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英屬印度
第二節 大不列顛皇冠上的明珠
從1757年普拉西之戰算起，東印度公司在次大陸的統治正好持續了一個百年。英國政府將管理印度廣土眾民的重任長期委託給一個貿易公司，是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治理龐大的殖民地，維持統治的軍事支出很可能會超過殖民地所提供的收入，因此，議會一直拒絕直接行使對印度的統治權。於是，公司的特權通過每20年頒發一次的皇家特許狀（Royal Charter）得以延續，而議會則會收到公司支付的每年40萬英鎊的政治獻金。
不過與此同時，英國議會也陸續通過了多條法案以限制東印度公司的權力，如在1813年廢黜公司的貿易壟斷權。英國政府逐步介入印度事務，以確保公司的經營可以令英國本土獲益。1857年北印度兵變發生後（又稱印度民族大起義），公司治理的弊端暴露無遺，英國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完全接手。東印度公司的代管使命至此終結，將統治權移交給維多利亞女王。次年，印度從公司治理時期（Company rule）過渡到英屬印度時期（British Raj）。
1876年開始，次大陸的政治實體被命名為印度帝國（Indian Empire）。次年，維多利亞女王正式加冕為印度女皇。到二十世紀初，印度人口占大英帝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三，是“日不落帝國”鼎盛繁榮的重要基石，被稱為“大不列顛皇冠上的明珠”。
1907年的印度帝國地圖。肥沃的河流平原與沿海地區大都由英國人直接掌控（紅色），而受附屬的土邦則孤立地分佈在一些相對貧瘠的地區（黃色）。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
1857年初，東印度公司的英印軍隊開始換裝恩菲爾德步槍。為這種步槍裝彈，需要先用牙齒咬開子彈的封皮，而封皮上塗有用豬油和牛油製作的潤滑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僱傭兵都認為這觸犯了自己的宗教禁忌，因此拒絕使用。英國軍官決定以強制手段解決此事，關押了不服從者，並將一名與長官直接衝突的印度僱傭兵絞死。5月10號，在德里東北方70公里處的密拉特（Meerut），怒火中燒的印度輕騎兵團射殺了他們的英國指揮官，救出了獄中的戰友，而後連夜向德里進軍。次日，德里的印度僱傭兵打開城門，加入了起事隊伍。他們共同擁戴紅堡中被軟禁的莫臥兒皇帝巴哈杜爾為領袖，宣佈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民族大起義正式爆發。
之前的一百年中，在印度各地發生過不少於四十次較大規模的起義，但都未能突破所在的地區，因此很容易便被鎮壓。但這一次情況顯然不同，自密拉特和德里的印度士兵首舉義旗之後，抗英的號角便在貫穿恆河平原的交通幹線沿途迅速傳播，許多僱傭兵和農民乘勢揭竿而起。如同一顆火星落到了乾柴之上，幾乎整個北印度乃至中印度都燃燒起來了。
這次起義之所以能夠得到廣泛響應，絕不是因為偶然，而是根植於東印度公司治理下各地區、多階層印度人普遍的不滿情緒。我們可以以群體為單位來分析這次起義。總體而言，最積極參與對英國殖民者的武裝反抗的群體是因受剝削而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廣大農民，一部分被剝奪領地的王公，和許多飽受歧視的印度僱傭兵。
農民構成了這次起義的群眾基礎，他們的憤慨源自英國殖民統治最根本的矛盾，即東印度公司對次大陸赤裸裸的壓榨。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富論》中指出，“對那些不幸被其統治的國家來說，（東印度公司）造成了毀滅性的傷害”。公司把追求利潤作為經營的唯一目的，為此不擇手段，缺少基本的道義倫理以及對國民的憐憫。公司董事會與英國議會中的權貴階層，聯手出臺一系列“抽血政策”，如用印度的財政收入來支付英國的國內開支，從印度田賦中籌資補貼英國企業家投資印度等。馬德拉斯管轄區的稅務局長曾言：“我們的制度很像一塊海綿，吸取恆河沿岸的精華，然後把它擠到泰晤士河沿岸。”
1770年，由於無節制的橫徵暴斂（如將農業稅從10%提高到50%），孟加拉地區爆發罕見的大饑荒。貪婪的英國人非但沒有積極賑災，反而因擔心收入下降，變本加厲地榨取金錢。他們採用了一種簡潔有效但殘酷無情的稅收方式，即把收稅權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代理人，而後授權代理人使用強制手段從農民處搜刮金錢。這令本來就十分嚴峻的形勢雪上加霜。近千萬孟加拉人在此次饑荒中餓死，地區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印度農民失望透頂，他們認識到：英國人要比印度本土統治者更為暴虐。
