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晓莉
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身后，身穿长衫、银髯飘拂的老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张澜。同时他又以“民盟”主席的身份，欣喜地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民盟主席张澜
敢于抗上，被誉为“川北圣人”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任教，被任命为教务长。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
在赵尔丰任四川总督时，四川人民组织了保路运动。川汉铁路原是由清光绪皇帝御批民办，铁路公司股金是由四川全省田赋附加税筹集的，四川老百姓都是名义股东。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转而以路权作抵押，向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国借款，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对此，四川人民不同意。五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大会，各县都派代表参加，张澜被推为南充县代表。会后，全省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都市民罢市，学生罢课游行，声势浩大。
赵尔丰为镇压这一运动，假意把张澜等九位代表“请”到督署内，等他们刚一进花厅，伏兵便冲出将他们拿下。当其他代表惊恐万状时，只有张澜无畏地与赵尔丰当面抗辩说川民保路有理，气得这个总督大叫“张澜太横强！”随后，九位代表被关押。
代表们被捕后，成都市民围住总督衙门，要求释放代表。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向民众开枪， 死伤40余人。惨案发生后，保路同志军、学生军、以及部分反正的新军约十万人，将成都团团围住。清政府急命湖北的新军，兼程进川镇压，这就造成了武汉的防务空虚，给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丰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释放被捕代表。
民国成立后，张澜被选为国会议员。袁世凯当了皇帝后，解散了国会。蔡锷举兵讨袁时，张澜宣布川北独立。时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蔡锷任命张澜为嘉陵道道尹。他到任后，努力收编安置散兵游勇；采取有力措施，肃清盗匪，惩治贪污；并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经过大力整顿，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的风气。张澜因此更受人民尊敬，被称为“川北圣人”。
不久，张澜又由嘉陵道道尹升任四川省省长。在他主政期间，家贫如故。夫人、老母及其他亲人，仍在家乡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其四弟曾请求在他的政府机关中谋一低职，遭断然拒绝，他谆谆相劝道：“我不能任用亲人，你在家中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
1920年，在担任四川省长一职位期间，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兵荒马乱的秦岭，前面来了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了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护送你过去。张澜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当时，南充军阀石青阳欲倒张澜，曾派人乔装暗访其家，但见“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窃物。”暗访者以实相告，石叹曰“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其高风亮节，连政敌亦无不钦然。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蒋介石借“追剿”之名派中央军三路入川。待红军北上后，仍然赖着不走，并控制省政，这使四川军阀刘湘十分不安。早年，刘湘当副营长时曾得张澜提携才发迹，此时他便向老恩师讨教对付蒋之办法。张澜说蒋介石既想消灭红军，又想铲除川军，要他同红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联络抗蒋。刘湘接受劝说，拿出白银20万两接济陕北苏区，并沟通桂系，一起与刚打过仗的红军化敌为友，并于1936年在广西达成了三方秘密的反蒋抗日协定。
抗战初期，张澜回到南充创办建华中学。他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坚持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当时，国统区学校的学生，一听到蒋委员长，就要起立或立正，这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体现。张澜对此十分反感。他说：“今后你们听此不要立正，随便坐着听就是了，现在是国家利益、民族存亡至上，这种立正行为是搞个人权威至上……”对他这种爱国民主办学方针，国民党地方当局很不满意。
当时，学校经费困难，这个消息被孔祥熙知道了，就托人向张澜表示，愿资助10万元。张澜立即婉言谢绝。客人走后，他的女儿张继延说：“孔祥熙有的是钱，与其拿给他的二小姐乱花，不如让他拿点钱给学校造福。”张澜沉颜正色地说：“我咋能拿这种人的钱呢？我要他的钱，就封住了我的嘴，决不能因小恩小惠就失掉了自己的立场。”
1940年夏，南充的国民党机关逮捕了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彭宏岩，受到牵连的建华中学3名女学生也被抓走，由专员陈开泗亲自审问。审了一天，一无所获。陈开泗搜查了3名女学生的书信、日记，偶然发现女生肖淑荃在日记中有几句进步言论，如获至宝，厉声问道：“肖淑荃，你老实交待，建华中学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是谁？”肖淑荃机智而迅速地答道：“是陈开泗。”审讯室满屋的人哄堂大笑。陈开泗十分恼怒，连呼“退堂！退堂！”
张澜得知学生被捕之事，第二天到专署要人，质问陈开泗道：“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是什么政策，是国共合作，还是反共防共？”陈开泗狡辩地说：“是合作防共。”张澜当即骂道：“既然要合作，你到处抓他们，这有合作的诚意吗？再说，你抓我的学生，说他们是共产党，也没证据，请你把人放了吧！”陈开泗无奈，只得放人。
国共谈判，站在共产党一边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时，陈立夫曾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没去。
在重庆，张澜借住在朋友鲜英的住宅——特园，这里是民主人士在重庆聚会和议事之地，董必武赐名“民主之家”，冯玉祥手书题匾。8月30日上午和蒋介石会晤后，毛泽东下午登门拜访张澜。
毛泽东到了特园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张澜当时就愣了。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泽东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他感慨万分，当时就对毛泽东非常崇敬。
毛泽东走后，张澜对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张澜一向谨言慎行，可是这次却断然做出了结论。
