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希·弗洛姆在西方的影響很大，但在我國，除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過一陣弗氏著作如《逃避自由》、《健全的社會》、《愛的藝術》、《在幻想鎖鏈的彼岸》等的熱銷外，近十多年來已漸趨冷寂。作為新弗洛伊德主義的創始人，弗洛姆在兩位前輩猶太人思想家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影響下，傾其畢生精力於考察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對市場制度下現代人的精神狀況作出了不少獨到的診斷。發表於半個多世紀前的《逃避自由》，雖然以研究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心理根源為宗旨，但其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精神困境及如何走出這種困境的分析，對於正在努力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社會的中國人來說，不是沒有啟發意義的。
一、現代人面臨的生存困境：自由對人的雙重影響
自古希臘至今數千年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哲學、文化領域，自由始終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特別是近代以來，自由與平等、博愛一起成為資產階級為之浴血奮鬥的偉大目標。近代歐英歷史的要旨，實際上就是謀求擺脫人的政治、經濟和精神枷鎖，爭取更廣泛的自由。確實，自由是如此的美好，“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自由的價值甚至超過了生命存在本身。但是，弗洛姆通過對現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考察，發現擺脫了前個人主義社會枷鎖的現代人，“並沒有獲得能使他的個人自我得以實現，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潛力得以發揮這一意義上的積極自由。自由給人帶來了獨立和理性，但同時又使人陷於孤獨、充滿憂慮、軟弱無力。”“人擺脫了所有精神權威的束縛，獲得了自由，但正是這種自由給他帶來了孤獨和憂慮，使他被一種個人無意義和無權力感壓得喘不過氣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頁。以下引用該書只注頁碼。）
弗洛姆首先肯定了資本主義為增進個人自由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他認為資本主義在新教教義的基礎上，繼續在智力、社會關係、政治上為人類的自由創造條件。首先，經濟自由是所有這方面得以發展的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不再受那種凝固的、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不許人越雷池一步的社會制度的束縛。在我反人人、人人反我的激烈競爭中，能否把握取勝的機會，是你吃掉別人還是別人吃掉你，全在於你自己。個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成員完全可以憑著自己的努力，通過發揮自己的長處，走向成功之路。其次，政治自由也得到了增長。政治自由發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建立了現代民主國家。現代民主的宗旨就是人人平等，政府成員由人民自己選舉產生，人人有權參與政事，任何人只要能兼顧整個國家的共同利益都可以按造自己的旨意行事。但是，弗洛姆認為，上述這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資本主義在擺脫中世紀的各種束縛使人獲得自由的同時，又使人變得孤獨、彷徨、充滿無足輕重和軟弱無力感。對於現代人的這種自由、獨立卻缺乏安全感、孤獨的精神現象，許多西方思想家曾作過生動的描述，如克爾凱郭爾、卡夫卡、Ｊ．格林等。作為精神分析學家的弗洛姆，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作出了獨特的分析。他認為，現代人陷於孤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個人活動原則。“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個人活動原則決定了人必然陷於孤獨之中。”（146頁）個人活動原則雖然加快了“個人化”進程，併成為現代文化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正是這一原則使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聯繫日漸減少，並從而使人陷於孤獨之中，使人變得孤苦伶仃、孑然一身。”（146－147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是自由了，但同時人又成了服務於超個人的經濟目標的工具，面對不依個人主觀願望為轉移的經濟力量，人顯得那樣軟弱無力、無足輕重。“車水馬龍的大都市（生活在這種城市裡的人都有失落感）、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廈、震耳欲聾的無線電廣播、一日三變的新聞報道（人們搞不清究竟哪種報道是真實的）、眼花繚亂的各種演出、跳躍有致的爵士音樂……所有這一切人正面臨著一股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與這股力量相比，人只是一粒塵埃罷了。”（176頁）
