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絲綢之路的聲聲駝鈴，到如今海陸空並舉的來往穿梭。東方與西方兩大文化體之間的匯通交流從未有過間斷與停歇。我們常談到西方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長足的影響，卻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從何時開始？波及的範圍有多廣？如果你也有興趣，就跟著瓷國一起了解一下吧！

絲綢之路沿線圖略覽

一、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和對中國的影響

提及西人向中國施加影響的過程，就必須要說明一點：我們在這裡講的僅僅是一種單向性的描述。並不是說中國人對西方人的思想就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否認東方與西方的互動、甚至扼殺其中任何一種互動的形式都是萬不可取的。東方向西方傳入了絲綢、火藥、阿拉伯數字、印刷術等種種極為重要的物品、思想與技術。甚至啟蒙運動中的偉大思想家伏爾泰曾將中國的君王比作世界上最值得崇敬的“哲學王”。

源於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

在明確了東西方的交流與互動才是常態的概念之後，我們便從東西方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影響巨大的文化交流開始說起。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就已經開啟了來華傳教的熱潮。其中較著名的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談起這些傳教士，在中國人的印象中他們多是為我國播撒西方科學與技術的先驅，而不是決意為中國帶來天國福音的信仰傳播者。

在國人對宗教信仰不甚敏感的習性薰陶下，我們多看到的是西方人為我們帶來的比較具有實用主義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理念。不可否認的是，傳教士們確實在與明清政府的交流中將諸如天文學、幾何學、建築學、地理學等等實用知識傳向東方。甚至連《農政全書》的作者徐光啟，也受到了傳教士的的影響而選擇皈依天主。就連崇禎年間及清朝初年的改歷大事，也是由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們主導修訂的。

湯若望畫像——既是傳教士又是大學者

明末徐光啟、李之藻等人曾經在傳教士的支持下推動了以《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為代表的西方數學著作的翻譯，促進了中國算學的重構。翻譯時選用的專有名詞：點、線、面及各角名稱均被沿用至今。傳教士利瑪竇還向中國人介紹了西醫理論，其中包括了西方名醫蓋倫的理論，還有對心臟重要性的判斷、對人腦與生理機能關聯性的研究等等。

我們所熟知的劃分中俄邊界和勢力範圍的《尼布楚條約》亦與傳教士相關聯。傳教士張誠、旭日升，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奉清帝命，隨大臣索額圖，北往中俄交界尼布楚，勘議兩國疆界”。期間傳教士還因擔任翻譯與調和有功獲得朝廷獎譽。繪畫方面，傳教士還將西洋畫法帶入了中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傳統畫派向近代畫派的發展。音樂方面，旭日升將西洋樂理知識整理成中文另修書名為《律呂正義》。中國的西式建築在晚明業已略有規模，澳門、南京、廣州等地均有教堂興建；清初，北京江浙一帶亦頗有教堂建成。

蠟像：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

清初，傳教士湯若望受封為雍正帝的“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負責掌握曆法修訂、外來使節接待等事務。湯氏還將一些基督教基本教理傳授於平日裡可見的宦官與嬪妃，並且選擇中文中廣為流傳的“神”、“天主”來翻譯“God”一詞，更拉近了儒學帝國與宗教信仰的距離。但中國民間對外來信仰的拒斥其實是與接納並存的，以貧苦農民為代表的中國民眾大多對基督信仰保持著一種巧妙的迎合。

即如同龍華民先生描寫的那樣，“若教士承諾給予農民一種實際的好處與優惠，他們便樂意聽傳教士佈道了。但若看不到好處，他們便像斷供土地廟裡的香火那樣——丟下聽信的事情掉頭便走。”明末清初西人對東方帝國的影響是有限的，主要以與上層精英接觸為手段，對民間大眾的影響較弱。在受到乾隆禁教的影響後，不得不趨於停滯甚至是斷絕下來。

將外國傳教士描摹成小孩子樣式的圖畫

二、清末民初西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舉要

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肇始算起，中國與西洋的交流在動盪間邁步進入了一個新境界。從前一直堅持的諸如“海禁”、“閉關”等政策，在西人炮艦的聲聲震天巨響中不得不宣告放棄。此番改變對於傳統中國的停滯不前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被動的“進步”。中國南方諸如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突然興起了辦報和印刷時事讀物的熱潮。西人如潮水般湧入大陸，為新中國的報業和傳媒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清末民初，傳統的中國教育在新政的衝擊下幾近於動搖，中央歷代沿襲的科舉制度趨於疲軟以至於廢弛。如此產生的中國社會對教育的極大缺口，便亟待新興的若干力量前來填補。以地方鄉紳為樞紐，從當地財閥或鄉黨募集資金開設的私人學堂能夠起到一定的普及教育思想的作用。各界社會名流開辦的私人書院、講習堂也方便了諸行人士集聚在一起討論國政家常。但這些民間自辦的教育機構往往由於實力的羸弱性和參與人員的複雜多樣，導致其社會影響力不足，從而難成氣候。

西洋風情：民國時期的上海灘

西方人的義務教育開展的很早，其原本薄弱的初級教育也在啟蒙運動時代得到了很大強化。因此，西方人與傳教士團體們便發覺了中國社會缺乏系統教育的嚴重缺陷。清末民初，西方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的小學教育和育嬰機構（大多以教堂的形式開辦）就有7000所之多，在初等教育和福利事業上為中國人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同時，西人募資在華各地開辦的講習所、技習所、福音堂等不計其數。西方傳教士常常在向中國傳播基督信仰的同時，採取知識傳教的策略吸引華人的關注。西人在東方投資設廠的同時，在招募華工進駐之前通常會對有意參與技能培訓的人提供幫助。但談及西人對中國近代教育做出的最大貢獻，還要提到常常被我們忽略的教會大學。

今日中國的福音堂

中國的教會大學是指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由西方傳教士或教會組織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的一批以西學和教會教育為特色的高等教育機構。其中較著名的有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協和醫學院，上海的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武漢的華中大學等等。這一眾令我們視之眩目的學府，有的更是貴為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北大、蘇大、南大等名流之血親。故教會大學為中國近代教育所作出的貢獻，是值得我們務必去紀念的。

燕京大學匾額，和我們所熟悉的北大是不是很相像？

文史君說：

無論是片面鼓吹西方文明優勢的文明決定論，還是以遺世獨立姿態強硬封閉國家大門的孤立主義，都是絕對不可取的兩種極端心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處於各種目的，我們習慣於將近代以來來華的西人統一打上“侵略者”的標籤。不過近年來，這樣的認識已經有所鬆動。

誠然，近代以來我們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被迫打開國門，這是一段不應忘記的屈辱歷史。但實事求是地說，也確實有一些外國人或機構，為中國的近代化轉型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這也是我們應該承認的。銘記國恥與實事求是，本身並不矛盾。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大國，也應當有大國的心態。誠懇地面對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也是大國心態的重要表現，你覺得呢？

參考文獻：

耿雲志：《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研究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田正平：《教會大學與中國教育現代化》，《文史哲》，2007年第3期

董叢林：《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三聯書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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