東印度公司通過對印度民眾的巧取豪奪而過著奢侈華貴的生活。圖為東印度公司員工在吸食水煙。
同樣積極發動起義的還有一小部分王公貴族。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殖民者開始推行“權利喪失制”（Doctrine of lapse），以沒有合適的繼承人，或者治理不當等理由，廢黜在輔助金同盟保護下的王公，兵不血刃地兼併其領土。那格浦爾、佔西（Jhansi）等地的拉吉普特王公、奧德納瓦布以及馬拉塔英雄希瓦吉的後裔都被剝奪了王公之位。這些本土領袖對在競爭中戰敗憤恨不已，如今英國人又公開違背簽署的同盟條約，更令他們感到不安。在永久失去國土的危機下，一小部分王公開始組織國民奮起反抗。
英印部隊中大量來自奧德地區的軍人毫無疑問也感受到了亡國之痛。不過，作為這次起義的發動者和核心武裝力量，印度僱傭兵反戈抗英的最主要原因，是因長期受到粗暴對待而積累起來的怨恨。他們在軍隊中缺少晉升機會（印度人最高只能升任排長，即subedar），同時常常受到帶有歧視性和屈辱性的懲罰。1857年初的子彈封皮事件，只是積怨最終爆發的導火索。實際上，在與英國人的戰鬥中，士兵們並不那麼忌諱使用這種可能抹有牛油和豬油的彈藥。
因為範圍廣、程度烈，此次抗英活動被稱為印度民族大起義。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士兵在戰鬥中攜手共進，起義如野火燎原，英國佔領下的城鎮相繼被攻陷，驚慌失措的軍官和文員被殺，殖民者在北印度的統治一度岌岌可危。然而，這場起義從一開始就有著明顯的先天不足——沒有得到一些關鍵群體的支持。
第一個群體是絕大部分印度王公。起義開始時，年邁的莫臥兒皇帝曾寫信給印度各主要本土勢力，敦促他們建立一個聯盟，將英國人趕出次大陸。但這一呼籲如石沉大海，僅有不足百分之一的王公真正參與抗英。一些印度領袖，如錫克族長們和海得拉巴尼扎姆，甚至急切地出錢出力幫助英國人鎮壓叛軍。他們因受到英國人的優待，因此格外忠心。
第二個群體則是夾在英國殖民者和印度農民之間的地主階層（Zamindar，柴明達爾），他們是幫助英國人收稅的中間人。東印度公司為了減少工作量，以及避免與印度民眾的直接摩擦，特意扶植了這一群仰賴英國人授權、忠於英國利益的“孝子賢孫”。柴明達爾直接與大眾打交道，對民間的風吹草動十分清楚，他們充當殖民者的“耳目”，給英國軍隊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情報。
第三個對起義反應冷淡的群體，是當時印度文化水平最高，站在時代最前沿的，最為知己知彼的新知識階層。他們對恢復舊的政治、社會秩序充滿疑慮，且十分反感起義軍中的瀰漫的迷信、愚昧以及反進步傾向。這些知識分子當時尚未發展出成熟的民族獨立理論，還在充當英國殖民者的合作者，並不支持起義軍武裝抗英的行為。
這些掌握知識、權力的群體的缺席，導致此次起義缺乏統一而明確的戰略目標，也未能提出具有號召力的理想。另外，由於事出突然，起義部隊幾乎沒有事先籌劃，實際領導權不確定，軍事行動也缺乏統一協調。兵變後的次年，抗英力量被各個擊破，起義宣告失敗。英國人實施了殘酷的報復行動，燒燬參與起義的村莊，屠殺村民，抗英的僱傭兵被絞死、刺殺乃至炮決。末代莫臥兒皇帝巴哈杜爾被廢黜，這一由巴布爾建立的偉大王朝正式宣告滅亡。印度的舊時代、舊秩序也隨之徹底消亡了。
這場起義中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如拉吉普特首領佔西王妃（RANI OF JHANSI）身先士卒英勇反抗，“以自力求自由”，終以身殉國。
一年多慘烈的抗英鬥爭是印度人朦朧民族主義意識的一次凝聚與爆發。這令萬里之外的英國政府感到震驚，也警示著殖民者需要以更加認真的態度應對印度人民。此時，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正在為資金問題忙得焦頭爛額，因此很樂意將這個危險的攤子交給政府。終於，1858年，英國政府完全接手，開始直接統治印度次大陸。印度歷史進入殖民時代的後半期。
經濟形勢與文化觀念的逆轉
從1757到1947年，英國人殖民印度接近兩百年，期間政治統治權經歷了從公司治理到政府接管的轉變。同樣，英國與印度的經濟形勢，和英國人對印度文化的觀念在這兩個世紀裡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簡單加以概括，即英國人從明目張膽地掠奪印度改為依靠殖民地經濟模式轉移財富，在文化觀念上則從對印度文明的好奇甚至敬仰反轉為蔑視。
