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川記憶」銅川方泉小學的前世今生

銅川方泉小學的前身：同官縣立大成街小學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考進了同官縣高級小學。在當時，全縣先後成立了三個高級小學。同官縣城高級小學稱之為“一高”，陳爐鎮高級小學稱之為“二高”，黃堡鎮高級小學稱之為“三高”。同官縣城的這個“一高”隨後改稱為“同官縣立大成街小學”。

從這個學校上學開始，我便使用了父親所定的“亞文”這個學名。到同官縣城上學讀書，對我這個距縣城15裡的鄉村孩子來說，可以說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因為家鄉有句諺語說：“離城一丈，就是鄉棒”。所以我這個“鄉棒”要到同官縣城去上學就必須得打扮打扮。於是，母親便把大哥在外地上學時穿過的一件有三個兜的中山服上衣，為我改做了一件制服。制服穿上到也非常洋氣，但腳上的鞋雖然也是新的，可襪子卻是用白粗布做的。儘管沒有穿上一雙所謂線織的“洋襪子”，但我還是高高興興地進城上學去了。

同官老縣城，是個城區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的四方四正的磚包城。縣城除了四座城門外，在東南角城牆上還有一座亭子樓。每每進城走到轉彎處的三里洞時，我首先就看到那座高於城牆的亭子樓了。現在回憶起來還真有點幼稚可笑，每每快要進城的時候，我的渾身就緊張的不得了。以往曾跟隨大人們到縣城裡跟過幾次會（當時把進城趕集叫“跟會”） ，每次進城門時，看見那兩個在城門口揹著槍站崗的“糧子”，我心裡就感到害怕。這種懼怕心理，直到我進城上學以後，還持續了很長很長時間啊。
同官老縣城建立在漆水河西畔，在濟陽山、印臺山和北山之麓。縣城依據那地勢險要的三座大山，居高臨下，直扼同官縣的咽喉。縣城北面的山頭和山坡住滿了人家。印臺山、北山的旁邊還有一座同官“宋塔”。同官宋塔以青磚砌成，平面為六邊形，外觀七層，高十五米，其層次由下而上逐層遞減，外形為多層密德式枋木結構式建築。塔的頂端有鐵剎，塔剎由仰復蓮座，覆和相輪、寶珠等組成。同官宋塔依山而建，位置較高，站在塔旁眺望，縣城景觀盡收眼底。
同官宋塔的臨近處，還有座關帝廟。廟內因有一兩個道人常住，所以香火不斷。縣城的四個城門上各有小城樓一座。東門外一片菜園，西門外有一口大泉，南門外水磨旋轉，北門外騾馬市場熱鬧非凡。城內街道規劃整齊，瓦房鱗次櫛比。南街和北街是商店，西街是衙門，東街屬郵電。除了文廟與城隍廟外，城郊還有泰山廟、三里洞和孟姜祠等名勝。

我們的大成街高級小學座落城內東南角的大成街上。文廟在此，孔子聖位在此，故街名“大成”，校名“大成街小學”也理所當然。大成街小校是當時同官縣頗具規模的公立正規高級小學。學校有寬闊的宮殿式的油漆紅柱大門，環境優雅而清淨。校門前是寬廣的公共體操操場，與校內的建築設施相協調。走進學校大門，一條筆直的道路像中軸線一樣，把學校房舍對稱地分割在兩旁。走過學校最前邊的一段院落，首先看到的是分列在兩旁的校長室和管理室。再過一個院落，兩旁則全是整齊的校舍。登上面對校門的三個臺階，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穿衣鏡屏風，屏風彷彿隨時都在檢驗著每個人的儀容儀表。我每每經過這座高大的屏風，都會自覺不自覺看看鏡子裡的自己。越過屏風，是一座別緻的校園小廣場。靠牆的兩旁，各是一條有著木柵欄並帶遮簷的寬走廊。兩廊之間的廣場院落，全以青磚鋪地，平滑而整齊，這裡是學生集會活動的場所。兩廊的背面是學生宿舍，宿舍東稱“和平村”，西叫“奮鬥村”，再沿中軸線上兩個臺階，則是一座過廊，過廳的兩旁排列著四座刻著小格木花門窗的教室。穿越過後廳，是一座小院落，那裡是教師辦公室和教職工宿舍。學校的最後面是校內體操場。操場的正對面有一座戲臺，戲臺是唱歌和演劇的地方。操場上的設施不多，主要有籃球和網球兩種，後來還增設了興時起來不久的棒球。至於跳高跳遠賽跑就隨地挖個坑立個杆杆畫個線線就成了。從學校的佈局看，這是一座專門修建的規範性的學校，不是通常舊址新所改建的。但我感覺到，唯一美中不足之處的是宿舍“奮鬥村”附近的廁所，不只是因為它建立在文廟大成殿的背牆後，更重要的是那一帶髒亂不衛生，還因為那裡聽說曾經死過一個學生。因此，同學們都很討厭那塊地方。 大成街小學是個完全小學，按當時的教育制度規定，實行的是“高三” “初四”年制。“高小”有春、秋兩季，我上的是“秋三零級 ” ，即民國三十年秋季畢業的一個班級。學習的課程有國語、算術、常識、遊唱、體育、工藝等。“高小”最後一年還加有珠算一門課。學校每座教室裡，除了正面牆上懸掛孫中山的遺像外，還張貼有“總理遺囑 ” 和“教育宗旨” ，這兩個東西的內容都要求學生熟背，所以幾十年來，我還未曾忘掉。總理遺囑的內容是：

