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谈及“江南”，多数人都会联想起“烟雨朦胧、小桥流水、龙井飘香“等精致温润的画面，这里所涉及的”江南“、显然就属长江下游平原一带的江淮、江浙地区。

然而，这里的“江南”仅是一个狭义概念，其形成历史也并不久远；广义上的“江南”在历史上存在一个漫长的“东移”过程、近代“江南”这区域地理概念的最终形成，与作为“水上长城”的长江军事防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人们观念中的江南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在汉初之时，江南与岭南同属“扬州越地”、统称“扬越”，春秋时虽有吴越政权亘据长江下游平原(即江东地域)，但在中原人眼里，那里就是一片未开发的地方、尚谈不上拥有正式的区域定义名称。

相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古时候的“江南”其实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长江也就是中原与“南蛮”之间的分水岭----楚越之地，在古时候一直就是“蛮荒”的象征、也是犯人流放的指定地域。根据史书里的定义，早期的“江南”其实就是“荆襄江南”。

实际上古代很长时间里的“江南”在荆襄地区

东瓯迁江淮，为当代江南的发展之始

秦始皇三征岭南时，曾“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杀南野之境，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这是东瓯(浙江温州、丽水一带)与西瓯(南越国之前的岭南部族)首次被纳入中央版图，可惜为时非常短暂。

秦亡后，这些地区很快又陷入了割据状态、而且借助秦扶持起来的军队相互攻击，对后来汉朝的再度收复也造成了不小压力。

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及东瓯相继被收复，东瓯王不堪反复被闽越所侵扰，向汉武帝乞求举国迁至汉境。在获许之后，东瓯国四万多军民大举北上、被安置到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位于长江上的芜湖以西)，与会稽郡一道成为了汉朝郡治地域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的江南地区还处在落后的渔猎农耕阶段

《史记·东越列传》载：“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闲”，其后，南楚的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南越的番禺“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都是《史记·货殖列传》里的代表性区域都会，代表着早期“越地”被收复后的发展状况。

自江淮流域的合肥等地首次迎来大量人口之后，其经济发展开始自北向东南辐射到长江下游地区(即江东)，这就是当代江南的发展之始，不过依然比较落后，尚不足以引起朝廷的重视。

在秦汉之时，“江南”基本指的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及江西地区，王莽新朝时首立的“江南县”就位于今天的湖北宜都地区，而江淮、江东区域则尚未正式出现“江南”一说。

最早的官方定义上的“江南县”位于今天的湖北省

两汉时期，以荆襄地区为代表的“江南”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发现，荆襄、巴蜀及汉中地区都是书中的重点争夺地域，其中荆襄地区就因紧扼长江咽喉而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自先秦到三国时期，言及“江南”指的都是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域，而长江下游地区则特指“越地或孙吴”。比如屈原“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说的“江南”就是荆楚江湘之地。

不过，“荆襄江南”的富庶，也带来了东部地区在经济生产上的竞逐。汉代时江淮地区已被初步开发、而长江下游平原的真正发展则是始于三国的孙吴时期。

汉朝时的会稽郡，到三国时已有了“建安、会稽、临海”三郡，而豫章郡，就有“豫章、临川、鄱阳、庐陵”四郡，这都是经济竞逐及人口发展所带来的、也是孙吴要争夺荆襄之地的必要发展举措。

军事竞逐带来了长江沿线的经济竞逐

在自然地利上，“荆襄江南”拥有富饶的江汉平原、也有险阻的高山峡谷，既满足了经济生产的所需、也能在军事防御上有所作为。加上该地区向西可达巴蜀、往东可直取东吴，在割据格局之下，其军事地位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荆州为例，该地区就曾同为三方政权所瓜分，曹魏、蜀汉、东吴各占北境、西东和南境，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名称一样、州治不一的“荆州”，这就是同一地区“竞争白热化”的现实写照。

西晋永嘉之乱后，江东地区首迎史上最大规模移民

长江下游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江东”自居，“江东子弟”一直就是豪迈、血性的代名词。当然，那时期的“江东人”生活甚为困苦，否则也不会跟着项羽造反了。在整个汉朝期间，经济发展的重心也是重北轻南，江东之地也就仅凭“海盐之饶”和“三江、五湖之利”留诸史册(其他的不外乎就是记录吴王叛乱时有所提及)。

自三国孙吴奠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基础后，“江南”就成了南迁士族们的首选之地----最早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称为“江南”正是始于该时期。

东晋之后，长江下游地区终于迎来了“人口红利”