十九世紀以前，印度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早期業務就是從印度大量進口商品，以至於十八世紀的英國人發現“（印度紡織品）爬進了我們的房子、我們的衣櫃和臥室”。即使在佔領孟加拉後，由於在產品競爭力上相對印度並無優勢，英國殖民者也只能憑藉軍事力量搜刮和壓榨印度財富。
十八世紀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局面。新機械、公司制度和資本運作方式釋放出強大的生產力和創新能力，令英國工業水平突飛猛進，與印度拉開了差距。從十九世紀開始，印度漸漸過渡到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形態，即出口原材料，進口製成品。英國人通過制定一系列有利於本國的關稅、市場條例等政策，一方面廉價收購農民種植的經濟作物，如棉花、黃麻、靛藍和茶葉，另一方面則把印度作為銷售製成品的巨大市場。印度徹底喪失了自主發展的權利，由宗主國操控，為宗主國服務。
英屬印度時期，在阿薩姆等地的茶園中，上百萬的契約工在近乎奴役的條件下勞作，為英帝國提供茶葉
這對印度經濟無異於災難性的打擊。英國工廠出產的棉布衝擊毫無保護的印度市場，摧毀了次大陸繁榮上千年的紡織工業，為數眾多的印度人失去了生計來源。1834年，時任印度總督的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曾在報告中描述當時孟加拉大規模失業的慘狀：“棉布織工們的屍骨正在漂白印度的大平原”。手工業的凋零導致更多人口湧入本就擁擠不堪的農業領域，再加上殖民政府徵收的高額農業稅，農民的生活也被逼入絕境。1854到1901年之間，饑荒導致的死亡高達驚人的2800萬。
殖民地經濟模式引發了印度財富的空前流失。在古代，最殘暴的印度君主也會將搜刮來的金錢用於國內消費，而如今殖民者卻將印度創造的財富大量轉移到英國本土。印度等殖民地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與繁榮做出了很大貢獻，而次大陸自身卻在這一過程中卻陷入了貧困與倒退。據哈佛學者研究，1750年，印度工業產值佔世界比例為25%，而到了1900年，這一數字已然驟降至了2%。在英國統治下，印度嚴重落後世界發展，遭遇“去工業化”。
早期的英國殖民者雖然在政治和軍事上戰勝了印度人，但在文化層面卻並沒有明顯的優越感。1808年，東印度公司一位少將出版了《印度人的辯護》（Vidication of Hindoos），作者查爾斯·斯圖爾特（Charles Stuart）在書中對印度文化大為讚歎，聲稱印度教可以“使其信徒成為善良的有德之人”，同時譴責歐洲傳教士試圖基督化次大陸的做法。印度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在1813年也曾說道：“總體而言，印度人的閱讀、寫作和算數能力比歐洲任何一個民族都強。”另外，一位英國文官則注意到印度淳樸的民風，說他們 “似乎戒除了常見的罪惡，如偷竊、酗酒和暴力” 。
在東印度公司的僱員中，出現了一批熱衷於探尋次大陸古文明的“印度迷”，開始用歐洲近代學術的研究方法來審視印度。他們對印度的語言、宗教以及社會文化傳統抱有濃厚的興趣。1784年，時任加爾各答最高法院法官的威廉·瓊斯爵士組織成立亞細亞學會（The Asiatic Society），標誌著“印度學”的正式創立。英國印度學家是“重新發現”印度古代史的核心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有成功解讀阿育王石柱上婆羅米銘文的詹姆斯·普林瑟普（James Prinsep），領隊發掘了鹿野苑等重要遺址的亞歷山大·卡寧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等等。這些印度學家的研究甚至影響了當時歐洲哲學的發展，如叔本華的名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吸納了不少佛教和吠檀多印度教的思想理論。
但隨著後來英印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的拉大，另一種意見逐漸佔了上風，印度被視為落後野蠻的半開化地區。最著名的論調出自1835年印度總督顧問麥考利勳爵（Lord Macaulay），他認為西方圖書館中一個書架所包含的知識量就抵得上所有印度傳統文獻。因此，他推論說，殖民政府應該把有限的資源用在英語教育上，培養一批在血統和膚色上屬於印度，但在教養和品位上屬於英國的中間階層。殖民政府根據這一論斷，確定了以英語為媒介的教育政策。