通過對前個人主義社會（即中世紀）與現代市場社會中人的生存境況的比較考察，弗洛姆進一步闡述了自由對於現代人的雙重價值。對於中世紀，人們普遍有兩種不同的誤解，即理性主義把中世紀看作是完全黑暗的時期，因為中世紀普遍沒有個人自由；而一些保守的哲學家則經常將中世紀理想化，認為中世紀的主要特徵是團結一致，經濟活動服務於人的需求，相互關係坦率真誠而不象現代人那樣“人對人是狼”。弗洛姆認為，其實這兩幅圖畫所描寫的中世紀的情況都是存在的，“都沒有錯，錯的是都只反應了中世紀的某一端，而未描述另一端”。中世紀與現代社會相比，主要特徵是缺乏個人自由。“在其早期，每一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地位是被固定的。從社會地位看，一個人很少有機會可以從這一階級轉到另一階級之中；從地理位置看，他也很少有機會可以從這一層次或國家遷移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除了少數人例外，絕大多數人必須從生到死廝守在一個地方。甚至人們常常不能穿他們所喜歡穿的衣服，不能吃他們喜歡吃的食物……人的、經濟和社會的生活都被所制定的規則和條約所操縱，這些規則和條約實際上控制了一切，沒有一個活動領域能例外。”（61頁）中世紀的這種生活場景，在現代人看來似乎難以忍受，但與擁有更多自由、更多流動的現代人相比，其另一個特點是具有相與感或安全感。由於人一呱呱墜地，在社會中便有了一個明確的、不可改變的和無可懷疑的位置；由於社會的秩序被視為如同一種自然秩序，而人在這一社會秩序中的地位又是確定的，所以中世紀的人就比現代人少了孤獨感而多了安全感和歸屬感。自中世紀結束以來的歐美史，是個人完全“脫穎而出”的歷史。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個人成長了，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但人類的精神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或帶來了人類精神的副產品。在自由中“獲益”與自由成為一種“負擔”伴隨著這一段歷史。一方面，人可以自由地行動，獨立地思考，成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而不必聽命與人；另一方面，人被拋到了一個孤獨、冷落的世界上，失去了以前他曾享受的那種安全感，失去了以前那種無可非議的所屬感，無論在情感還是精神上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深感孤獨與憂慮。
二、人類揮之不去的兩個夢：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
追求自由，擺脫束縛，謀求獨立，一直是人類的夢想。從個體發生學的角度看，追求自由、獨立的傾向是與人同在的，換句話說，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徵，其內在的動力源於排除“個性化”發展和“內在成長潛能”的障礙。當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個體，切斷了與母體的臍帶時，我們說這個人誕生了，但這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只有從精神上真正切斷了與母體、他人、社會的“原始關連”（Primary ties），意識到自己作為“我”與“他”異在時，我們才真正可以說這個人作為一個個人開始“脫穎而出”了。隨著個體年歲的增長，切斷原始關連的程度越大，對自由、獨立的追求也越發展，也就是說，隨著個體在身體、情感以及精神上日益強化，由個人的意志和理性指導的一種有組織的結構也發展起來了，弗洛姆把這種有組織和協調的人格整體稱之為“自我”。從這一意義上說，「自由與自我同在，自由是人的本質」。
自由是人的本質，追求自由是個體成長髮育的內在需求，人們對此很容易理解；但與此同時，人性中是否還有一種逃避自由、尋求歸屬的需求呢？弗洛姆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通過對個體化進程的考察，他發現個體化過程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長，另一方面則是日益增長的孤獨。“一方面，孩童變得愈加自由，可以發展和表現他那先前被這些束縛他的紐帶所禁錮了的個人的自我。可另一方面，他也日益脫離了那個給予他安全和保障的世界。雖然，個體化的過程是一個個人人格日益完善和強化的過程，但與此同時也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喪失了與他人原始的統一，與他人日益分離。「這種日益分離的狀況可能導致孤立無援，使人產生淒涼的感覺，造成強烈的憂慮和不安」。”（48－49頁）這時人們就會懷戀起處於原始關聯中的安全感，希冀重返溫暖的母體，從而產生“從屬”、“相與”的需求，渴望屈從，擺脫孤獨，尋找精神家園或精神避難所。人類這種既要追求自由、獨立又要渴求屈從、歸屬的精神困境，實際上源於人類特殊的生存狀態與人的本質。人類源於自然又高於自然，又能意識到與自然的對立、異在；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不可能離開他人、社會而存在，但人又是“個體化”的存在。因此，追求自由和逃避自由的衝動，既伴隨個體的成長曆程，又貫穿人類社會始終。在人類思想文化史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努力留下的痕跡。從莊子到陶淵明，從釋迦牟尼到耶穌，思想家們構築起了一個個美妙的精神家園。