孫文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

教育宗旨的內容是：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實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髮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我在大成街小學上學時，正值抗日救亡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之際，雖然在教學內容上還無其他改變，但學校裡的抗日氣氛卻是很濃很濃的。老師們除積極負責教好所學課程外，還盡力支持學生做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校長任忠傑是全縣有名望的教育家，老師們都是教學時間很長、教學經驗極為豐富的中年知識分子，像教國語的張文解先生。教算術和珠算的老師也是我們學生極為尊敬的老學究。這裡特別要敘述一下鄭子才老師。鄭老師是山西省人,估摸將近四十歲了。鄭老師的衣著整潔、辦事利索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鄭老師經常穿著多紐扣的黑色馬褲，頭戴呢禮帽。帽簷總是遮蓋著他的前額，看起來似乎快要掉下來。因為鄭老師還是我們班的課任教師，所以，鄭老師經常對我們說：“低戴帽子的人是最愛交朋友的人。”我現在還不知道這句話有沒有道理。鄭老師代全校的體操課，他精神飽滿，行走敏捷，言談做事有時竟像一位朝氣蓬勃的青年。黎明時學生出早操,鄭老師從來都是第一個到場。“立正——”，鄭老師那一聲清脆、幹練而尾音拉很長的口令，立即劃破黎明前的寂靜長空，全校幾百人吵喳的學生隊伍也就立刻變得鴉雀無聲了。接著，他手執那根藤條教鞭，快速地跑動把早操隊伍整理為“一字型”一條線。跑步完畢，走正步時，鄭老師便領導我們唱起了“大刀進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當唱到最後三個“殺”字的時候，同學們都聲嘶力竭地怒吼，簡直可以說是同仇敵,殺聲連天。此時，我們的鄭老師是那樣的可敬可愛。當時我常常在想，鄭老師為什麼總是那樣的精神充沛？鄭老師是我“高小”階段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師，遺憾的是，鄭老師他那黃瘦的老婆卻是一個吸食鴉片的“大煙鬼”。我幾次回鄉探親，都在打聽鄭老師的下落，但無人知曉他的去向，也許，鄭老師早已經離開了人世。

在上“高小”的這階段中，我同樣經歷了許多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令人難以忘懷。於是我得將它們記述下來。

我到城裡上的“高小”的頭一個學期，親眼看到一次縣太爺“打板子”的場景。那是一個才開學不久，還未正式上課的深秋下午，不知怎的，在學校傳出了縣長下午二堂審案要“打板子”的消息。於是，我們一夥同學就直奔縣衙門而去。我記得在大堂之後的二堂,小個子的縣長站在臺上，他那個大個子的護兵掛著盒子槍站在一旁。縣長一聲令下“重打五十”後，幾個穿黑軍服的“差人”把那個犯人拉到一個小長方形的木凳子前單跪下，那條木凳中間有四根窄皮條穿過四個小孔通過凳面，犯人的一雙手的四根長指頭被套在四根皮條中，從凳子下面拉直綁緊。另一隻手被反綁在身後。有兩個差人按著犯人的肩和頭，另一個差人手執三尺長的厚木條板子，快速地打著犯人被綁死了的手掌，口裡有節奏地喊著“一、二、三、四、五…一十!”這時犯人叫苦連天,請求燒命。據說，差人打得輕重，要看犯人綁在身後那隻手的手指如何表示，大概是暗示給多少錢吧。這個場景就像戲臺上的縣太爺打板子,這是我一生唯一看到的一次。