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毛泽东一听，称赞他是名不虚传的“川北圣人”，“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当日晚，张澜就写好了公开信，这就是9月18日重庆报刊上发表的《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在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为第三方势力。共产党为争取民盟站在自己一边，毛泽东多次找张澜谈话，几次长谈后，张澜完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在召开旧政协会议前，周恩来与张澜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一致行动。当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时，张澜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7年3月，国民党驱逐中共和谈代表，同年10月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勒令自行解散，否则便行逮捕。民盟的解散，对全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张澜对此曾沉痛地解释：“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许多民盟负责人避往香港后，国民党当局称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国境”，这反使他更坚信第三条道路走不通，跟随共产党才有希望。张澜此时年近八十，重病缠身，国民党却把秘密参加民盟的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捐来的大批经费全部转移，以致其无钱就医。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之名，收他免费入院。而国民党男女特务则化装为医护人员轮班去监视。
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求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张澜明确地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想杀害张澜，但又考虑到其他原因，蒋介石给特务下令先不要动手。
1949年3月5日，民盟总部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害怕张澜、罗隆基北上，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疗养院抓捕他们。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经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把张澜、罗隆基住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
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阎锦文晚21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上的一艘轮船上，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艘船。阎锦文来到张澜房间吼叫着要带人走时，张澜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阎锦文只得告诉罗隆基他是受杨虎委托来救他们的。罗隆基问道：“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证据，急得手足无措。双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罗隆基忽然想起杨虎的太太，便立即与其通话，得到确认后张澜才放心。
杨虎当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想投向新政府，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等人，而负责看守的阎锦文又正好是他亲信，因此张澜和罗隆基才被救出。
艰苦朴素，深受毛泽东关怀
张澜到北京后，毛泽东亲临住所请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张澜以年老推辞，毛泽东却说：“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新中国首任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党外人士，民盟主席张澜便是其中之一。开国大典前，按照周恩来的亲自指示，有关方面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先生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毛主席看到他穿的长衫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随后，他吩咐人也给张澜送去一身呢制中山装和大衣。张澜却始终放在箱子里，去世后家人还给了国家。其女在东北学习毕业后，想利用父亲身为副主席的关系调到北京，也受到其严厉批评。
被选为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后的张澜，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将夫人及儿女从四川迁到北京。当时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可是张澜拒绝了，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委实太大了，房屋也委实太好了。后来，他亲自选择，终于合家团聚在一处小小的旧陋的宅院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张澜晚年时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张澜担任国家副主席后，工作繁忙，每天早上8点钟去中南海上班，经常要到晚上9点或10点钟才回家休息。日子一久，毛泽东发现张澜年老多病，身体虚弱，劝他不要天天上班，在家多休息。外国元首和国庆观礼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中药和滋补药品，毛泽东都派人送给张澜。有一次，毛泽东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送给他的6支100多年生的野人参分送了两支给张澜（张澜逝世后，这两支人参由他女儿张茂延捐赠给了四川省中药研究所标本室）。毛泽东还抽调他的卫士小高来作张澜的警卫员，并吩咐把六国饭店的炊事班长老宋调到张澜家作炊事员。
中国政府在决定抗美援朝前，张澜曾提议，中国刚结束多年战乱，应该休养生息，不要介入外战。可是当时在苏联的压力下，中国只能出兵，后来朱德来给张澜做工作，动员他要服从大局。张澜就说，要是中央定了，那我就带领民盟坚决抗美援朝。张澜从那时起就不吃肉了，所有攒下来的钱都用来买捐飞机大炮。
张澜对解放后的土改工作曾提出过不少建议，他认为，东北“土改”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因为那时全国没有解放，过火可以理解。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么强大，是不是不杀、少杀？能不划成地主就不划成地主。当时他在会上讲这个话，有人当场就站起来，喊“打倒地主阶级！”毛泽东、周恩来马上就制止了那些人，并让张澜出去休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政府接受了他的一些意见。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了争执，毛泽东当面斥梁漱溟“反动透顶”，在场的张澜神情庄默，未发一言。若在以前张澜是会站起来当面提意见的，但当时由于气氛紧张他没说。第二天，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历数梁漱溟的贡献，坦言为梁申辩：“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他希望毛泽东网开一面，保留他政协常委的待遇。毛泽东接受了张澜的建议。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逝世，终年84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的张澜灵荫守灵一小时，并向张澜的夫人刘慧征及其子女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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