一部分蔑視印度文明的英國官員確實具有很強的使命感。他們相信自己有責任將印度人從野蠻和迷信中拯救出來。在十九世紀中期前後，英國殖民政府實施了一些對社會進步起積極作用的政策，如在1829年出臺法律禁止寡婦殉夫（sati）。1857年，以倫敦大學為模板，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和孟買同時分別建立了印度最早的大學，其主要目的雖然是滿足殖民政府對懂英語、通業務的中下層文員的大量需求，但同時也培養了律師、記者和科學家（如馬德拉斯的本科教育曾培養出了兩位諾貝爾科學家的獲得者）。
今天的馬德拉斯大學
可惜，在民族大起義發生之後，英國政府開始將穩固統治作為施政的重點，暫停了具有進步意義的社會改革，以免引發印度民眾的反感。到十九世紀末，當英國人發現受現代教育的印度人開始復興文化自信，同時根據自由、平等等理念爭取政治權利時，殖民政府的文化政策更是走向反動，轉而與印度的封建、宗教勢力勾結，鼓勵種姓分化以及宗教族群之間的爭鬥，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印度人的反思與覺醒
十九世紀初，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以及被異族統治的屈辱感之下，印度知識分子開始了對自身文明的反思。他們逐漸意識到，千百年來印度宗教沉湎於空想，令得印度民族的體質走向虛弱，生命力趨於枯竭，物質技術長期停滯；印度在政治制度上落後於歐洲，並常因缺乏民族意識而陷入內鬥，給了外來侵略者可乘之機；同時，他們也對印度社會文化中的各種弊端直言不諱，認為一場推動進步的改革迫在眉睫。不過即使如此，大部分印度知識分子也並未全盤否定印度文明，推崇“全盤西化”；他們仍然認為印度傳統文明有其偉大而不可替代之處，尤其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即使是從小接受英語教育的印度精英，絕大部分也沒有放棄印度教（或伊斯蘭教等）信仰。這為民族自信心的重建和愛國熱情的覺醒提供了源泉。
孟加拉是這一反思與覺醒運動的起始地。作為最早被殖民的地區，這裡生活著一批有錢且有閒的柴明達爾地主，他們將自己的兒子送入加爾各答的學校中接受西方教育，從而漸漸形成了一個代表新文化的本土精英群體（bhadralok，“上層人”）。這些文化精英熟悉梵語、孟加拉語和英語文學，在嚮往先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也對印度古典文明飽含情感。他們衣著講究、舉止優雅，所說的英語比英國人更為文縐縐。在歐洲啟蒙精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孟加拉文藝復興”在印度東部興起。
近代印度第一個重要的改革家是羅姆·摩罕·羅易（Ram Mohan Roy，1774-1833），一位出身富貴家庭的婆羅門。他通曉梵語、阿拉伯語和英語，熟悉印度教、伊斯蘭教以及西方文化，創建了宗教改革組織梵社（Brahmo Samaj），既主張革除寡婦殉夫等傳統陋俗，以及繁雜奢侈的宗教儀式，同時也反對基督教傳教士對印度教的蔑視和貶低。羅易認為理性應該成為衡量宗教價值的終極標準。為此，他推崇《奧義書》中的充滿思辨的哲學思想，“託古改制”，主張印度教的滿天神佛只是表象，其本質上是沒有人格化神靈的一神論。
羅姆·摩罕·羅易
羅易呼籲建立開明的印度教信條，取消正統婆羅門的宗教特權，以及對女性和低種姓群體的欺壓，從而使所有人類都享有平等的人格尊嚴。他指出，印度人自身中的分隔和壓迫導致了不團結與內鬥，愛國情感無從形成。羅易同樣關注政治議題，反對英國殖民者在法律上、經濟上歧視印度人與印度企業。孟加拉地區許多進步的學者與企業家都加入了梵社，與羅易聯手推動宗教與社會的進步，其中詩人泰戈爾的祖父就是羅易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作為十九世紀印度文化的中心地區，孟加拉湧現出了許多重要的文化領袖。十七歲即擔任加爾各答印度教學院教師的天才代洛濟奧（Derozio），以英語發表愛國詩歌，被稱為印度民族主義的第一篇宣言。出身貧困的婆羅門學者，擔任梵文學院院長的維蒂亞薩佳爾（Vidyasagar），堅信有教無類，鼓勵非婆羅門子弟接受教育。1856年，在他的支持和見證下，有史以來印度教寡婦第一次合法再婚。
除孟加拉所在的東印度之外，孟買所在的西印度和馬德拉斯所在的南印度的知識分子也在稍晚加入了反思與覺醒的行列，文化運動擴張到了全國。各地湧現出許多社會文化改革的團體和運動，它們由中上層的知識分子領導，尊重傳統，破除迷信，推行現代化，並致力於當地語言的規範與推廣。除孟加拉語之外，馬拉地語、泰米爾語等的報刊也十分興盛，促進了民族主義思想在群眾中的廣泛傳播，推動了整個社會的反思與覺醒，為之後的獨立運動打下了思想根基。