我進入同官縣立大成街高小上學之時，正是蘆溝橋事變一週年的過後不久,雖然一年之內，半壁河山已淪入敵手，但是全國人民的抗日意志依然頑強，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抗戰到底!”“誓死不作亡國奴”的口號響徹雲霄。在秋季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傳來了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投敵賣國的消息。汪精衛逃到越南，發表投敵電，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我記得當時老師給我們讀著一篇討伐通電文章，其中有“汪逆兆銘，匿跡越南……,”等詞語，現在已經記不全了。汪精衛，字兆銘，投敵後在南京成立了偽政府，後來病死在日本,戰後未能受到審判，但他已成為鐵打銅鑄的歷史罪人和大漢奸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學校裡有了“西北青年抗敵後援會”的組織，我記得是白萌亭老師出頭,介紹我加入了這個組織，併發放發了一張“抗敵後援會”的會員證，這是一個進步的抗日群眾組織。在課餘之時，我們也上街貼標語，喊口號，宣傳抵制日貨，向人們宣傳二十九軍大刀隊的殺敵勇猛和八百壯士謝晉元團長保衛“四行倉庫”的壯烈事蹟。特別對那在炮聲隆隆中游過蘇州河為大樓守軍“八百壯士”送旗的女學生，我們佩得五體投地、熱淚盈眶，說了又說，講了又講。至於對臺兒莊、平型關的勝利，那更是大宣而特宣啊。每逢紀念日或節日，我們還出璧報演新劇。我記得演出過話劇《東北角的一顆炸彈》和秦腔新戲《張路投軍》等。
當時的同官縣城，由於所處環境和當時通訊條件等因素的限制，我們只知道正面抗日的國民黨戰場的一切，不可能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敵後抗日根據地戰場的情況。但我們學校的宣傳和宣傳的歌唱都是進步的，都是抗日的。我記得有相當一段時期，每天晚自習後，在學校兩廊小廣場舉行學生集會，大家高唱抗日教亡歌曲，歌聲激動人心,響徹同官縣城。“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拿起我們的武器刀槍，走出工廠田園課堂……。“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停歇一會兒，同學們又唱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之歌。我還記得，在一個寒風凜冽的夜晚集會中，大家唱起了“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同學們不是在唱歌，而是隨風怒吼，大聲疾呼，那同仇敵愾的氣氛，彷彿把我們帶到了那炮火連天、硝煙瀰漫的戰場。每每回憶起那激盪的場面,我就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開始的松滬抗戰，雖然堅持了三個月之久，但上海最終還是淪陷了。十一月國民黨政府宣佈由南京遷都重慶，十二月南京失守。雖有一九三八年的臺兒莊大捷，及六月掘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讓洪水橫流，但仍未阻止日軍繼續前進。接著“保衛大武漢”的口號響徹了全國，也波及到我們大成街小學的校園，為保衛大武漢,大成街小校又一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宣傳高潮。但在十月下旬,武漢三鎮還是淪陷了。日本帝國主義這時氣焰極為器張，四處狂轟濫炸，企圖使中國人民屈服，就連地處大後方的西安、蘭州也不時遭到日本飛機的空襲，特別是山西運城起飛轟炸蘭州的敵機，要飛越同官上空。所以，防空襲，避轟炸的“跑飛機”就成了學校當時的一件大事了。

