们的财产。这一点就正如密西西比河必然流入大洋一样，是自然规律。”1844年，被林肯称为“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自信地声称：这块“富饶的大陆是我们的，州连接着州，领土连接着领土，直到太平洋海边……是劳动者、民主派、慈善家、信徒和圣人的国度，她是面向未来的国家，她为全人类说话”。在爱默生看来，美国是北美大陆的救世主，必然要扩展到整个大陆，这是天意注定美国的命运。这种看法随着国家日益强大、实力不断增加，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美国人相信，美国有责任征服北美大陆并将其文明化，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在这种狂热而普遍的民众意志之中，“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1845年，《民主评论》编辑约翰•奥沙利文提出了“天定命运”论的概念：“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就是在天意安排下扩张并占有整个大陆”。他强调，美国的领土扩张，“是天定命运赋予的权力，开疆拓土而且占领整个大陆。为了行使自由权利和联邦自治，上帝将赋予我们其地面应该是整个半球，其屋顶是群星闪耀的苍穹，其圣会是由亿万之众组成的共和国联盟。”

奥沙利文“天定命运”论混合了新教、种族主义和理想共和制等因素。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美利坚种族优越论。认为美利坚人由上帝赋予着传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的使命，也只有美利坚具备扶植落后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使命，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无力承担这一艰巨使命。扩张是美利坚这个最优等民族对于落后民族的拯救，进行征服只是为了完成一项神圣的托付，最终以这种方式将邪恶世界变为人间天堂。

二是扩张领土是维护和传播民主制度的需要。认为扩张并不仅仅是征服，而是自由领域的扩大与延伸，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就是要将更多土地、更多人民纳入美利坚，美国注定要占领、拓殖和发展新大陆，而且美国作为政治民主楷模还应“把它的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 。1845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表示，为保卫自由制度，不仅要合并加利福尼亚，而且要占领全部墨西哥。

三是扩张是美国的权利和命运。认为美洲的人民、特别是追求自由的人民要求加入美国是非常自然与正义的要求。同时，只有美国人才能根据上帝的旨意更有效地开拓和利用土地，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回报。

有了这样一种带有神圣和利他主义光环的理念，美国人对墨西哥的侵略也就有了自视正义的外衣和神圣的必然性。战争支持者认为，墨西哥人是“低等血统”，美国可以“像确定印第安种族最终会灭亡一样，确信大多数墨西哥人也应该是这一命运”。这一理论之下，许多教徒将这场战争视为新教徒反对拉丁天主教的圣战，圣公会负责宣教的主教在1847年向全国教会组织报告时说：“对于认真、投入、克已，能够为基督的事业‘承受苦难’的人来说，在整个传教行动的范围内，没有哪个地方是比得克萨斯更有前途的禾场了。”摩门教徒甚至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作战团，这也是美国军事史上唯一一个基于信仰的作战团。

波尔克总统本人对于天定命运既深信不疑，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利用天意来完成他的政治使命。面对反对者提出入侵墨西哥是侵略行为的质疑，他宣称，对墨西哥战争是天意赋予的使命，“在我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在指引着我们，并一直注视着我们惊人的进步，直到我们成为世间最强大的国家。”而战争的胜利，更是坚定和强化了美国人“天定命运”论的信心。战后，一位美国海军指挥官被问及美国何以取胜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先辈移民的精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万军之神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可以看到，对于美墨战争，美国固然有着足够利益驱动、有着对比对手强大得多的实力来支撑其战争决心，但是，作为第一场在国境之外进行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美国必须需要用一种能够凝聚民心的理论来进行包装和掩盖。明确而坚定的“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它也开启了美国此后越来越宏大的海外扩张之路。