1909年出版的泰米爾語雜誌封面，圖片為“祖國母親”的神話形象。
“實業救國”之風也幾乎在同時興起。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帕西人（Parsi）和古吉拉特人引領風氣之先，投資購買英國紡織機械，在孟買、艾哈邁達巴德等地開辦現代化的棉紡織廠。在這些民族企業家中湧現出了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英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要屬帕西人詹姆謝德·塔塔（Jameshed Tata）。他彙集了足夠建設23家紡織廠的資金，依靠比哈爾南部豐富的鐵礦，建立鋼鐵冶煉企業。1907年，塔塔鋼鐵公司正式投產，實現了印度重工業零的突破。塔塔另一個偉大洞見，是堅信印度工業的未來取決於有無自主研發的能力。為此，他出資成立了印度科學理工學院（IISc，最初名Tata Institute）。這一學院至今仍是印度最重要的理工學府之一。塔塔因此成為印度重工業和理工教育的先驅人物。
在印度人反思與覺醒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再次升溫。由於長期的穆斯林王朝統治，官方文件一直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北印度的通用語印地語，占人口大多數的印度教徒對此提出異議，推動使用天城體梵文字母作為書寫標準。另外，一些印度教徒還發起了反對屠殺神牛的護牛運動，與穆斯林的飲食習慣相沖突。
英國人很樂意利用了這些矛盾，在次大陸施展“分而治之”的拿手好戲。他們選擇了與少數群體穆斯林合作，而後者也希望英國人能保障其特殊利益。穆斯林的文化領袖賽義德·艾哈邁德·汗（Syed Ahmad Khan，1817-1898）在英國殖民政府中青雲直上，接受了爵士頭銜，是效忠派的主要倡導者。他督促追隨者們不要參與國大黨組織的爭取自治權的政治運動，以免政府被占人口多數的印度教徒所主導。1875年，在賽義德的主持下，著名的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最初名為穆斯林盎格魯東方學院）成立，是穆斯林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中心。後來在1916年，印度教徒文化領袖也在聖城成立了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回應挑戰。兩所大學都推行西方文明、科學技術和傳統文化的融合教育，至今仍是印度名校。
賽義德·艾哈邁德·汗
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的濫觴也出現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達雅難陀·薩拉斯沃蒂（Dayanand Saraswati ）於1875年成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將現代文化元素和吠陀原教旨主義結合在一起，一方面認可四大種姓的劃分，另一方面又批判對低種姓尤其是對賤民的歧視和壓迫。他試圖將印度教徒團結到統一的旗幟下，以應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為此，在雅利安社的活躍地域，如旁遮普和恆河流域，達雅難陀效仿基督教的組織形式，在各處建立“吠陀教會”，以促進社眾之間的交流與互助，增強他們對印度教的歸屬感。
雅利安社和其他印度教民族主義先鋒在回顧歷史時，大都傾向於過度美化古印度的文明成就，將吠陀時代或笈多王朝視為次大陸的黃金時期；而之後印度的衰落，則被歸咎於中亞穆斯林和歐洲基督教徒的入侵。與他們相反，不少印度的穆斯林領袖則將自己視為伊斯蘭文明的傳人，在追溯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人的歷史中尋找歸屬感和自豪感。因此，在現代覺醒、文化普及的過程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漸漸培育出了不同的民族情感。這為之後的印巴分治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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