當時，陝西各縣都已建立了防空電話通訊網，一但日本飛機飛過黃河，黃河邊上的白水、韓城、合陽等縣便立即電話通知同官縣。這樣,同官縣的空襲警報就響起了。警報大多是在夜晚九、十點鐘左右響起，偶爾在早晨也有發出警報的。回憶起那時的“跑飛機”，也是挺有意思的。敵機情報一來，設在縣城外印臺山上的三眼土炮就“咚！咚!咚!”地三聲報警，學校的代用警具“賣油梆"也緊鑼密鼓地“邦!邦!邦”地敲起來，而且是從前院一直敲到後院。這時,學校的一切活動立即停止，同學們像亂了營的螞蟻，爭先恐後地湧出校門，跑向東門外的菜園或山坡。不久，敵機的隆隆聲由遠漸近，從東往西，一飛而過。有時在有月夜的晚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三架、六架、十二架的機群，每三架一組，一前兩後呈等邊三角形隊形向西飛去。有人說每組前面的一架是帶有炸彈的轟炸機，後兩架是配有機關炮的戰鬥機。這些飛機飛得並不高，有時可以看到飛機上的“太陽旗”標誌，我們所做的也只能是蹲在地上憤怒地咒罵而已。飛機飛遠了，警報還不能解除，還得等待敵機返航，約莫半個小時，敵機轟炸過蘭州以後，返程歸來，直往東去。這時，印臺山上的三眼炮,只放一眼,“咚！”地一聲，就宣告警報解除，人們就開始從容地返回。但是,偶爾也有敵機剛剛返回,又有第二次警報響起的現象，這是第二批敵機的連續轟炸行動，好在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敵機的過境轟炸，斷斷續續，時松時緊，但還是持續了多半年的時間。時間一長，這種“馬拉松”式的“跑飛機”，對我們也習以為常了，又因為我們同官縣未曾捱過日本炸彈，大家逐漸把它當作“例行公事"了，甚至有個別人乾脆不出城不躲避了，而我們一些同學卻把跑飛機”當成玩耍的好機會了。坐在教室裡學習，多單調多悶人啊！“跑飛機”在城外，自由自在，在菜園裡還可以吃到老鄉清脆的圓茄蓮，躺在樹蔭下面可以有說有笑，雖然不具有詩情畫意的色彩，但陶醉在大自然裡總該是一種享受吧。

另外,要提到一點的是，當時縣城有放“午炮”的報時制度，就是每天十二點整，有一聲炮響報時。因之,每當午炮響過之後，有的同學就聳起耳朵等第二響、第三響，希望能是警報，以便跑出去玩耍。而有的人卻相反,希望就此一響,不是警報,大家平安無事。真是有點所謂的“曹操諸葛亮，脾氣不一樣”啊!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大哥亞雄已從北平遷往陝西的西北聯合大學，完成了他最後的一段學業。大哥早年在西安上學時就已參加了“陝西學生抗日救國會”，曾給家裡先後寄來了幾大張“西安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他和同仁們的合影相片。這些大照片以後裝在玻璃鏡框裝裡。大哥常給我們學校寄來了許多“西北大眾”雜誌，這些雜誌是通過我們學校的“管理”。大哥的恩師鄭鬱亭先生常常將雜誌分發給了大家學習。雜誌中有大哥的兩篇文章,都是以抗日救國內容為題材的,我曾保存了多年,隨後也就不知下落了。

在抗日戰爭高潮的前三年中，在這個學校還經歷了幾件重要事情。一個就是迎接元世祖，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靈柩。日本向內蒙古進攻時，成吉思汗的靈柩，由蒙古的伊克昭盟越過長城經陝北遷往甘肅中興隆山。我記得是一個秋風勁吹的下午，我們全校學生集合到縣城北關去迎送。不一會兒，一隊大卡車到了，在一輛大卡車的後車倉，懸掛著一幅鑲有木鏡框的大型成吉思汗畫像，車上有武裝軍人看守。據說，車上有成吉思汗的靈柩，是用紅布包裹著的，但我們沒有看見。其餘的車上站著許多頭戴圓形紅的蒙古人，身穿寬大的長炮，這是我首次看到奇裝異服的少數民族。最前面的一車是吹“大洋號”的軍樂隊，最後一車全是武裝軍人。他們立正行禮後，車隊由慢而快直向南邊開去，未曾在我們縣上停留，只是途徑而已。

第二件事情就是迎送國民黨的將軍傅作義和程潛。那時候傅作義將軍是第二戰區北路前敵總司令。他從河北和察哈爾兩省抗日前線歸來，傳說他在百靈廟戰役中立了大功。我們當時是以敬佩的心情迎送這位抗日英雄的。我只記得他在迎送隊伍前下了車，向大家招手致謝。他當時穿一身不新不舊的粗棉布軍衣，並打著綁腿，高高的個兒，精神抖擻地步行了一段然後上車走了。過了不久，我們又到北關迎送了當時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將軍，他也是從北方前線經過同官回後方的。當時傳說，他是被炮火埋在彈坑裡而脫線出來的，到底情況如何，我們是不清楚的。但我們也是心情激動地迎送了他這位i“抗日名將”。我記得他坐在一輛轎車裡，只打了開玻璃窗揮手致意，而沒有下車。我卻看到他黑胖的面孔，光頭稀發沒戴帽子。我當時想，他不會是一個高大的個兒，該是個矮胖子了。第三件事就是迎送南洋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去陝北共產黨的延安。我們全校學生集合整隊到了南關，等了很長時間，車隊才到來。縣上各界頭面人物到前面迎接他時，他立即下車步行。在迎接隊伍和人群面前，他走得很慢，他邊招手邊鼓掌，微笑著面對群眾。他穿著一身素色西裝，戴著細絲眼鏡，不瘦不胖，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材。既不是大腹便便的商賈富態，也不具高人一等的傲氣，我只感到他是一位慈祥而和藹的長者。聽說，他在南洋有幾處橡膠園，所以給全國抗日戰士每人贈送了一雙膠鞋。還在南洋東奔西走，號召愛國華僑捐款支援祖國抗日，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愛國僑領。另外，在他回國時帶了一大批他自己的一本著作《南洋回憶錄》。我記得給我們學校裡也分贈了許多，因為不用錢買，所以學生人手一冊。我記得學校的管理室門前還剩了一堆，書的內容主要是寫他到南洋創業的經過，對膠園創建的敘述最多。書中還有許多插畫和照片。我雖然也看了，但未曾留下很深的印象。

