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英属印度
第二节 大不列颠皇冠上的明珠
从1757年普拉西之战算起，东印度公司在次大陆的统治正好持续了一个百年。英国政府将管理印度广土众民的重任长期委托给一个贸易公司，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治理庞大的殖民地，维持统治的军事支出很可能会超过殖民地所提供的收入，因此，议会一直拒绝直接行使对印度的统治权。于是，公司的特权通过每20年颁发一次的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得以延续，而议会则会收到公司支付的每年40万英镑的政治献金。
不过与此同时，英国议会也陆续通过了多条法案以限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如在1813年废黜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英国政府逐步介入印度事务，以确保公司的经营可以令英国本土获益。1857年北印度兵变发生后（又称印度民族大起义），公司治理的弊端暴露无遗，英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完全接手。东印度公司的代管使命至此终结，将统治权移交给维多利亚女王。次年，印度从公司治理时期（Company rule）过渡到英属印度时期（British Raj）。
1876年开始，次大陆的政治实体被命名为印度帝国（Indian Empire）。次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到二十世纪初，印度人口占大英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是“日不落帝国”鼎盛繁荣的重要基石，被称为“大不列颠皇冠上的明珠”。
1907年的印度帝国地图。肥沃的河流平原与沿海地区大都由英国人直接掌控（红色），而受附属的土邦则孤立地分布在一些相对贫瘠的地区（黄色）。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
1857年初，东印度公司的英印军队开始换装恩菲尔德步枪。为这种步枪装弹，需要先用牙齿咬开子弹的封皮，而封皮上涂有用猪油和牛油制作的润滑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雇佣兵都认为这触犯了自己的宗教禁忌，因此拒绝使用。英国军官决定以强制手段解决此事，关押了不服从者，并将一名与长官直接冲突的印度雇佣兵绞死。5月10号，在德里东北方70公里处的密拉特（Meerut），怒火中烧的印度轻骑兵团射杀了他们的英国指挥官，救出了狱中的战友，而后连夜向德里进军。次日，德里的印度雇佣兵打开城门，加入了起事队伍。他们共同拥戴红堡中被软禁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为领袖，宣布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民族大起义正式爆发。
之前的一百年中，在印度各地发生过不少于四十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但都未能突破所在的地区，因此很容易便被镇压。但这一次情况显然不同，自密拉特和德里的印度士兵首举义旗之后，抗英的号角便在贯穿恒河平原的交通干线沿途迅速传播，许多雇佣兵和农民乘势揭竿而起。如同一颗火星落到了干柴之上，几乎整个北印度乃至中印度都燃烧起来了。
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响应，绝不是因为偶然，而是根植于东印度公司治理下各地区、多阶层印度人普遍的不满情绪。我们可以以群体为单位来分析这次起义。总体而言，最积极参与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反抗的群体是因受剥削而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一部分被剥夺领地的王公，和许多饱受歧视的印度雇佣兵。
农民构成了这次起义的群众基础，他们的愤慨源自英国殖民统治最根本的矛盾，即东印度公司对次大陆赤裸裸的压榨。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指出，“对那些不幸被其统治的国家来说，（东印度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公司把追求利润作为经营的唯一目的，为此不择手段，缺少基本的道义伦理以及对国民的怜悯。公司董事会与英国议会中的权贵阶层，联手出台一系列“抽血政策”，如用印度的财政收入来支付英国的国内开支，从印度田赋中筹资补贴英国企业家投资印度等。马德拉斯管辖区的税务局长曾言：“我们的制度很像一块海绵，吸取恒河沿岸的精华，然后把它挤到泰晤士河沿岸。”
1770年，由于无节制的横征暴敛（如将农业税从10%提高到50%），孟加拉地区爆发罕见的大饥荒。贪婪的英国人非但没有积极赈灾，反而因担心收入下降，变本加厉地榨取金钱。他们采用了一种简洁有效但残酷无情的税收方式，即把收税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代理人，而后授权代理人使用强制手段从农民处搜刮金钱。这令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近千万孟加拉人在此次饥荒中饿死，地区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印度农民失望透顶，他们认识到：英国人要比印度本土统治者更为暴虐。