從這一思想出發，弗洛姆分析了德國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心理根源。作者發表《逃避自由》一書時，正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鼎盛時期。作為一個受法西斯主義迫害的猶太人，弗洛姆承認法西斯主義的形成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原因，但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在於德國人（主要是中下階級）逃避自由的渴求。“我們不得不承認，德國的數百萬人民，渴望放棄自由的程度，不亞於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們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設法逃避自由，還有數百萬人民則是滿不在乎，認為不值得為自由而鬥爭並作出犧牲。”（16頁）接著，他進一步分析了希特勒的集權主義性格，即施虐——受虐待狂性格。「弗洛姆認為施虐狂與受虐待狂這兩種心理傾向表面上相互衝突，實際上是“共生”的，它們都是內在孤獨感和恐懼感的表現」，從根本上說還是源於逃避自由、擺脫孤獨的需求。受虐待狂之所以要受虐，主要是他被一種不堪忍受的孤獨感和無足輕重感所驅使，企圖通過消滅他的自我（當然這是指心理上的消滅而不是肉體上的消滅）來克服這種孤獨感和無足輕重感；而虐待狂之所以要施虐，強使別人依賴他，絕對地統治別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同樣在於他不堪孤獨，在於他依賴於被他虐待的對象。“虐待狂需要那些受他統治的人，而且非需要他們不可。因為只有他去控制別人了，才深感自己是有力量的，產生力量感。”（192－193頁）總之，施虐——受虐待狂的根本目的就在於擺脫個人的自我，擺脫自由這一不堪忍受的負擔。
除了集權主義（施虐——受虐待狂性格）以外，弗洛姆還分析了逃避自由的另外兩種心理機制，即破壞性與機械的自動適應。所謂破壞性是指一種企圖逃避不堪忍受的軟弱無力感的內在衝動，旨在通過消滅一切必須抗衡的對象來尋求安全。弗洛姆認為，由於持續不斷地遭到來自外界的威脅，人們就會持續不斷地產生憂慮感（儘管人們不一定能意識到），這種憂慮感構成了破壞性的根源。所謂機械的自動適應，是指個人通過消除自由和自我，完全承襲文化模式所給予他的那種人格，消解於“群眾”和周圍環境之中，從而放棄他獨有的個性，變得和周圍的人一模一樣，使自己不再感到孤獨和焦慮。這種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是現代社會中大多數正常人所使用的方法，它類似於某些動物的保護色。現代人往往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意志、情感都是自己的，但仔細分析一下“我感覺”、“我思考”、“我衝動”這些詞的內涵就會發現，其實不然。通過後催眠實驗，弗洛姆發現“許多思想、感覺、慾望甚至感性知覺，雖然我們主觀上以為是自己的，但實際上是他人灌輸的”，“是他人在某種特定條件下向他施加壓力的結果”。（250頁）“他自以為是的那個自我，根本就不是他的自我。”（330頁）例如，問小孩是否喜歡上學，小孩說我很喜歡，實際上這只是父母的願望，而不一定是孩子的真實願望。父母長期教育孩子要學習，要喜歡學習，從而使孩子是否喜歡上學的真實願望壓抑住了：如果小孩回答不喜歡，就必須承受來自父母的強大壓力；如果回答喜歡，就能得到父母的讚賞與認同，久而久之，孩子就認為是自己喜歡上學了。這種機械的自動適應，在現代人中確實很普遍。
在路德的新教中，弗洛姆也找到了逃避自由的思想淵源。路德認為，人雖然不能靠自己的德行而獲救，但假如人有信仰就有望自我拯救。信仰是上帝賜予人類的，人一旦具有了關於信仰的不容置疑的主觀經驗，便可確信自己能自我拯救。路德的信仰這一概念用心理學的術語表述，即：假如你完全地屈從，假如你承認自己是無價值的，那麼萬能的上帝就願意愛你救你；假如你完全通過自我沉淪擺脫了自己所有的缺點和疑慮，那你就不會再感到自己是空虛的，並可進入到上帝的天國中去。路德雖然使人擺脫了教會的權威，但又使人屈從於一個更暴虐的權威，即上帝的權威。弗洛姆指出，路德的“信仰”實際上就是認為要得到上帝的愛首先得屈服這樣一種信念。因此路德的解決方案，實際上也即是現今許多人所使用的方法：他們通過消滅孤獨的自我，通過使個人成為一種個人以外的握有生殺大權的人的手中的工具，來尋找肯定，來尋求安全。從這一意義上說，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確實是一對孿生兄弟。
三、重建人類的伊甸園：自發性的愛與創造性的工作
