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直是一位恃才傲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学家。“狂”曾让他吃过大亏，可这大亏却也在让他看清一群所谓教授的嘴脸，也同时让他看清了终生恩师吴宓的高尚为人。
钱钟书23岁这年，即1933年，他即将在清华毕业，外文系的教授力劝其继续深造，却被他以没有人有资格教他而回绝掉。
五年后，钱钟书自欧洲留学归国，西南联大决定破格聘用他为外文系正教授。按理，此时的钱钟书年仅28岁，这个年岁能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当是幸事。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钱钟书却相当不以为然，他只教了一年就决定离开了。离开时，钱钟书轻狂的叫嚷，认为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教学质量太差。吴宓太笨拙、叶公超太太懒惰、陈福田太俗气。
这一次“狂”，大约是钱钟书所有“狂”中最“狂”的一次，他这一声喊，直接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三位梁柱级人物一棍子打死了。
正是这一次的狂妄令他付出了大半生的代价。从钱钟书的年谱可以看出，他虽满身的学问，早年自西南联大出来后，却一直辗转在名气等各方面都低于清华的学府任教。比如，国立蓝田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校等等，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任教。这正是拜钱钟书“发狂”时骂过的两个人所赐，此二人，正是前文被钱钟书称作太懒、太俗的叶公超、陈福田。
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后，当时的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发电报挽留他。可钱钟书却始终没有收到这封电报，也就是说，这份电报离奇消失了。
同这封电报一样离奇消失的， 还有1941年清华寄给钱钟书的聘书。这一年暑假，钱钟书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在他得到清华将重新聘用他的准确消息后，他便辞职在家中等聘书了。可左等右等，等到学生都拎着包开学了，钱钟书也始终没等来清华的聘书。消息确切，聘书却未来。第一次寄给钱钟书的电报如果是意外丢失，那么第二次呢？显然不可能是意外。
思来想去后，钱钟书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定是有人从中作梗。
后来钱钟书终于明白这背后作梗的人是谁了。他对这样的结果并不赶到意外，但让他无法想到的是，被自己骂作太笨的老师吴宓却真心实意的在维护他的声誉。
就在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陈福田和叶公超竭力反对聘用钱钟书时，吴宓却在为自己的学生据理力争。他甚至还公开斥责他们二人度量不广，说来，同样是被钱钟书骂，三人反应却是两样，真的是度量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里，钱钟书无疑是被“报复”了。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最终，钱钟书虽一直在小学校里，却从未停止对学问的严谨考究，他甚至还就此开创了一条文学之路，他的《走到人生边上》、《围城》等都出自他在清华之外的岁月。
终于，1949年，钱钟书再次被聘请回清华任教。经历过聘书的无故失踪，钱钟书看透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他更看懂了老师吴宓。因懂得，所以越发感恩。钱钟书对吴宓的感恩里，还比寻常人对老师的感恩多了一份惭愧。吴宓欣赏钱钟书对学术的严谨态度，他甚至认为他对所有人的看似轻狂的举动和评价，都只是他对学术严谨至较真、痴迷地步的体现而已。
这样的宽大胸怀让钱钟书感动。后来，吴宓女儿请钱钟书为其父遗作《吴宓日记》写序，他欣然应允，翻开书，赫然可见钱钟书对吴宓说的话：“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
看过杨绛先生《我们仨》这本散文集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杨绛先生眼中的钱钟书是如此的温柔谦和，即便是两人在那段悲惨的时期也仍然没有熄灭对生活的希望。年轻的钱钟书轻狂过，但正是这种轻狂让他看到了自己恩师的为人和对他无限的提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钱钟书现在在见识了吴宓的人格魅力后，能够尊师重道，也就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大作家。这样一对师徒，怎么会不羡煞旁人。
参考文献：
《钱钟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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