至於每年清明前夕，迎送大員祭奠黃陵既是定期的，更是少不了的。多數情況是由陝西省的大員代表南京中央政府祭奠的。

在迎送了這些“大人物”之後不久，從陝北長城外緩蒙前線押送下來一些日本俘虜，途經我縣住宿了一夜。這件事也轟動了山城,我記得是一個飯後的下午，同學們都在操場上活動，忽然有人喊：“來了日本俘虜,看走!”於是我們直往街上跑去，看到在南街騾馬店的院子已經擠滿了人群，在一輛鐵甲戰車上站著幾個俘虜，場邊有幾個武裝軍人持槍保護，我看見其中的一個穿著破舊的黃色軍衣，鈕釦也不齊全，低胖低胖的個兒，滿臉鬍鬚,皮膚曬得紅黑。他沒有面對圍觀的中國人民群眾，而是抬頭遠望著城郊的塬頭。看起來，他並不恐懼也不失意，保持著一種平靜狀態。由於觀看的人多而擁擠,我再也沒有看到其他情況。我當時心裡在想，我們整天喊，打倒日本鬼子，原來日本鬼子就是那個樣子啊。但後來又聽有人說：那不是日本鬼子,那是些朝鮮“浪人”，替日本人當走狗的，究竟怎樣，以後也沒有人再談論起這件事了。反正他們是被我們中國人俘虜來的。

抗日戰爭初期的緊張階段，在我縣城隍廟設立過一個“戰時後方醫院”。我們也曾有組織地去慰問過傷兵。他們殘臂斷腿地掛著柺杖，掛著繃帶，有的還蒙著一隻傷了的眼睛，穿了套舊軍服，談不上整潔衛生，看起來確實可憐。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活究竟過得怎樣。我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感到他們的脾氣太大,也許是由於照顧不周。他們在街上隨便就開口罵人,什麼“老子在前方賣命流血，可你媽的…。”所以到戲園裡看戲從不買票，有時買東西也不給錢，同官縣城裡人人都害怕他們，對他們都是敬而遠之。我在街上看見傷兵,也就老遠老遠地就躲開了。

抗日戰爭爆發的頭兩三年,是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國共真誠合作,共同一致抗日的黃金階段。“全體國民總動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標語口號響徹瀰漫全國。非常時期的中國人民,隨戰時體制的改變,一切為了支援前線,爭取最後勝利而艱苦奮鬥。全國是那樣的團結,真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因之,對前線下來的傷兵,都能諒解。但我總是懼怕他們。

從一九四O年以後,形勢逐漸有所變化。抗日的氣氛不那麼濃了,熱潮也不那麼高了。這樣的現象反映在我們學校裡也是如此。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希特勒進攻蘇聯,十二月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軍事基地珍珠港,從而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德國和意大利在歐洲橫衝直撞,因此,就形成了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的全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學校裡的口號已經不只是“打倒日本軍閥”了,而是加上了

“打倒吃人魔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儘管抗日戰爭還在進行,但總覺得戰場似乎距離我們已經很遙遠了
一九四一年,我們縣上來了國民黨的什麼“別動隊”。雖然不是大隊人馬,但聽說都是做什麼特殊工作的中級軍官,全副武裝,威風凜凜,是很有點來頭的。我記得他們駐在縣城裡,並看見他們在學校門前的公共大操場上,訓練保甲入員和壯年民眾。“立正"“稍息”聲中夾雜著噼噼啪啪的打人巴掌聲,人們都在悄悄地議論說:“別動隊真厲害呀!”聽說他們也常干預地方事務,態度蠻橫,連地方上的大小官員也得讓他們三分。我還記得受訓入員回來時,帶著他們發給的兩本書一本叫《國恥痛史》,另一本叫《赤匪罪惡》。前者是說國家的恥辱後者是罵共產黨的。

