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
原名開貞，字鼎堂，號尚武，筆名沫若、麥克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四川樂山人。
1949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要職，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 行草對聯
公生明偏生暗
智樂水仁樂山
郭沫若論書
《蘭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後的楷法是一致的，把兩漢以來的隸書筆意失掉了。……《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事實上《蘭亭序》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託的！……《蘭亭序》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之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王羲之傳》中已經有《蘭亭序》，那麼這篇文章必依託於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這就是依託的相對年代。文章都是依託的，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同他所寫的《告誓文》和別人臨他所寫的《歸田賦》，筆跡差不多完全相同。
——《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
篆書時代有草篆，隸書時代有草隸，楷書時代有行草。隸書是草篆變成的，楷書是草隸變成的。草率化與規整化之間，辯證地互為影響。
——《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飛揚灑脫的郭沫若書法
郭沫若是新中國文化史上少有的造就全面的才子型人物。他在詩歌創作、戲劇創作、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古文字研究、社會活動等諸多領域，皆有卓越造就，現有《郭沫若文集》38卷行世。他是典型的文人書法家，書法灑脫浪漫，大起大落，酣暢淋漓，有“郭體”之稱。他的書法題跋及應酬之作眾多，其書法題字包括各地景點、大學、博物館、圖書館、書籍題名等，如今天所常見“故宮博物院”“中國銀行”“中國書店”等題字。在書法研究領域，郭沫若是甲骨學“四堂”之一——鼎堂，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等著作，他還是現代“蘭亭論辨”的發起者。郭沫若在新中國文化藝術領域的影響之廣泛之深入，鮮有人能及。
郭沫若有豐富多彩的人生歷程。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後來像魯迅一樣棄醫從文，以新詩創作聞名於世。1921年，他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同年，又與成仿吾、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上海文學學社“創造社”，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30年，他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觀結合文獻材料、甲骨金文研究中國歷史的論著。20世紀30年代，撰寫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殷商青銅器銘文研究》《兩週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金文餘釋之餘》《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四種》《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殷契粹編》等系列古文字研究專著，成為研究中國書法史的重要資料。40年代，他還創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大量話劇劇本。可以說，郭沫若在文學、文字上的系列研究成果，對其日後書法風格的形成和成熟產生了重要作用。
關於郭沫若學習書法的歷程和取法，顏真卿和蘇東坡書風對其影響最為明顯。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說：“我從前也學過顏字，在懸肘用筆上也是用過一番功夫的。”從他的自敘可以看出他早年師法顏魯公時的用功刻苦。從他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見顏體的影響，比如結體寬博，單字字形飽滿，豎畫往往相向取勢，線條朴茂、敦厚，橫畫輕豎畫重，善於輕重對比，富有節奏感等。取法蘇東坡書法，是受其長兄郭開文（字橙塢、號成武）的影響。郭開文早年曾赴日本留學，也促成了郭沫若赴日本留學。郭沫若少年時天資聰敏，9歲開始學詩作對。長兄郭開文書法頗具蘇東坡書風，他有不少蘇東坡書法字帖，這使得郭沫若有了更多接觸蘇東坡書風的機會，加之蘇東坡也為四川先賢，這或許更加深了郭沫若學蘇體的決心。對頗具浪漫情懷的郭沫若來說，詩性修養和文人學者氣質，使他在書法上更為心儀宋人的“尚意”書風。
