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環境將發生深刻變化，既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衝擊，也面臨著國內經濟社會深刻轉型的挑戰。同時，我國在超大規模市場、要素供給、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等方面也有一些有利條件和因素，將會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革，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將對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多變急變，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湧動躁動，全球投資貿易格局、科技創新格局、金融貨幣格局以及元治理體系等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
從更深層次上來看，最大的變局是中美兩國競爭合作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已經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中美經濟關係從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轉向了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新格局。中美之間的全面競合將成為貫穿“十四五”甚至更長曆史階段的大概率現象，這既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格局帶來重要影響，也給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造成外需增長難度加大，拓展內需市場將成為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受貿易保護主義、經貿摩擦等因素影響，外需緊縮有可能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常態。出口緊縮與國內去產能、去槓桿等產生疊加效應，將給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帶來較大壓力，部分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地區、園區和企業面臨的轉型壓力和風險加大。與此同時，依託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拓展內需市場空間將成為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二是發達國家對我國芯片、集成電路、高端軟件等“卡脖子”技術的封鎖力度加大，在加大我國產業鏈安全風險的同時，也為我國關鍵領域技術突破提供機遇。根據《科技日報》(2018) 梳理的35項“卡脖子”技術清單，我國在光刻機、芯片、操作系統、觸覺傳感器、真空蒸鍍機、航空設計軟件、微球、核心算法、鋰電池隔膜等基礎零部件、關鍵材料、先進工藝、產業技術等基礎領域與國外差距較大。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 以上的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一旦發達國家“斷供”，將對我國產業鏈安全帶來巨大風險。著眼於建立自主可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我國將探索新型舉國體制，加大提高研發創新投入力度，全面加強核心技術攻關，加快研究實施關鍵零部件、核心技術的可替代性措施，力爭在自主可控方面實現突破。“卡脖子”技術進入集中攻關期，將會為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創新引領提供更多可能。
三是部分產業外遷或轉移步伐加快，對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諸多不利影響的同時，也為我國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參與國際分工提供契機。受發達國家推動再工業化，部分新興經濟體加快製造業發展等“兩頭擠壓”以及中美經貿摩擦、國內製造業成本快速上升、環保約束強化、“脫實向虛”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紡織服裝、橡膠輪胎等傳統產業領域出現了部分企業加速向外轉移的現象。部分跨國企業開始訂單轉移或考慮產能外轉，佈局新建海外工廠，對我國製造業穩固產業鏈帶來一定衝擊。同時，一些要素成本驅動型產業鏈的外遷為國內產業高質量發展創造了“騰籠換鳥”的條件，使得經濟發展的空間資源和要素資源得到更加優化配置。一些企業推進全球化佈局和經營，是成長為跨國性大型集團的運營需要。此外，通過對產業鏈兩端的原料資源、設計研發資源、品牌資源和市場渠道資源進行全球範圍內的垂直延伸和掌控，有助於構建以我為主的優勢產業供應鏈，帶動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
四是國際經貿規則調整步伐加快，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面臨巨大壓力的同時也迎來新的機遇。“十四五”時期，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規則調整壓力加大。一方面，我國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保護知識產權、削減國有企業補貼等諸多方面將面臨來自美國的高標準壓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同步面臨其他發達經濟體效仿美國提出的類似“公平貿易”的要求。與此同時，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結構和規則進入調整變革期，“華盛頓共識”的影響力漸失，G20取代G8成為全球宏觀政策磋商和協調的核心機制，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擁有了表達意見的合法渠道，全球經濟治理從原有的西方治理模式開始轉向由發達國家主導、新興經濟體參與的“東西共治”模式，客觀上也為我國由國際經濟秩序的被動接受者向參與塑造者轉變，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創造了重要的歷史性機遇。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必要的科技和創新要素支撐
以5G、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人類發展更加註重綠色、低碳、健康、智能、品質和便利，這與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和要求基本一致，更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創新要素支撐。例如，近年來， 隨著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突破和廣泛應用，數據正在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促進智能製造、創新設計等新的製造模式以及服務外包、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新的商業模式快速發展。生物技術正在進入產業化階段，基因組學、再生醫學和合成生物學技術正以比“摩爾定律”更快的速度發展，生物技術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創新技術集群之一，向農業生產、工業製造、醫療健康等領域廣泛滲透，正引發產業發展深刻變革。新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經濟性不斷提高，太陽能電池轉化效率大幅提高，2018年已達到26.3%，比10年前提高超過10個百分點，成本卻大幅下降，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和節能環保產業快速發展，低碳經濟成為綠色復甦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先進製造技術取得重要突破，特別是工業互聯網作為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的產物，日益成為新工業革命的關鍵支撐和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石，正驅動工業經濟由數字化向網絡化、智能化深度拓展。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多年的發展， 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績顯著， 產業各領域各環節的技術突破進一步加快， 部分領域取得重大創新成果，“兩彈一星”、雜交水稻、胰島素、青蒿素、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實現了產業技術水平由“跟跑”為主向跟跑、並跑、領跑“三跑”並存轉變。以我國自主研製的復興號為代表的高速動車組整車性能及關鍵系統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5G必要性專利數量全球第一， 人工智能算法不斷創新迭代，具備引領全球的堅實基礎。生物醫藥領域實現局部突破，青蒿素抗虐機理研究、抗藥成因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量子保密通信、超級計算機、載人航天、射電望遠鏡、北斗導航、深空深海深地深藍探測等領域成果豐碩。我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競爭格局正在從梯隊追趕轉化為局部同臺競技，許多重大創新處在世界攻堅突破前沿，許多重大問題需要獨創研究解決，追隨者開始向領路者轉型，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創新支撐越來越強。
供給結構和要素優勢加快轉換，將會增強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和豐富資源優勢，大力促進加工貿易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帶動了電子信息、紡織服裝、機械製造等一大批行業的發展。隨著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削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工程師紅利”轉變，我國產業發展將向更多依靠知識資本、人力資本和資金技術密集型轉變，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行業將不再是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而人力資本投入則會明顯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上升，機器替代人工進程加快，品牌、專利、研發、設計、科技、信息網絡、軟件、數據庫等知識資本在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大作用，為產業高質量發展夯實重要的基礎條件。
一是大力培育知識資本競爭優勢有望催生大數據、軟件、教育培訓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大力培育知識資本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轉換，我國製造業將向信息技術深度應用、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個性化定製方向發展，人力資本投入會明顯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上升，將會催生軟件、大數據和教育培訓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