還有一件與“別動隊”有關的事件也值得敘述。我們學校的隔壁,除了文廟,近鄰還有一個同官縣立女子小學，有近百名女學生，三個外地請來的女教師。女學生們都是留著一根長子，穿著黑短裙的大姑娘。教師比較洋氣，三個都是身穿蘭旗枹、鞋襪講究的女青年。在我的記憶裡,男、女兩個學校平時很少來往,我們男學生從沒去過女子小學,不知道校內究竟是什麼樣子,有多少房子。而女學生們也未來過我們學校,我們在校外跟女校的學生相遇，即就是認識的,也不說話,不打招呼。這一點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那時大家都能遵守這種封建禮教習俗,因此,兩個學校是和平共處的。但有一天夜晚,“別動隊”的幾個夜闖進這個女子小學,侮辱了女教師,所幸女學生都不往校內住宿。同學們聽到此事後，都非常憤怒，但卻沒有鬧起事來。不久這三個女教師也離開了我們同官縣而他去了。加之,在一年前,南城門樓子上的一班大兵,綁架侮辱了這個學校一位家住南關的劉姓女學生，達一夜之久，人人義憤，與論譁然。因之隨後不久,這所女子小學便停辦了。

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特別是張學良的東北軍，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復東三省。於是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許多人嚮往共產黨的延安，在我上高小期間，全國各地取道西安到陝北去的青年學生，成群結隊地途經我們同官。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常和他們在公路上相遇。男男女女身穿長衫頭包圍巾,行李都很簡單，每人除了揹著一條氈子,只是些毛巾、牙缸、牙刷之類,有的跛著腳，有的柱著棍還有少數幾個被人攙著走，看起來真是有些精疲力盡，但他們還是咬緊牙關朝前走著。學校是他們過路住宿的地方,我們畢業班的教室在學校最前部分,所以有時下午停課騰出教室接待他們。教室內住不下,他們就在院子裡、房下、大樹下鋪上一條氈子就休息了。男女的界限不是森嚴的，橫七豎八地亂躺了一院子,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山城小學生,只是彼此咯咯地低聲竊笑,是笑他們的確夠開放，夠自由的了

一九四O年的暑假,我隨母親進了一次同官縣衙門。我們是去拜望縣長及家裡人的。當時的縣長叫呂紹熊，陝西商洛人。呂紹熊他是大哥亞雄的學友呂紹英的哥哥，呂紹英是個電影工作者，他的兒子美晶拜大哥為“乾爸”，就是因這樣的關係,促成了縣長呂紹熊及他家裡人邀請我們到衙門內，也就是他們的家裡作客。這次,我算把這森嚴的同官縣衙看了個清楚。

同官縣的西街衙門也和中國歷史上其他衙門一樣，大門是朝南開的。門前是一對增添威嚴的石獅子，進入寬敵的紅油漆柱大門後，越過一個院落，便是所謂的“大堂”。穿過大堂走廊又是個院落，便到了所謂的二堂”。二堂以後當然就是所謂的“三堂”了。其實“堂”也只不過是座大廳而已。院落的兩旁都是各辦公科室的房子。縣長的家就住在衙門的最裡面。我記得縣長家是座小四合院。我們到他們家裡受到了縣長的妻子呂太太的殷勤招待。但吃的也不是什麼山珍海味，而是隻有幾個菜的便飯。我只記得在吃飯時,這個呂縣長說：他最愛吃剩飯。這個縣長確實“不識時務”，當了縣長後，沒有照例宴請地方士紳，也不會打麻將搞應酬，高大的個兒，講話口齒不清，穿著也很平常，生活過得也簡單樸素。縣長的妻子也不象所謂的“太太”,他的兒子更算不上什麼“少爺”啦。縣長一家到我家來過一次,就像鄉下人走親戚樣樸素簡單。由於他當縣長不合潮流，也只當了一年多長時間的縣長就被調走了。他走後，許多人都說呂紹熊是個好縣長。可他離開同官縣之前，曾給我父親贈過一塊大匾，匾的中間刻有“眾望所歸”四個斗大的字。這塊大匾當時為我們家增添了榮耀，可在解放後也為我們家增添了麻煩。