东印度公司通过对印度民众的巧取豪夺而过着奢侈华贵的生活。图为东印度公司员工在吸食水烟。
同样积极发动起义的还有一小部分王公贵族。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开始推行“权利丧失制”（Doctrine of lapse），以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或者治理不当等理由，废黜在辅助金同盟保护下的王公，兵不血刃地兼并其领土。那格浦尔、占西（Jhansi）等地的拉吉普特王公、奥德纳瓦布以及马拉塔英雄希瓦吉的后裔都被剥夺了王公之位。这些本土领袖对在竞争中战败愤恨不已，如今英国人又公开违背签署的同盟条约，更令他们感到不安。在永久失去国土的危机下，一小部分王公开始组织国民奋起反抗。
英印部队中大量来自奥德地区的军人毫无疑问也感受到了亡国之痛。不过，作为这次起义的发动者和核心武装力量，印度雇佣兵反戈抗英的最主要原因，是因长期受到粗暴对待而积累起来的怨恨。他们在军队中缺少晋升机会（印度人最高只能升任排长，即subedar），同时常常受到带有歧视性和屈辱性的惩罚。1857年初的子弹封皮事件，只是积怨最终爆发的导火索。实际上，在与英国人的战斗中，士兵们并不那么忌讳使用这种可能抹有牛油和猪油的弹药。
因为范围广、程度烈，此次抗英活动被称为印度民族大起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士兵在战斗中携手共进，起义如野火燎原，英国占领下的城镇相继被攻陷，惊慌失措的军官和文员被杀，殖民者在北印度的统治一度岌岌可危。然而，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没有得到一些关键群体的支持。
第一个群体是绝大部分印度王公。起义开始时，年迈的莫卧儿皇帝曾写信给印度各主要本土势力，敦促他们建立一个联盟，将英国人赶出次大陆。但这一呼吁如石沉大海，仅有不足百分之一的王公真正参与抗英。一些印度领袖，如锡克族长们和海得拉巴尼扎姆，甚至急切地出钱出力帮助英国人镇压叛军。他们因受到英国人的优待，因此格外忠心。
第二个群体则是夹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农民之间的地主阶层（Zamindar，柴明达尔），他们是帮助英国人收税的中间人。东印度公司为了减少工作量，以及避免与印度民众的直接摩擦，特意扶植了这一群仰赖英国人授权、忠于英国利益的“孝子贤孙”。柴明达尔直接与大众打交道，对民间的风吹草动十分清楚，他们充当殖民者的“耳目”，给英国军队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
第三个对起义反应冷淡的群体，是当时印度文化水平最高，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最为知己知彼的新知识阶层。他们对恢复旧的政治、社会秩序充满疑虑，且十分反感起义军中的弥漫的迷信、愚昧以及反进步倾向。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民族独立理论，还在充当英国殖民者的合作者，并不支持起义军武装抗英的行为。
这些掌握知识、权力的群体的缺席，导致此次起义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战略目标，也未能提出具有号召力的理想。另外，由于事出突然，起义部队几乎没有事先筹划，实际领导权不确定，军事行动也缺乏统一协调。兵变后的次年，抗英力量被各个击破，起义宣告失败。英国人实施了残酷的报复行动，烧毁参与起义的村庄，屠杀村民，抗英的雇佣兵被绞死、刺杀乃至炮决。末代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被废黜，这一由巴布尔建立的伟大王朝正式宣告灭亡。印度的旧时代、旧秩序也随之彻底消亡了。
这场起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拉吉普特首领占西王妃（RANI OF JHANSI）身先士卒英勇反抗，“以自力求自由”，终以身殉国。
一年多惨烈的抗英斗争是印度人朦胧民族主义意识的一次凝聚与爆发。这令万里之外的英国政府感到震惊，也警示着殖民者需要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应对印度人民。此时，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正在为资金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因此很乐意将这个危险的摊子交给政府。终于，1858年，英国政府完全接手，开始直接统治印度次大陆。印度历史进入殖民时代的后半期。
经济形势与文化观念的逆转
从1757到1947年，英国人殖民印度接近两百年，期间政治统治权经历了从公司治理到政府接管的转变。同样，英国与印度的经济形势，和英国人对印度文化的观念在这两个世纪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单加以概括，即英国人从明目张胆地掠夺印度改为依靠殖民地经济模式转移财富，在文化观念上则从对印度文明的好奇甚至敬仰反转为蔑视。
十九世纪以前，印度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业务就是从印度大量进口商品，以至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发现“（印度纺织品）爬进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衣柜和卧室”。即使在占领孟加拉后，由于在产品竞争力上相对印度并无优势，英国殖民者也只能凭借军事力量搜刮和压榨印度财富。