《聖經》上說，在偷吃上帝的禁果之前，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原本生活在幸福的伊甸園中，那裡有各式各樣的果樹，果樹上長滿了很多悅人耳目的果子，園子裡還有金子和珍珠瑪瑙。園子裡男人與女人之間、男人女人與自然之間非常和諧的相處在一起，充滿著和平，不需要勞動，沒有痛苦。上帝對亞當、夏娃說，園子裡的果子可以隨意吃，除了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可是我們的始祖還是禁不住蛇的誘惑，偷吃了上帝的禁果，從而明白了自身的“赤身裸體”，意識到了“我”的存在。從此，人類被逐出了溫暖、幸福、無憂無慮的伊甸園，被拋到了充滿艱辛的屬人的世界。“蛇”，作為人類精神的助產婆，因為誘使人類的自我意識並使人具有智慧而被迫用肚子走路、終身吃土；女人，因為禁不住蛇的誘惑，不得不承受生兒育女的痛苦；而男人，也因為禁不住女人的誘惑，被迫在土地上辛勤勞作才能養家餬口。自由意志使人類“脫穎而出”，但也使人類失去了樂園，剪斷了與自然的原始紐帶，解除了曾給予人類安全感的“美妙的束縛”。從此以後，人類似乎一直有一種企圖重返伊甸園的衝動，有一種重返上帝那溫暖懷抱的情結。
但是，伊甸樂園是永遠地失去了，正像人出生以後不可能重返母體一樣。莊子可以在他的自由夢境裡齊萬物、一生死，逍遙無待，但餐風飲露、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的“真人”只存在於他的精神世界中，崇尚無己、無功、無名，無非是為了沖淡內心的悲苦，只能算作是一種精神自慰。陶淵明精心構築的桃花源，也只不過體現了他企圖重返伊甸園的心路歷程。從社會發展角度考察，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努力擺脫重返伊甸園的情結，克服集權主義（施虐——受虐待狂性格）、破壞性與機械的自動適應等消極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在追求積極的自由、享受自由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努力消除自由的消極影響，構建起一個既自由又安全、溫暖的人間伊甸園。弗洛姆為我們開出的達致人間樂園的處方是：自發性的愛與創造性的工作。
弗洛姆認為，愛是使人既保持獨立而又不感到孤獨的良方，是連接自由與安全的紐帶，也是現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關鍵。「所謂愛，不是指把自身消融在另外一個人中，也不是指佔有另外一個人，而是自發的肯定他人，在維護個人的自我的基礎上，使自己與他人融為一體」。這種愛包含了兩種相反的因素：一方面它是出於克服孤獨這種需求而產生的，所以它總趨向於合群；另一方面又不磨滅個性。正是這種出於“自發性”的愛，使得自由的固有矛盾——個體化和孤獨感之間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化為烏有。這裡，弗洛姆提出了“自發性行為”的概念。自發性行為不同於強迫性行為，強迫性行為是個人受孤獨和無權力感的驅使而從事的一種行為；自發性行為也不同於自動化行為，自動化行為是指不加辨識地採用外界所激發他的行為模式，“自發性行為是自我的一種自由活動，”“只有人對其自我的基本組成部分都不加以壓抑，只有他對其自身瞭如指掌，只有他生命的各個方面已完成一體化了，自發性的活動才是可能的。”（334頁）自發性活動是使人克服孤獨的恐怖，而同時又不使其自我的完整性受到損失的唯一途徑，因為在自我的自發性實現的過程中，人可以再度把世界、他人、自然和自身結合起來，而愛是這種自發性的最重要的成份。在《逃避自由》出版15年以後，弗洛姆在他的另一部專著《愛的藝術》中，進一步系統的闡述了關於愛的理論。
自發性行為的另一成份是工作。弗洛姆所謂的工作，“不是指為了逃避孤獨而被迫進行的活動，也不是指用自己的雙手同自然建立起一種統治與被統治、崇拜與被崇拜、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而是指一種創造，人通過這種創造性的活動與自然相溝通。”（338頁）只是，現代人的這種創造性活動實在太少了，在弗洛姆眼裡，藝術家算是完全能自發地表現自己的人，他們的思維、感覺和行為是他們自我的表現，當然，這樣的藝術家也包括某些哲學家和科學家。通過愛、工作及其他所有的自發性行為（這種活動既肯定自我的個性同時又使自我與他人及自然聯合起來），個人包涵了世界，把自己與世界連接起來了，這樣，人就不再是一粒孤獨的塵埃了，“他和世界都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他有其適合的位置，因此，對其自身及生命意義的懷疑也頓時消失。”（340頁）而隨著對自身及其在生命中地位的懷疑的克服，個人也就變得愈加強壯和結實，變得既有力量又有安全感。
通過愛、創造性的工作等自發性行為獲得的力量與安全，不同於前個體化狀態下（如中世紀）的安全；同時在這種安全狀態下所建立起來的與世界的關聯也同原始關聯（伊甸園中人類始祖與自然的關聯、自我意識形成之前孩童與外在世界的關聯）迥然不同。這種新的安全不是建立在依賴於外部世界某種權力對個人保護的基礎上（如集權主義），也不是除去生命中悲劇成分的那種安全（如破壞性），而是動態的、在人的自發性基礎上的。這種安全以自由為前提，因為自由是個人“脫穎而出”的條件；但同時又克服了自由的消極影響。弗洛姆為我們描繪的“這種社會的圖案應是這樣的：個人以及個人的成長和幸福已成了文化的目標，生命無須由成功或其他什麼東西來加以證實，個人不再從屬於或被操縱於外在的權力（主要指國家和經濟機器），個人的良心和理想不再是一種‘內在化了的外部要求’、而真正是屬於他的、真正具有了他個人的特色。”（350頁）當然，這樣的圖案只有當將來人能控制社會，並使經濟機構為人的幸福這一目標服務之時，只有當將來人能積極地參與社會過程之時才能變為現實。而弗洛姆認為，用計劃經濟代替社會的不合理性和無計劃性，是最起碼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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