一九四一年，抗日戰爭進入到最艱苦的階段，國民黨政府中雖然也有愛國的、清廉執政的官員，但相當一部分還 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抗戰開始，明文宣佈：禁止吸食鴉片。但同官縣南街，還是公開掛出了“同官縣官膏局”的牌子，由公家出售“大煙棒子”。有的官員勾結奸商大發國難財。當時，我們唱的《你，這個壞東西》那首歌曲，至今我未曾忘懷，歌詞是“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積在家裡，只管發財肥自己，國家和民族你不要的，你這個壞東西，壞東西，壞東西，囤積居奇，抬高物價，擾亂金融，破壞抗戰都是你，你的罪名和漢奸一樣的，別人在抗戰裡，又出錢又出力，只有你，整天在錢上打主意，你這個壞東西，真是該槍斃！你這個壞東西，真是該槍斃！”這是第一段，還有個 第二段呢。這首歌后來改為“街頭劇”，還經常在街頭廣場上演唱。這首歌那時之所以受人歡迎，正是因為它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現象，甚至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後來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有人將這首歌的歌詞填為“蔣介石，你這個壞東西”，但流傳遠沒有前者深遠。

我的高小三年，受的是正規小學教育，課程規範，學習正常。從抗戰時期這個角度講，生活也過得很不錯。我是個住校生，食宿都在學校，每學期開學前幾天，住校生要提前到學校“號”房子，就是選佔宿舍。校內“和平村”和“奮鬥村”都各有幾十間的小宿舍，每個“村”都是各有幾十間的小宿舍，每個“村”都是東西相對各十多間房子整整齊齊地排列著而形成一個長方形的獨院。每間宿舍中有個大土炕,拉通鋪能住八九人,自願結合,互通有無，你有被子,我有氈,就這樣將就著一個學期很快就過去了。如有不和，下一學期自行改組。我記得我們班上年齡最大的劉興漢同學,他似乎是班上的“學生王”,他每年住的宿舍總是和平村第二號,也沒有誰敢搶先佔領，他那間宿舍佈置得也最闊氣,用白紙糊了牆，牆上還貼著一張大老虎。與他同宿舍的都是學校或班上很有來頭的同學,我們其他的同學也不隨便到他的宿舍裡去,對他們只是側目而視。不過,他愛唱秦腔。有一次他出臺唱“三回頭”中老生一角，不知怎的，臨時湊合讓我扮演其中的“小寶童”。到了後臺,由於給我沒有演戲的衣服穿，我就拒不出場。但鑼鼓響了,他在後幕道白叫板:“今日天氣晴朗，我不免隨帶小兒寶童走他家一回了,咳,寶童隨父來走呀!”一把拉著我進入了前臺。在戲中我也只有兩句道白,前頭是“快!他打我姐姐哩!",最後是“姐夫,你給我的畫哩?”,就這樣總算勉強地演出了這一折戲，這是我上學期間的首次登臺演戲。

另外,在有一年正月的開學前,我到學校號了房子，便和幾個同學在一起玩“抓五子"(用五個石頭子的玩具)遊戲，這時，我們班同學高海量進來,忽然搶了我們的一把“五子”，併到鄭子才課任老師那裡去告狀，言說我們耍賭博，因而害得我們幾個同學受了老師的責罰。其實,這也難怪於高海量。高海量在班上是學習出色的學生，又是鄭子才老師的山西同鄉,常向鄭老師打我們鄉下同學的“小報告”也就不足為怪了，何況每年正月開課前，學校裡確實也有學生以小錢耍賭博的現象，他懷疑我們賭博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抓賭”雖是小事，但現在回憶起來,還頗覺有趣。

