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部族和殷商的矛盾由來已久，隨著姬周部族的日益壯大，周成為西方諸侯之長，這終於引起了商代統治者的警覺，最終，季歷被商王文丁軟禁絕食而死。季歷的死並沒有打斷姬周的發展勢頭，相反，他的兒子姬昌在各地網羅人才，明德慎罰，重視生產，姬周有實力不斷蠶食殷商的諸侯國。
在公元前1046年的正月，姬發率領天下諸侯兵馬五萬直衝朝歌。此時，商朝大軍剛剛戰勝東夷，尚在迴歸朝歌的路上。商紂王大驚，緊急徵調十七萬奴隸及戰俘，派往朝歌城外迎戰姬發。
雙方在牧野展開對決。不料，那些奴隸及戰俘紛紛倒戈，引領著周武王的軍隊衝入城中，商紂王見大勢已去，在他往日尋歡作樂的鹿臺自焚而亡。自此，商朝滅亡，大周興起。
周代商，是一起尋常的朝代更迭，但是，這裡面的歷史意義卻不僅僅侷限於改朝換代。
1、打破占卜，擁護“天命”
當年，周文王被商紂王拘役於羑里的時候，將《易經》推演為六十四卦，這一成就，使周朝蒙上了濃重的神秘色彩。
實際上，文王的《周易》和整個商朝的占卜氣氛比起來，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就目前發掘到的文物而言，有兩樣可以代表商朝文明，一個是青銅器，另外就是甲骨文了。
商代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非常發達，但是其用途無非兩個，主要是祭祀，其次是酒器。透露著濃重的宗教色彩。而甲骨文則是用來記錄占卜之事。
生活在商代統治之下的姬周，其行事風格自然深受影響，凡軍國大事，皆需占卜。姬周在諸多方面也確實存在“問天”行為。但姬周與商朝不同之處是，姬周表面上奉行“占卜”，在遇到重大決策時，往往會根據形勢而靈活變通。
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為試探自己的影響力，在孟津舉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許多諸侯聞風而動，皆來參加。演習時，一條白色的大魚躍入旗艦，殷商崇尚白色，此舉被認為是商朝滅亡的徵召，然後又有一顆紅色流星劃過長空，圍著武王的營帳盤旋，經占卜，認為是吉兆。
孟津觀兵，雖然有八百諸侯響應，但武王掂量自己實力，覺得還是不如紂王，於是繼續積蓄力量，等待滅商時機。
兩年後，滅商時機來臨，按照慣例，戰前必然要占卜，連佔三次，皆為大凶。姜子牙勸諫道，“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於是，號召天下諸侯共討紂王。
行軍過程依然充滿了“凶兆”，比如共頭崩塌、旗杆折斷等，皆被姜子牙及武王以眾望所歸、天命難違為由“糊弄”過去。
到了朝歌城外的牧野，五萬對十七萬，兵力懸殊，且天氣惡劣，在這種“大凶”徵兆下，“天命”果然取得了勝利。
因此，周代商，這其實是一個對抗殷商“占卜”政權的過程，更是一個人心向背、擁護天命的經歷。這對於周代傳統哲學觀的創建提供了現實依據。
2、建立周禮
公元前638年，曾經的前朝子民------宋襄公與楚成王為爭奪中原霸權，宋楚兩軍在泓水遭遇。早已列好陣勢的宋軍，本可以趁楚軍剛渡河、半渡之時、上岸未穩予以攻擊。但打著“仁義”旗號的宋襄公一定要等楚軍準備好才發起衝擊。
宋軍不敵，宋襄公身受重傷，於次年不治身亡。後世在評價這段戰事的時候，難免嘲笑宋襄公的愚蠢。
其實，宋襄公的這一系列操作，在當時是完全符合“軍禮”的。
周代商後，武王姬發的弟弟周公旦推出了“禮樂”制度，根據《周禮·春官》記載，其內容主要包括：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三千年前就是禮儀之邦了。
嚴格說來，這些禮儀不是周代所創，它們在殷商甚至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它是在周代形成了一個獨立運作的體系。這些“禮樂”，其實就是對人們行為規則的一些定義，它的本質目的是周代統治者出於治理社會的現實需要，因此，站在這個角度上講，周禮是劃分社會等級的一種標準。
舉個例子，天子和諸侯的祭祀，其祭品就不同，飲食亦是差距巨大。天子可以每天吃羊肉，諸侯只能逢初一十五。
此外，周禮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周代，其影響至今。比如，拿葬禮來說，出殯當天摔碗、扛招魂幡的一定是長子，這其實就來源於周禮的嫡長子制。
結語
商代統治者凡事皆問神，站在這個角度上講，商朝政權本質是一種宗教和神權的結合體。周代商後，打破了政教合一這一傳統，雖然周代統治者依然會占卜，但他們不會完全決斷於占卜，而是會根據實際形勢作出判斷，而周禮體系的推出，正好填補了宗教、神權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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