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地球的“女神” 3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別婦拋雛，回國參加抗戰，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戰時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蔣介石擔任委員長。軍委會設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政治部除設總務廳外，還有一、二、三廳，分別管理軍中黨務、民眾組織和宣傳工作。陳誠出面，邀請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肩負起戰時宣傳的重擔。
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抗戰，為了救亡，郭沫若於1938年4月1日正式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這一年的夏天，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在黨內做出決定，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為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後來的事實證明，郭沫若的表現，沒有辜負共產黨和全國民眾的希望和重託。
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利用一切可能，採取多種方法，努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動員民眾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為了把文化的觸角儘量伸到各地，伸到後方，伸到戰區，甚至伸到敵後，他們陸續派出了九個抗敵演劇隊和四個抗敵宣傳隊，訓練了四個電影放映隊。郭沫若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倡導“革命文學”時，就曾經主張文藝工作者“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旋渦中去”。如今，他的主張由許多文化界的朋友們實踐著，他們不僅給前方將士送去了精神食糧，而且文化人下鄉，受到老百姓的薰陶，使得先天帶著舶來氣質的新文化開始充溢著民族氣質。在郭沫若的主持下，三廳已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鬥堡壘。
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蔣介石違背民意，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在國統區實行專制統治。郭沫若自擔任三廳廳長以來，國民黨就對他的工作多方掣肘，就連在三廳的宣傳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國”、“崗位”等字樣也改為“國民”、“國家”、“職分”。他針對“要抗日必須加入國民黨，否則即作離廳論”的荒謬意見，向全體三廳同事說：入黨不入黨抗日是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是一樣革的。他還講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信佛法的人不一定是和尚，和尚也未必個個能守法規、真信佛法，酒肉和尚不是也很多嗎？
1940年9月，國民黨假借政治部改組，撤銷了第三廳，郭沫若卸去三廳廳長職務，四十多名三廳工作人員均願與之共進退，他們隨即集體辭職。國民黨政府迫於壓力，同時也為了裝點門面，只得另組文化工作委員會，仍隸屬於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郭沫若將他們重新安排到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這支文化隊伍終於沒有被國民黨打散，得以繼續發揮作用。
為了借古諷今，同國民黨反動派繼續鬥爭，郭沫若用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了歷史劇的創作，陸續寫出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六部大型歷史劇。這是繼《女神》之後，郭沫若的文學創作的第二次“火山爆發期”。
這些歷史劇，都貫穿著“借古鑑今”的新鮮精神。它們所表達的反對投降、主張禦侮、詛咒黑暗、歌頌光明和正義的主題，深刻地熔鑄著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內容，熔鑄著戰時人民的愛憎感情和理想願望。
這些歷史劇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要數《屈原》。這部劇作創作於“皖南事變”後的1942年，正值國際法西斯猖獗，國內反共投降勢力囂張之時。郭沫若將“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的時代裡去了”，“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
屈原是我國曆史上有口皆碑的偉大詩人和政治家。他是戰國時期楚國人，一生經歷了懷王、襄王兩個時代。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圍繞楚國內部抗秦派與親秦派的鬥爭，以屈原一天的經歷藝術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精神，使主人公屈原成為一個高度濃縮的愛國詩人和政治家的藝術典型。作家賦予這個典型的基本特徵是：對祖國對人民矢志不移的愛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劇本把主人公放在尖銳的戲劇衝突中，通過強烈對照、彼此映襯以及理想化等方法，成功地塑造屈原這個愛國詩人和政治家的藝術形象。與屈原的光明磊落、大義凜然的性格相對照的是南後鄭袖偏狹自私、陰狠狡詐的性格。還有為了襯托主人公屈原的形象，劇中塑造侍女“嬋娟”的形象。郭沫若說：“嬋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認為屈原辭賦的象徵的，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劇本的情節、細節儘管大都不見於歷史文獻，屈原一生的精神卻生動地表現出來了，屈原的形象也刻畫得栩栩如生。屈原的形象既是歷史的，又蘊涵著強烈的現實意義。他的典型性不僅要從大波大瀾的戰國時代去說明，也應當放到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現實環境中去理解。這就是屈原這個形象“借古鑑今”的真正意義。
“皖南事變”後，不僅堅持江南抗戰的新四軍遭到國民黨的陰謀暗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也遭到普遍的封鎖和進攻，而且國統區的愛國進步力量也受到嚴重摧殘。“無數的愛國青年、革命同志失蹤了，被關進了集中營。”郭沫若說：“我便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裡去了，換句話說，我是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古代屈原的經歷，無疑寄寓著抗戰時期愛國志士的遭遇。當年屈原對楚國親秦派的悲憤和抗爭，曲折地反映了戰時國統區人民與國民黨的矛盾和鬥爭。周恩來談到《屈原》時說過：劇中的《雷電頌》是郭沫若代表國統區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控訴。而屈原形象所表現的凜然正氣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對戰時國統區的巨大鼓舞和激勵。
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赴重慶，與國民黨商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然而國民黨蔣介石妄圖攫取抗戰勝利果實。為了推動國共兩黨談判，爭取早日實現民主，郭沫若於1945年2月起草了《文化界時局進言》，呼籲及早實行民主，組建各黨派參加的戰時全國一致政府，以挽救中國的危機。宣言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有礙於民主實現的種種表現，號召全國人民和各界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把專制時代的一切陳根腐蒂打掃乾淨。在這個宣言上簽名的文化界人士多達312個，其中有沈鈞儒、柳亞子、馬寅初、茅盾、老舍、徐悲鴻等著名人士，充分說明了郭沫若代表了廣大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
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民眾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成立大會，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等被推定為大會主席團的成員。開會的時間未到，國民黨僱傭的暴徒便蜂擁而上，掄起棍棒亂打……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和馬寅初均遭到毒打。
這就是震驚一時的“較場口事件”。郭沫若雖然捱了打，反動派卻把鐵“打”成了鋼。他記敘當時的情景：“捱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穫。在我身上多挨幾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幾拳。打了我的人怎麼樣呢？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認他是親自下手或唆使人打了我。而且就是他，使得法紀蕩然，使得政府的威信掃地，他到底有什麼收穫？”多麼義正詞嚴！多麼淋漓盡致！
郭沫若崇高的革命精神表現在：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能做到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在強權和高壓面前，他傲骨高風，大義凜然，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在鬥爭中大智大勇，講究策略，有理有利有節，因而處處主動。在工作上他能顧全大局，甚至忍辱負重；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一片赤忱，對朋友對下屬對青年真誠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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