十八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局面。新机械、公司制度和资本运作方式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令英国工业水平突飞猛进，与印度拉开了差距。从十九世纪开始，印度渐渐过渡到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即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英国人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本国的关税、市场条例等政策，一方面廉价收购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如棉花、黄麻、靛蓝和茶叶，另一方面则把印度作为销售制成品的巨大市场。印度彻底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权利，由宗主国操控，为宗主国服务。
英属印度时期，在阿萨姆等地的茶园中，上百万的契约工在近乎奴役的条件下劳作，为英帝国提供茶叶
这对印度经济无异于灾难性的打击。英国工厂出产的棉布冲击毫无保护的印度市场，摧毁了次大陆繁荣上千年的纺织工业，为数众多的印度人失去了生计来源。1834年，时任印度总督的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曾在报告中描述当时孟加拉大规模失业的惨状：“棉布织工们的尸骨正在漂白印度的大平原”。手工业的凋零导致更多人口涌入本就拥挤不堪的农业领域，再加上殖民政府征收的高额农业税，农民的生活也被逼入绝境。1854到1901年之间，饥荒导致的死亡高达惊人的2800万。
殖民地经济模式引发了印度财富的空前流失。在古代，最残暴的印度君主也会将搜刮来的金钱用于国内消费，而如今殖民者却将印度创造的财富大量转移到英国本土。印度等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次大陆自身却在这一过程中却陷入了贫困与倒退。据哈佛学者研究，1750年，印度工业产值占世界比例为25%，而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已然骤降至了2%。在英国统治下，印度严重落后世界发展，遭遇“去工业化”。
早期的英国殖民者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战胜了印度人，但在文化层面却并没有明显的优越感。1808年，东印度公司一位少将出版了《印度人的辩护》（Vidication of Hindoos），作者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uart）在书中对印度文化大为赞叹，声称印度教可以“使其信徒成为善良的有德之人”，同时谴责欧洲传教士试图基督化次大陆的做法。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在1813年也曾说道：“总体而言，印度人的阅读、写作和算数能力比欧洲任何一个民族都强。”另外，一位英国文官则注意到印度淳朴的民风，说他们 “似乎戒除了常见的罪恶，如偷窃、酗酒和暴力” 。
在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中，出现了一批热衷于探寻次大陆古文明的“印度迷”，开始用欧洲近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来审视印度。他们对印度的语言、宗教以及社会文化传统抱有浓厚的兴趣。1784年，时任加尔各答最高法院法官的威廉·琼斯爵士组织成立亚细亚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标志着“印度学”的正式创立。英国印度学家是“重新发现”印度古代史的核心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有成功解读阿育王石柱上婆罗米铭文的詹姆斯·普林瑟普（James Prinsep），领队发掘了鹿野苑等重要遗址的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等等。这些印度学家的研究甚至影响了当时欧洲哲学的发展，如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吸纳了不少佛教和吠檀多印度教的思想理论。
但随着后来英印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拉大，另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印度被视为落后野蛮的半开化地区。最著名的论调出自1835年印度总督顾问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他认为西方图书馆中一个书架所包含的知识量就抵得上所有印度传统文献。因此，他推论说，殖民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英语教育上，培养一批在血统和肤色上属于印度，但在教养和品位上属于英国的中间阶层。殖民政府根据这一论断，确定了以英语为媒介的教育政策。