延续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为扩张战争构建起内在逻辑

以战争形式扩张领土的美墨战争，看似违背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建国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在建国后一个较长时期里，选择了回避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以及欧洲事务。这是国父们基于对美国建国初期现状的清醒认识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建国初期美国国力极弱，人口不足500万，没有常备军，经济处于殖民地状态，其实力根本不可能与欧洲大国相抗衡。对于外部的威胁，年轻而脆弱的美国没有足够能力去迎面应对，而且也不可能在欧洲的纷争之中获得利益。因此，1796年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出告诫:“欧洲的利益、欧洲的争执，都与我们毫无关系……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的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自己的政策路线。”从这之后，美国将孤立主义视为国家基本原则，强调美国的独立与自主，强调以美国自身建设为中心，远离欧洲各种纷争以避免可能引发的风险和损失。

这种孤立的实质并非完全的自我封闭，事实上，美国在孤立主义的原则之下与欧洲进行了大量贸易，获利颇丰。而且，这种孤立更不是反对在北美大陆的扩张，美国的西进运动充分说明其在美洲大陆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进攻性策略。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美国这种明智的对欧洲有选择的孤立，促使美国迅速成为北美大陆的强国，而且在美洲进行商业扩张、领土扩张和势力扩张也就成为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对欧洲的孤立主义与对北美大陆的扩张主义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也正是为了在美洲更自由的扩张，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抛出“门罗宣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不干涉欧洲争端，欧洲人也不得染指美洲，更不能在美洲大陆进行殖民扩张。其实质是将孤立主义扩大到整个美洲，试图将欧洲列强排除在美洲之外。

“门罗主义”既是美国国内实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巧妙地迎合了当时拉丁美洲革命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当时拉美各国都进行反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的“门罗主义”将自己塑造成拉美民族独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门罗总统宣称，美洲政治体系“本质上有别于”欧洲政治体系，在这种精神下，他警告欧洲:“我们把欧洲在西半球扩展其体系的任何企图都视为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就在道义上赢得了拉美各国的赞同和支持，从而在对抗欧洲的殖民势力进入北美过程形成不容小觑的力量。

而且，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充分体现了美国在美洲的地位。事实上，在美国提出“门罗主义”之前，英国为了保护其自身的贸易利益，避免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地位复辟，主动向美国提出，由英美联合声明以反对任何国家在拉丁美洲重新建立殖民统治。门罗政府拒绝了英国有关联合声明的请求，而是由美国单方面宣布了门罗主义。由于其本质与英国反复辟方案一致，因此它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但借此机会出台的“门罗主义”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充分展现了美国在美洲的态度，即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所强调的，在美洲的问题上美国有足够的发言权。

而在具体实践中，美国以高度的灵活性运用“门罗主义”，为其在美洲的扩张服务。当英国入侵拉丁美洲之时，美国并没有用“门罗宣言”进行对抗。而且，在英国与美国关于俄勒冈的争议问题上，美国甚至不惜做出重大让步。当时美英关系几乎演变到战争边缘。美国坚持对整个俄勒冈的领土主权，认为“美国必须重新占领俄勒冈”，英国针锋相对地回应，“我们有决心并且准备去保卫对俄勒冈的权利。”但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以1846年6月15日美英缔结《帕克南条约》和平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顾及美墨战争，美国急于同英国解决争端。

这一时期，双方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解决了争论最激烈的俄勒冈和缅因边界纠纷，1850年又签订了两国共同开凿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规定两国均不得谋求独占权和设防权。这也意味着，在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英国的势力和影响真正排挤出西半球的时候，美国在事实上不仅承认英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存在，而且与其形成了相互妥协的合作关系。

这些充分表明，“门罗主义”实质上就是从美国延伸到美洲的“孤立主义”，它以务实的精神和态度追求与国力相匹配的扩张自由，当实力不足于影响美国之外的地域时，它表现为强烈的保守性，要求美国埋头国内的建设；当实力有了一定的壮大但尚未达到影响欧洲时，它既与欧洲大国保持距离同时也不乏灵活的妥协与合作。正是通过“门罗主义”的提出和实施，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对美国影响深远的孤立主义的特点：第一，孤立主义适用的历史时代是在美国羽翼未丰、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总体上是强调防御的保守性政策；第二，孤立主义适用的领域是政治纷争，并不适用于经济贸易，也不排斥军事手段；第三，孤立主义适用的范围并不确定，它保持着与其实力相匹配的灵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