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這年四海昇平，縱有局部的騷動卻也無關宏旨。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關於《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評述，我實在想不出比原文第一章開篇的上述一段話更好的開頭，我們不妨做下修改，也用作本篇文章的開篇。

1587年並不是有轟轟烈烈的戰事或者大刀闊斧的改革的一年，然而《萬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華人黃仁宇，卻在對社會長遠的政治經濟制度發展的觀察之後，對這一年展開了非常精彩的論述。

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略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上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黃仁宇憑藉著其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若干大事的起點。我們不妨稱這種洞察力為“大歷史觀”，用黃仁宇自己的話說，它來源於自己的人生經歷與康德。

我只完整讀過黃仁宇的兩部專著，一部是其自傳《黃河青山》，另一部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這本書《萬曆十五年》。從我高二開始接觸，到現在寫這篇文章，我完整的讀了四遍。每一次通讀感受都大不一樣，可以說黃仁宇用極精闢的若干見解，寫出了一個對讀者來說極有彈性的萬曆十五年。

對於這種由於閱歷而產生的彈性，我們不妨穿插於以下的介紹中。這部關於明朝皇帝、大臣、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等方面的著作。我們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來片面的講述：

申時行

以前我讀這本書是為張居正，讀到最後我才發現書中我最喜歡的是申時行。

為什麼我要將申時行單獨拿出來作一個部分，因為申時行是明朝官場與制度的一個看透者。對申時行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明王朝運行的部分規則。也可以看出今後若干大事今後的成因。我們可以從書中的一句話說起：

身為首席大學士、經筵監督者，申時行有責任使全部程序和諧地演出。

申時行並不是一個有明顯功績的首輔，用其同僚的話講，其政績就如一張白紙。然而申時行的政績恰恰就在於一張白紙。因為申時行看出了本朝治理天下的憑藉，明白了文官集團與皇帝的關係，懂得了和諧演出的重要性。

本朝以“禮”治理天下，而根源不是依靠所謂的法律或者政治來進行管理，孔孟的思想是其核心，更是其統治的根本。朝廷的各種祭祀禮儀是為了鞏固這種道德信念，這種信念不僅可以教化百姓，更可以使文官集團和諧同心、認真辦事。或者說全體臣民要相信一種象徵，但是這種象徵又不同於宗教。

而申時行的任務，或者說首輔的使命，就是通過維持這種象徵來維護國家與百姓、天子與大臣的關係。因為文官集團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早已經與皇權相互制約，所以能在朝廷上罵皇帝的事件也只有在此時的明朝能夠發生。

所以申時行成了和事佬，其實他不是好好先生，他只是想消除官員之間的矛盾而使國家正常運作。他在對皇帝的問題上被指為沒有原則、八面玲瓏。

但是有了前任張居正的前車之鑑，有了對此時朝局的認識，他知道不能再發生動盪。原文有一個極有意思的比喻：

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懂得為臣之道。如果皇帝說他的問題在腳癢，首席大學士就一定要相信這問題在腳癢。

朝廷或者首輔最大的任務是使文官之間、文官與皇帝之間相互信賴，並在他們的共同習慣（孔孟之道）上，使政策順利實行。

因為這個龐大的群體——文官，已經牢牢成為本朝政治、經濟的核心。所以申時行在文官之間要保持足夠的誠意，以便於體制的安定。

但是當問題足夠尖銳，申時行不得不站出來的時候，太傅兼太子太師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也就不能為時勢所容忍了。

萬曆十五年，是萬曆朝皇儲問題的開始，最後內閣首輔申時行在立儲的風口浪尖上辭職回家了。明朝也在萬曆皇帝朱翊鈞和官員無聲的對抗中，開始由盛轉衰了。

文官政治

朝廷所有的衝突，無一不起於文官集團的矛盾。

文官集團可以說是貫穿於本書始終，從萬曆皇帝的家庭問題，到戚繼光的軍事行動，甚至到李贄的身死，都與文官有著直接關係。

上文已經說過，本朝在根本上依靠道德治理國家，而學習孔孟之道的文官們更是這種責任的直接負責人。

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所以，明朝的政事在於體制的安定，而體制的安定在於文官的和諧。張居正死後倒臺的原因就在於他徹底凌駕於文官之上，不肯對文官政治做必要的讓步。

比如書中所提到的官員貪汙的問題。任何一個讀明史的人，都應該對明朝的貪汙有著與其他朝代所不同的認識。本朝官員俸祿極低，所以在文官之間送禮受賄成了風俗與習慣。

而張居正的改革打破了官員們這一點似是而非的不法收入，但其自己的生活卻極其奢華。張居正的賦稅改革極有可能成為明朝的偉大創舉，但也在其身死之後不了了之，不是其做法不對，而是其不能為文官集團所容忍。

後來海瑞被無情的彈劾，也是因為他的做法失去了文官們的普遍同情。

所以能夠為張居正打抱不平的，也就只有李贄這種人了。但是我們卻沒必要對文官們大加指責，因為明朝的文官是一向以維護平衡作為本朝的立身之本。他們個人一定會有私慾，但是如果他們都信仰孔孟之道，在整體上肯定禮儀教化，千千萬萬的百姓也遵守這種道德，這個根本上的農業國家，還是能穩定發展的。

所以當李贄對孔孟發起攻擊的時候，也就註定只能寫下“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詩句，而自殺於獄中了。

經濟制度

按理說，戶部是國家財政的中樞，應該統籌全局，但實際上卻類同於一個大型的會計機構

，只是在賬目上監督各個機關和各個地方政府的出納。

明朝財政制度的缺陷，不宜長篇大論，所以我們可以從書中幾個細節來窺探這個龐大帝國建立之初的暗傷。

如戚繼光軍隊的糧餉補給，竟然來源於政府的側面供應，而不是戶部的統籌規劃。各個地方的政府把規定的數額交給軍事單位，一個衛所竟然接收到十幾個府縣送來的糧食與餉銀，這種補給的調配方式對作戰的影響自然巨大，不是每個府縣都有能力交齊，時間上更是千差萬別。

再比如張居正的功業，對財政制度的改革，竟在短時間內是太倉銀多了四百多萬，這不能不反應出之前制度的低能。

但是這種制度的產生，也和這個以禮立國的農業國家有莫大的關係。《明史》中有關於太祖治國的描述：

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

所以黃仁宇在書中一直強調這樣一種觀點：

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也自然談不上經濟制度上的統籌。

萬曆十五年

我們不在做具體的分析，萬曆十五年是表面平淡的一年，而大風即將起於青萍之末。

我們應該舉1587年的幾件事。

1587年陽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與世長辭。

1587年萬曆朝“上下否隔”的狀態終於惡化了。

1587年丁亥，亦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

1588年1月17日一代名將戚繼光在陽曆這天離開了人間，按照陰曆計算，為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將星西隕之際，我們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

1587年後一年，一個叫李贄的思想家終於決定剃度為僧。

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遼東巡撫注意到一個建州酋長正在逐漸開拓疆土，吞併附近的部落。這位酋長並非別人，據當日記錄稱，他名叫努爾哈赤。若干年之後，他的廟號則為清太祖。

孟森曾在明史的講義中說：

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

《萬曆十五年》是一部學術性與閱讀性都極高歷史佳作，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它甚至被當做歷史寫作的標本。揚聯陞曾說過——無論是作為歷史著作，還是文學作品，這本書都是佳作。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本書即將結尾的時候，黃仁宇用極平靜的語調說出了這麼一段話。每當我讀到這裡也總是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