一部分蔑视印度文明的英国官员确实具有很强的使命感。他们相信自己有责任将印度人从野蛮和迷信中拯救出来。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后，英国殖民政府实施了一些对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的政策，如在1829年出台法律禁止寡妇殉夫（sati）。1857年，以伦敦大学为模板，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同时分别建立了印度最早的大学，其主要目的虽然是满足殖民政府对懂英语、通业务的中下层文员的大量需求，但同时也培养了律师、记者和科学家（如马德拉斯的本科教育曾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科学家的获得者）。
今天的马德拉斯大学
可惜，在民族大起义发生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将稳固统治作为施政的重点，暂停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以免引发印度民众的反感。到十九世纪末，当英国人发现受现代教育的印度人开始复兴文化自信，同时根据自由、平等等理念争取政治权利时，殖民政府的文化政策更是走向反动，转而与印度的封建、宗教势力勾结，鼓励种姓分化以及宗教族群之间的争斗，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印度人的反思与觉醒
十九世纪初，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被异族统治的屈辱感之下，印度知识分子开始了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他们逐渐意识到，千百年来印度宗教沉湎于空想，令得印度民族的体质走向虚弱，生命力趋于枯竭，物质技术长期停滞；印度在政治制度上落后于欧洲，并常因缺乏民族意识而陷入内斗，给了外来侵略者可乘之机；同时，他们也对印度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弊端直言不讳，认为一场推动进步的改革迫在眉睫。不过即使如此，大部分印度知识分子也并未全盘否定印度文明，推崇“全盘西化”；他们仍然认为印度传统文明有其伟大而不可替代之处，尤其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即使是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精英，绝大部分也没有放弃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等）信仰。这为民族自信心的重建和爱国热情的觉醒提供了源泉。
孟加拉是这一反思与觉醒运动的起始地。作为最早被殖民的地区，这里生活着一批有钱且有闲的柴明达尔地主，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加尔各答的学校中接受西方教育，从而渐渐形成了一个代表新文化的本土精英群体（bhadralok，“上层人”）。这些文化精英熟悉梵语、孟加拉语和英语文学，在向往先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对印度古典文明饱含情感。他们衣着讲究、举止优雅，所说的英语比英国人更为文绉绉。在欧洲启蒙精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孟加拉文艺复兴”在印度东部兴起。
近代印度第一个重要的改革家是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n Roy，1774-1833），一位出身富贵家庭的婆罗门。他通晓梵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熟悉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文化，创建了宗教改革组织梵社（Brahmo Samaj），既主张革除寡妇殉夫等传统陋俗，以及繁杂奢侈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对印度教的蔑视和贬低。罗易认为理性应该成为衡量宗教价值的终极标准。为此，他推崇《奥义书》中的充满思辨的哲学思想，“托古改制”，主张印度教的满天神佛只是表象，其本质上是没有人格化神灵的一神论。
罗姆·摩罕·罗易
罗易呼吁建立开明的印度教信条，取消正统婆罗门的宗教特权，以及对女性和低种姓群体的欺压，从而使所有人类都享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他指出，印度人自身中的分隔和压迫导致了不团结与内斗，爱国情感无从形成。罗易同样关注政治议题，反对英国殖民者在法律上、经济上歧视印度人与印度企业。孟加拉地区许多进步的学者与企业家都加入了梵社，与罗易联手推动宗教与社会的进步，其中诗人泰戈尔的祖父就是罗易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作为十九世纪印度文化的中心地区，孟加拉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化领袖。十七岁即担任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教师的天才代洛济奥（Derozio），以英语发表爱国诗歌，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的第一篇宣言。出身贫困的婆罗门学者，担任梵文学院院长的维蒂亚萨佳尔（Vidyasagar），坚信有教无类，鼓励非婆罗门子弟接受教育。1856年，在他的支持和见证下，有史以来印度教寡妇第一次合法再婚。