基於文字研究的深厚學養，1965年，郭沫若撰寫並發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引發著名的“蘭亭論辨”。他認為，《蘭亭序》“文章都是依託的，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他雖然認為《蘭亭序》是假的，但是對《蘭亭序》的藝術水平卻是肯定的：“我也承認《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這是不能否認的。我把《蘭亭序》的寫作權歸諸智永，是把應享的名譽歸還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歡《蘭亭序》書法的人，少年時代臨摹過不少遍，直到現在我還是相當喜歡它。我能夠不看帖本或墨跡影印本就把它臨摹出來。”（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他於1965年6月12日臨摹的《蘭亭序》，頗得該帖神韻，且筆墨精熟老到，展示出他對傳統帖學用功之深。
郭沫若書風的形成，就書法取法而言，既築基於對甲骨文、金文、碑刻文字的研究和臨摹，也得力於對《蘭亭序》和宋代蘇、米書法的學習取法。可以說，他走的是碑帖結合的路子，這與近現代書法創作的主流方向是契合的。同時，他的藝術風格更是其獨特文人修養的外化。他的書法自成一格，用筆酣暢淋漓，結字扁宕生動，整體爛漫多姿，書風兼具詩人與學者書的氣息。郭沫若行草書妙在以文人修養發而為書，頗多“意”的揮灑和“韻”的和諧，縱橫揮灑無不自如。沈尹默曾評價其書法：“郭公餘事書千紙，虎臥龍騰自有神。意造妙摻無法法，東坡元是解書人。”指出的也是文人修養對其書法創作的潛在影響。郭沫若的行草書正像黃庭堅評價蘇軾書法那樣，“學問文章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莫能及爾”。郭沫若的學問文章，對其書法創作起到了“變化氣質，陶冶性靈”的作用。
郭沫若 行草中堂
古人深憾不同時，今我同時未相晤。
廿六年來宇宙殊，紅旗三面美無度。
三味書屋尚依然，摘花欲上臘梅樹。
行草中堂《訪紹興魯迅先生故居》，是郭沫若書於1962年的作品。該作品是自作詩，抒發作者在魯迅先生逝世26年後拜訪其故居的感慨之情。魯迅先生在世時他未能與其見過面，三味書屋依然在，令人想起魯迅先生描寫的少時攀折梅花的情景，感慨祖國發生的天翻地覆變化。作品筆墨大起大落，酣暢淋漓，“相、年、度、梅、興、郭”等字開張厚重，筆畫輕重懸殊，節奏感突出，極富抒情意味。結字大小對比強烈，單字空間寬博，筆法奔放，整體筆墨把金石氣息與文人意趣有機地合而為一。突出展現出書家的才情和文人修養。當然，用筆的奔放也略顯隨意任性，結字的字字獨立和形態的趨同，以及單行軸線的平行感，使該作品技法語言的變化不夠豐富。
郭沫若關於書法的實用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他的書法高度。他曾以“回鋒轉向，逆入平出”作為學書執筆八字要訣，這重點體現為對筆法的一般化要求，而缺乏對作品章法的深入研究。1962年9月，在《人民教育》雜誌上，郭沫若關於培養中小學生寫好字的題詞，也顯示了他對書法教育的主張：“培養中小學生寫好字，不一定要人人都成書家，總要把字寫得合乎規格，比較端正、乾淨，容易認。這樣養成習慣有好處，能夠使人細心，容易集中意志，善於體貼人。草草了事、粗枝大葉、獨行專斷，是容易誤事的。練習寫字可以逐漸免除這些毛病。但要成為書家，那是另有一套專門的練習步驟的，不必作為對於中小學生的普遍要求。”實用的、人格修養的教育目的，顯示出郭沫若對中小學生所追求的“寫字教育”的肯定，而對於審美的、藝術的目的的忽略。
郭沫若 行書活人救國聯
郭沫若的書法實踐，伴隨其傳奇色彩的人生歷程，呈現出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不同階段。他前期主要為文人學者，創作大量新詩，撰寫發表大量古文字研究成果，創作一批歷史劇，著述等身；後一階段主要為文藝名人，在一串閃光的職務稱謂之後，主要從事大量社會活動和題贈，除發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這樣有價值的論文之外，他已經很難靜下心來研究學問和研究書法實踐。在“文革”初期，他76歲時，年僅23歲的七子民英死去；77歲時，年僅26歲的六子世英被迫害致死。可以想見這些人生經歷對老年郭沫若的打擊之大。
郭沫若為一代文豪，在撰文寫詩同時，善於結撰楹聯，留下一批經典書法楹聯。如1948年為李一氓書：“國有干城扶赤幟，民之喉舌發黃鍾。”1953年題杜甫草堂：“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1959年題李清照紀念堂：“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漱玉集中，金石錄裡，文采有後主遺風。”1962年題蒲松齡故居：“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等。可以說，如果追尋郭沫若題寫的楹聯牌匾去旅遊，將是一趟漫長的藝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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