至於學校生活方面的吃飯問題，對於住校生來說，也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學校的大灶是由學生選出夥委會自行管理，全吃細糧，每人每月向大灶交50斤小麥麵粉和幾塊錢的菜金。學生親自背面粉的廖廖無幾，都是由學生家長親自送來。他們一方面給娃送面，另一方面看看娃在學校的情況，但有個別學生礙於面子，把為自己送面穿得不闊氣的農民父兄，說成是自己家裡的“長工”,此話雖成笑柄,但說明看不起勞動人民的觀點從小就開始萌芽了。當然,我的父親究竟算個“先生”每每來校和鄭鬱亭老師敘談，總是穿著長衫，頭戴禮帽，我雖不覺得榮耀，但也未感到丟人。事實上,在學校上學吃飯,50斤麵粉是不夠的,那時候副食品談不上,油類又很少,的確是麵粉坐莊。特別是在期末兩個月,每月結帳,吃麵粉均在55斤-60斤之間。尤其是在畢業時的最後一個月,我們都向家裡要來了更多的麵粉,以面抵錢把飯包在街上的住戶家或小吃館子裡,那當然吃得好多了。皮子、扯麵、單碗河漏，還有花捲、包子、餃子等。當時,北關有個“王大淨”,是個賣蒸餃的,大概因為他嗓門高，聲氣大,人們送給的他的綽號叫“王大嗓”。每當我們學校快下晚自習的時候,就聽見他由北關到南街,高喉嚨大嗓子的叫賣聲“誰吃呀,熱餃子!”我們經常在這時用面換他的蒸餃吃。我們就這樣淘氣而不懂事,毫不珍惜父兄的血汗，體諒抗戰時期家庭的困難。

我的三年“高小”生活是激盪而活躍、豐富而多彩的。但有件非常令人掃興的事,就是我害了一次疥瘡。在那個時代，醫療衛生條件極差，傳染性極強的疥瘡，在學校廣為流傳。特別是在國民黨軍隊的集體生活中,聽說是“人人過關”。而我們集體生活的學校，也是時有發生。我被傳染上疥瘡以後，首先是手指間發癢，隨即出現米粒般大小的丘疹。疥瘡是越癢越想撓，越搔越淌黃水。黃水流到哪裡,哪裡就受感染。就這樣,疥瘡先是傳染到了我的兩個大腿表面，最後蔓延到全身。誰害上疥瘡,同學們都彼此都會警戒，避免接觸，並給害著疥瘡的人送一個雅號,稱“疥王”。“疥王”雖不象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但是我自己總覺得低人一等似的。我害上疥瘡以後,也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加之條件有限，僅僅只是用陳豬油加硫粉塗抹。還聽說青蛙的幼蟲蝌蚪性涼，能治療疥瘡，我和幾個同學也到城北雷家溝河道里,撈著活蝌蚪生喝,那小傢伙身軀光滑,一送到嘴裡,就“咕”地一聲嚥下去了。後來雖然也設法弄到了當時頗具有名的法國“九四”和德國“六O六”小圓盒藥膏，但依然穿衣服困難，行動也不方便。於是,我便請假回家繼續治療。好在當時同官縣正在鋪修鹹同鐵路，沿著鐵路近距離的路基，我比較順當地回到家裡。到了家裡以後，有的瘡頂起了泡化了膿。家裡人說要讓“毒氣”出完，因之,還是土法治療。隨著時間的推移,病情勢頭減弱，最後在我的左腿小腕部收縮為兩個瘡疤。痊癒後，這兩個麻錢大的結疤陪伴了我一生。疥瘡痊癒後，我又繼續上學去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從這個學校的高小畢業了。畢業時,我們全班同學根據傳統慣例，湊錢為母校刻制贈送了一塊大木匾。匾上刻著全班同學的名字,要懸掛在禮堂的屋簷下，以作永久紀念。學校的工友們也是根據傳統慣例，自行等備,為每個畢業生家裡送“報單”。那是在一大張紅紙上,印上“馳報紅禧”四個大字外,還寫有“茲有貴府令郎x取得高小畢業生學士一名,特此報喜”的幾行小字。在送報單的鞭炮聲中,學生家裡予以接待並給予賞錢。但在這時,畢業生們都未曾回到自己家裡,這就是說,在畢業前夕,早已送出了“報單”。這時,我們並未陶醉於那份畢業生報單，而是考慮如何繼續上中學的問題了。但是報單已送出，說明我們走出校園的時候到了。正是這三年“高小”生活給我留下了這麼多美好的回憶。

後記：文章選自郭亞文回憶錄《平凡歲月》。郭亞文，生於1928年，卒於2016年，銅川宜古村人。自小隨做私塾先生的祖父遊走讀書，勤奮好學。童年在同官縣城度過。1949年2月，新中國成立前夜，懷抱救國救民理想，滿腔熱血，毅然投奔革命聖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延安大學的學習和薰陶，使他明白了共產黨人的理想和追求、擔當和責任。解放後，被組織派往甘肅，曾在岷縣、禮縣、武都縣、武都地區政府部門和文教系統工作，曾任武都區第一任文教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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