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原本能和清朝建立正常贸易关系，但却被“黑天鹅”搅黄了

导读：历史上有很多战争都是由于贸易引起的。“贸易战”是当下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是可能会影响到每个人生活的大事。历史上，从汉朝到清朝都不乏贸易战，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过于注意正史，忽略了从其他角度看待历史。那么，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贸易战？不同时期的贸易战有什么样不同的形态，又给当今带来了什么样的启迪和经验？

作者冯敏飞与著名历史学家马勇一同做客更读书社（东城隆福寺店），针对“历史上的贸易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贸易是古往今来不同国家间、民族间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历史证明，“贸易战”事关国运和大众的生活。二人分别就中国历史上贸易战的焦点：长城内外的贸易战、明朝海禁与大倭寇、清朝闭关锁国与鸦片战争做了生动晓畅的史实爬梳，并对贸易战的内在原因和结构及其风险做了新颖而深刻的逻辑分析。

中国历史上，“四方来贺”成为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对于朝贡者，实行“厚往薄来”的原则。通俗地说，只要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就有朝贡资格。“外藩”都争着向中国朝贡，唯恐没有资格，恨不能每月来一趟。但帝王只不过是图个风光，只要隔三岔五带点土特产就行了，有来必记上史册，向世人、后人炫耀。作家

冯敏飞在他的新作《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千古之叹：史上的贸易战”一节中，提到了历史上中国贸易体系中的奇特景象——“像吸食鸦片上瘾一样欲罢不能”的“朝贡”。

冯敏飞说，今天通常所讲的中美贸易战，是纯粹的经济纠纷，也可以称为“贸易摩擦”，而他在书中所提到的“贸易战”，讲的是由于贸易引起的实战。“历史上有很多战争都是由于贸易引起的。”冯敏飞说，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战争都爆发于中原王朝跟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其中有一部分战争是由于贸易争端引起的。冯敏飞将中国历史上的“贸易战”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不能贸易只能抢”；第二种是“不想贸易只想贡”，第三种是“不敢贸易只敢礼”。

第一种情况，北方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物产有限，中原则物产丰富，平时如果双方有交换的话还好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并不能进行正常交往。有人总结世界上两种人最好战，一种是草原的民族，再一种是岛国民族，这都是因为生存逼迫他们要向外发展，必然也要进行一些战争。我们来讲一些典型的例子。

秦始皇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大商人叫乌氏倮，他跟匈奴做生意做得非常好。秦始皇还表扬他，并让他跟当时的一些文官并排上朝，类似现在当个政协委员一样，可以参政议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某种程度上对贸易重视的程度。由于草原上不能自足，再加上气候如果不好的话，生存就更困难，它就要来抢。

经历过几千年，长城内外大概都是这么一种情况。中原王朝对这种情况当然很恨，也很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也进行过多次的战争。但在冷兵器时代，跟它的战争确实是处于劣势。

冯敏飞说，自汉朝以后，长城内外的贸易战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明朝更加突出。明太祖朱元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片木板都不许出海。在朱元璋时期还是有他特殊原因的。因为那时候他刚刚驱逐元朝，江山不是很稳固。蒙古政权被赶出北京以后建立了北元，而且势力是非常强大的，直到清朝。这是明朝对北方的一种情况。

对南方呢？有海面的人，朱元璋时期争权夺利，造反的队伍有好几支。其中一支是方国珍，把他消灭了以后，但其余部还是在海上继续反抗。这时候封锁主要还是出于军事考虑、政治考虑。这个事情讲起来也很正常，跟清朝是完全一样的。清朝初期实行严格海禁，也是因为不仅面临台湾的郑成功的挑战。在这时期把福建一带的海岸线几十里之内的居民迁移过来，一片木板也不许出海，主要是出于军事的考虑。后来的话，更主要的还是出于要维持朝贡贸易这种价值体系，从这么一种务虚的观念出发。

明朝有两朝是最典型的。一个是中期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

都被瓦剌俘虏了。瓦剌兴起的时候先要求明朝要贸易，明朝不赞同，瓦剌几次生气的结果就是率兵入侵。还好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只要有正常的贸易就可以，后来也是谈判解决了，把皇帝放回来了。

后来一次更典型。嘉靖皇帝对朝贡贸易、一些正常的贸易都要断绝。闭了关，鞑靼不能正常地贸易，就来入侵。结果又和谈，明朝答应它。结果没有贸易多久，明朝单方面又关闭了边贸市场，鞑靼又入侵，如此几次反复。只要贸易一通，两者就和平，不久由于某种原因觉得入侵抢劫更方便，反反复复，北方的事情都是由于这个。我们经常说的“隆庆之治”才短短的六年，有两个特殊的原因。一方面北方的话“隆庆议和”，它的一个要点是刚好抓来鞑靼俺答汗一个孙子，后来谈判解决了。