二是大力培育技術競爭優勢有望催生研發服務、知識產權服務、專利交易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加快培育技術競爭優勢，我國技術研發投入將顯著增加，帶動科技研發服務業及其相關的知識產權服務、專利交易、成果轉化等行業發展。各種互聯網+知識產權服務新業態也快速發展，比如豬八戒網通過互聯網提供知識產權服務和創意服務，利用“眾包”的方式轉化商業價值，目前已發展成為我國最大的眾包服務平臺，註冊用戶超過1600萬，年交易額超過200億元。
三是積極培育資金密集優勢有望催生新型金融、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國家鼓勵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發展，並對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等創新活動的天使投資給予稅收優惠，也會助推相關產業快速發展。
四是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倒逼產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我國長期以來依賴的低成本、高消耗的粗放發展模式造成了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環境的嚴重汙染和效率低下，資源環境約束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硬約束。為應對資源環境瓶頸約束，大力發展節能環保和新能源等產業，轉換髮展模式，將會推動“十四五”產業發展朝著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方向演進。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煤炭生產國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 推動資源能源節約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等所涉及的節能環保裝備、產品和服務業將迎來快速發展機遇。預計到2025年產業規模可突破10萬億元，將成為產業發展的新亮點。能源低碳化發展將會促進核電、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和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催生產業綠色低碳化發展。根據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數據，到2025年，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產值規模有望達到5萬億元左右，成為帶動經濟綠色轉型的重要力量。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充分發揮和市場需求潛力的持續釋放，將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廣闊空間
當前，我國正處於需求結構劇烈變動的新時期，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人口結構變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等將會顯著改變原有的需求結構，從而推動相關產業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超大規模市場正在成為我國新的比較優勢。傳統產業規模擴張主要依靠低成本生產要素，新的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則主要依靠在超大規模國家基礎上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 它將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可與飛速發展的信息化、網絡化結合，成為推動重大的技術進步和結構變遷的主要力量。
一是服務類消費佔比明顯上升將帶動文化娛樂、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等新興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近年來，我國消費結構持續升級，消費結構逐漸從生存型向發展享受型升級，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工藝、性能變得“挑剔”， 個性化需求、體驗性需求、精神文化消費和品牌產品需求日益增加， 客觀上促進了文化、娛樂、教育等相關服務消費需求的擴大，文化旅遊、教育培訓、養老健康、休閒娛樂、電子商務、信息服務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二是老年人口和嬰幼兒這兩類人群特定消費需求增加，將會催生出與之相關的產業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據預測，到2025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 億人，佔總人口的比重超過20%，蘊含著巨大的養老服務和醫療健康服務需求。老年醫療保健、老年護理服務、老年休閒、老年旅遊、老年教育以及老年用品開發等行業發展有望成為新的消費熱點。“全面二孩”等政策的調整帶來的新生兒增加， 將會帶動母嬰醫藥、奶粉等初生嬰兒用品以及兒童服飾、傢俱、童車、玩具等市場需求增長，推動與兒童成長相關的動漫、嬰幼兒教育等產業快速發展。
三是推動產品升級的機遇，人們對個性化、高品質、多樣化產品需求增加，將有助於促進相關領域產業高質量發展。人們對於食品安全、綠色健康的要求提高，將會給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帶來新機遇。消費朝著智能、綠色、健康、安全方向發展，將會給智能化可穿戴設備、新型診斷儀器設備、健康管理等行業發展帶來契機。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人們消費習慣的改變，我國互聯網新業態快速發展，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網絡租車等互聯網新應用也加快湧現，正展現出廣闊前景和巨大潛力。
新一輪深化改革開放持續推進，拓寬產業高質量發展空間
為了適應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需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國持續深入推動改革開放，將會極大釋放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加大吸引外資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力度，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拓展新的空間。
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破除制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這將有利於更好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提升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和效率，為產業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在此基礎上，新一輪深化改革的許多方面都會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比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於解決產能過剩的矛盾，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加快推進基礎和壟斷性領域改革，放開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和電信等行業的准入限制和門檻，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形成行業內競爭的新局面，將有助於產業高質量發展;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有利於改變地方政府對賣地收益的依賴，減弱地方政府熱衷發展房地產業的衝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有利於打破金融部門的壟斷地位，推進金融產業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增強金融企業支持、服務產業升級的作用;加大破除制約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鼓勵多種形式的混合經營，加快醫療、健康、教育、金融等領域對民間資本開放，有利於金融、醫療、教育等服務業領域產業新增長點的形成，等等。
二是支持政策不斷優化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為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國家持續出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製造強國、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軍民融合、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等一系列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推動加快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等，推動中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這些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實施，將會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
三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促進產業高質量發展。我國以加快推動WTO必要改革和高標準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抓手積極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和經濟治理，加快推動與周邊地區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放合作，爭取同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大國、主要區域經濟體和美歐發達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構建金磚國家大市場、新興經濟體大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大市場等，有助於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支持國內產業高質量發展。
(作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盛朝迅)
閱讀更多 大眾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