除孟加拉所在的东印度之外，孟买所在的西印度和马德拉斯所在的南印度的知识分子也在稍晚加入了反思与觉醒的行列，文化运动扩张到了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社会文化改革的团体和运动，它们由中上层的知识分子领导，尊重传统，破除迷信，推行现代化，并致力于当地语言的规范与推广。除孟加拉语之外，马拉地语、泰米尔语等的报刊也十分兴盛，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反思与觉醒，为之后的独立运动打下了思想根基。
1909年出版的泰米尔语杂志封面，图片为“祖国母亲”的神话形象。
“实业救国”之风也几乎在同时兴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帕西人（Parsi）和古吉拉特人引领风气之先，投资购买英国纺织机械，在孟买、艾哈迈达巴德等地开办现代化的棉纺织厂。在这些民族企业家中涌现出了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英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帕西人詹姆谢德·塔塔（Jameshed Tata）。他汇集了足够建设23家纺织厂的资金，依靠比哈尔南部丰富的铁矿，建立钢铁冶炼企业。1907年，塔塔钢铁公司正式投产，实现了印度重工业零的突破。塔塔另一个伟大洞见，是坚信印度工业的未来取决于有无自主研发的能力。为此，他出资成立了印度科学理工学院（IISc，最初名Tata Institute）。这一学院至今仍是印度最重要的理工学府之一。塔塔因此成为印度重工业和理工教育的先驱人物。
在印度人反思与觉醒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再次升温。由于长期的穆斯林王朝统治，官方文件一直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北印度的通用语印地语，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对此提出异议，推动使用天城体梵文字母作为书写标准。另外，一些印度教徒还发起了反对屠杀神牛的护牛运动，与穆斯林的饮食习惯相冲突。
英国人很乐意利用了这些矛盾，在次大陆施展“分而治之”的拿手好戏。他们选择了与少数群体穆斯林合作，而后者也希望英国人能保障其特殊利益。穆斯林的文化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yed Ahmad Khan，1817-1898）在英国殖民政府中青云直上，接受了爵士头衔，是效忠派的主要倡导者。他督促追随者们不要参与国大党组织的争取自治权的政治运动，以免政府被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所主导。1875年，在赛义德的主持下，著名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最初名为穆斯林盎格鲁东方学院）成立，是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心。后来在1916年，印度教徒文化领袖也在圣城成立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回应挑战。两所大学都推行西方文明、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的融合教育，至今仍是印度名校。
赛义德·艾哈迈德·汗
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滥觞也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达雅难陀·萨拉斯沃蒂（Dayanand Saraswati ）于1875年成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将现代文化元素和吠陀原教旨主义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认可四大种姓的划分，另一方面又批判对低种姓尤其是对贱民的歧视和压迫。他试图将印度教徒团结到统一的旗帜下，以应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为此，在雅利安社的活跃地域，如旁遮普和恒河流域，达雅难陀效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在各处建立“吠陀教会”，以促进社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增强他们对印度教的归属感。
雅利安社和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先锋在回顾历史时，大都倾向于过度美化古印度的文明成就，将吠陀时代或笈多王朝视为次大陆的黄金时期；而之后印度的衰落，则被归咎于中亚穆斯林和欧洲基督教徒的入侵。与他们相反，不少印度的穆斯林领袖则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文明的传人，在追溯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人的历史中寻找归属感和自豪感。因此，在现代觉醒、文化普及的过程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渐渐培育出了不同的民族情感。这为之后的印巴分治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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