南方海边则是倭寇问题。倭寇问题绝不像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当时有真正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现在很多史料里都可以看出，因为明朝它想把朝贡贸易作为唯一的渠道，把其他沿海的贸易都禁止

。沿海的人不能下海，甚至打鱼都不让，不允许经商，只好化装为海盗做生意，和日本人差不多，把这个头发一解，被官府抓了杀了以后说这是日本海盗，不至于连累家里人。

福建的官员强烈地要求要开关，说商通海盗就会禁止。每个新的皇帝上任，都会推行一些新政，大家提提意见，福建的官员又提出，赶紧要开关，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开关。对这次开关，有很多学者评价很高，说具有很大的世界意义，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开关的意义不会太大。一个是开放的非常有限，只开放福建漳州陇海的一个小港口，而且只限制漳州跟泉州，也就是闽南一带的通商，所以对整个的范围影响很小。

而这种情况在清朝尤为严重，因为与周边国家的游牧民族相比，西方列强更难对付，因此由于贸易引发的冲突也更加激烈。

马勇对此有着多年研究，他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机制的另一面就是重商主义机制，“抑制它说明重视它，商业本身有力量才需要抑制，给点机会商业就壮大起来。”那么，贸易失衡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马勇说是明朝初年。为什么中国的商业会从宋元时期的自由贸易状态走到明朝初年的畸形贸易形态呢？正是因为中国的管制贸易。马勇注意到，在明清两朝几百年的时间内，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中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为什么我们会‘不想贸易只想贡’？这当中就跟中国文化有关。”冯敏飞说，这里边有一个心理情结。“朝贡贸易到了清朝，就更加地明显了。我有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清朝怎么会阻止贸易呢？清朝是更会做生意的人。”在这里，冯敏飞提到了一个数据，明末有全世界1/3的白银流入中国，共计3.53亿两白银（目前重估约为5亿两），而在这些白银当中，又有25%流入了努尔哈赤统辖的建州女真。从这个角度说，冯敏飞认同《剑桥中国史》中的提法：清朝是貂皮创造出来的帝国。

可是这样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变成闭关锁国，拒绝英国人跟我们的正常往来？冯敏飞说，这也和朝贡贸易

思想有关。正如他在书中所言，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乾隆、嘉庆、道光们却依然幻想用“朝贡体系”的古老方式去解决，冲突怎么可能不日趋激烈？与此同时，马勇认为，中英之间在1793年一次很好的机会没能达成妥协，没能达成互相贸易的往来，非常可惜。

1793年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割给他们一个小岛，之后再开放一个口岸，扩大贸易，最好建立两国之间的沟通管道。我们接着研究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的全部史料，当时清政府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后来为什么又闹翻了呢？我们这几十年来各种解释，西方学者、中国学者，文化的冲突，礼仪的冲突，都忽略了历史的本身。

在跟英国使节谈话中，对大清帝国来说开放一个小岛没问题，而且土地都是大清国的，清政府争过来了多少土地啊？都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史料当中发现一个细节，就在回城的路上，英国使团给中国方面讲了一个在四年前法国巴黎发生的故事。1789年什么故事？法国大革命是现在讲的，当年不能叫法国大革命吧？巴黎街头发生了暴乱，这种消息传递给中国，传递给中国的高层，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的要求。在法国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骚乱，把监狱给砸了，把国王给杀了。清政府在这时候紧接着判断，改变主意，说我不跟你谈了。

那清政府对不对呢？今天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清政府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了欧洲半个世纪的混乱，法国大革命之后，拿坡仑帝国、共和国一直争论来争论去。今天去理解

为什么欧洲的骚乱，中国要和欧洲接轨呢？中国要跟你建立关系呢？

我们要从事实本身去解读，今天从大历史来讲，清政府不理解的是法国的骚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是社会阶级的重新调整。欧洲半个世纪的动荡，也是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阶级的调整。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都能有我们的后见之明，不能用后见之明来解释两百年前的故事。回到当时来讲的话，中英之间在1793年一次很好的机会而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妥协，达成互相贸易的往来，非常惋惜。

冯敏飞：只有提倡“读史明势”，才可能真正“明智”！

人们常说“读史当明智”，但如何明“智”，如何从历史上吸取经验和教训？如何去看待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在新近出版的《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一书中，冯敏飞聚焦中国14个长寿王朝，对其建国立朝70年前后这一历史节点作切片式分析，别开生面图解王朝兴盛衰亡之历史轨迹，对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独到的思考，并根据当下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对历史的某些误区，给出了非常通俗易懂的解释和研究。

冯敏飞注意到，近年来有一股“读史热”，但有些历史读物过于追求“古为今用”，往往变成“权谋术”；有些则仅仅用非常通俗的方式复述历史事件，把历史兑得像白开水。但在冯敏飞看来，不能简单地提倡“读史明智”，而应当提倡“读史明势”，即

千古历史怎么走来，又将很可能怎么走去，只有“明势”，才可能真正“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