公元311年司马睿“衣冠南渡”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大量南下的人力物力带来了庞大的农业开发，江南“渔米之乡”的雏形开始逐渐形成。

在东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尽管“江南”有时指的是长江下游地区、有时又指的是湖北、江西等地的“荆襄江南”，不过在官方的行政概念上，“江南“始终指的都是长江中游的南部地区。由于东晋王朝没啥军事实力，他们唯有全面依赖长江天险，长江军事防线的发展重心在这时期开始逐渐东移，由此也带动了江东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的南朝政权均定都建康(南京)，围绕着东晋和南朝历史的军事斗争基本都在长江下游地区的防线上而发生、南朝(陈)的历史最后也因隋军攻破长江防线而终。

在南朝“宋梁齐陈”的合力耕耘之下，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与佛教引入带来的“温润文化”蓬勃兴起，从此，“江东子弟”在士族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渐成温文尔雅的群体，“江南文化”的格调也开始伴随着“渔米之乡”逐步成型。

渔民之乡与“江南格调”相辅相成

政治中心南移带来了长江防线的东迁，荆襄“江南”逐渐让位于江东地区

经过南朝及隋唐期间的数百年发展，江东地区已成为比肩关中的富庶之地。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依旧猖獗，若非出于疆域防御的需要，统治们早就想定都于江南地区了。

隋炀帝就曾想在江都(扬州)了却余生，他自然是出自享乐之意，不想最后还是在江南“被了结”了自己的余生。

有了隋唐期间军事经济与政治重心南移东迁的铺垫，宋朝开始成立“两浙路”来管理当代意义上的江南地区，而从前更广义范围的“江南”则由“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来分治——包括了今天湖北、江西、安徽等大范围的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区。

从唐朝的“江南道”到宋朝的“江南路”，唐宋两代的江东地区却还不是今天概念上的江南，如此看来，“此江南非彼江南”的历史还真是漫长！

唐宋时官方定义上的江南

政治意义上的“江南”虽然还是老样子，不过“人文江南”却从经济和文化上开始飞速崛起，到宋朝时早就超越了原来的“荆襄江南”区域。“两浙(路)胜于江南(路)”，此话在今天看上去有点矛盾，知道这段渊源后就会发现，这其实说的是“江南胜于荆襄”的意思，真的有点绕。

当然，荆襄地区整体上落后于江浙也非一蹴而就，看南宋时宋元之间在荆襄地区相持了多久便可知：连续几十年的战乱内耗，再富庶的地区也会变得人烟凋零的。

由于长江防线的东迁，宋朝时的长江天险逐渐变得东强西弱，所以说襄阳城能在这情况下与元军对峙了三十多年、确是我国军事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襄阳城在历史上担负了一千多年的“江南防线”要地

民生经济与军事经济此起彼落，此江南与“彼江南”最终尘埃落定

很多人说，江东地区的兴盛皆因长江中下游平原极为富饶，其实这仅是它在地利上的一个优势；类似的地利条件，荆襄有江汉平原、南方的珠三角平原也跟它并无二致，可见政治事件才是带来江南崛起的最重要成因。

这就好比改革开放后的珠三角、长三角区域，若缺乏政策上的大力推动，也是难以快速拥有今日成就的。

在历代典籍及诗文上，”江南“字眼虽频频出现，不过它们说的却多不是今日的江南(白居易的《忆江南》是少数的例外，因为当时他正任杭州刺史)。

事实上，官方与民间概念上的“江南”真正发生重合是清朝时候的事情，自那时期起，随着长江下游地区“金陵府、平江府、临安府、嘉兴府、镇江府”等重镇的兴盛，“江南”才开始等同于太湖流域、等同于“吴侬软语“。

当代意义上的江南终因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尘埃落定

这也意味着，自明末清初开始，江东地区在朝廷心目中的军事与经济份量才全面超越荆襄地域，前后已历时一千五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东移”历史中，长江沿岸兵家要地的兴衰也是与之同步的；当长江不再是南北之间的军事分水岭时，军事经济就必然会让位给民生经济，江南(包括岭南地区)的经济崛起，也是这历史趋势下带来的结果，虽非必然、却也是一部真实且曲折的经济发展史！

“两处江南一线牵”，人们曾为此有过“何处是江南”的激烈探讨。不过无论”江南“这地域概念如何变迁，百姓生活富足了，就会”天下皆江南“，诸如”塞北江南、西藏江南“等等，我们又何苦纠结于“何处是江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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